从管理学角度分析问题「原创|什么是管理对几个基本问题的批判性思考」

导语

在现代工业文明前所未有发达的当代，我们遇到的最紧要和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技术性或经济性的问题了，而是管理性的问题了。重思管理的基本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贴近管理的本质。我们需要觉知到“什么是管理”以及关于管理的各种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关于这些问题的认知，需要我们自己去持续地探索，求真、求实。

文 / 余菁

什么是管理？

谁是管理者？

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如何判断管理活动性质的好坏？

……

在很多人看来，这类管理的基本问题，在教科书里有现成答案，没有必要耗费时间精力去讨论。在上百年的管理理论发展历程中，已经有一批声名卓著的管理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来解答这些问题。他们提出的各种有影响力的解释，已经成为了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一个个茁壮成长的分支，并在广泛的管理实践中得到了传播和应用。

时至今日，人们常常习惯性地搁置对这些管理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乐于去接受如下的预设：人人都知道什么是管理，人人都知道谁是管理者，人人都知道管理活动的目的，人人都知道什么样的管理活动的性质是好的。

然而，避免触碰管理的基本问题的思维惯性，容易使人陷入认知上的催眠状态。当我们带着这种思维状态参与管理实践时，很容易失去对自己或他人在管理实践中的无知之处的觉知。这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组织生活中屡屡陷入管理困境的思想根源。

什么是管理——管理，必须是科学的吗？

当我们探讨“什么是管理”这个基本问题时，估计99%的人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如下的观点：无论管理到底是什么，管理必须是科学的。

管理，即科学管理。这种认知观念，源自于泰罗的科学管理革命，它构成了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起点。在科学管理理论出现之前，管理活动主要依托于人的主观经验。泰罗观察到，由人凭经验作决定的做法，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效率损失。为了使整个国家和社会免受浪费与效率低下的困苦，泰罗旗帜鲜明倡导科学管理，致力于发展一个效率压倒一切的系统。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绝对的进步意义，即使对今天的世界而言，它仍然拥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环顾我们周遭，仍然遍布各种形式的浪费与效率损失。科学管理理论，依然具有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驱动性力量的巨大潜能。

不过，我们是否保持了对科学管理思想的局限性和阴暗面的必要的警觉？以及是否在内心产生过如下的困惑或追问：到底什么是科学的含义？什么是将科学管理理论付诸实践的行动原则？什么是“科学”或“科学原则”的代价？在什么样的边界条件下，科学原则应该在管理活动中有所收敛与克制，甚至需要从管理活动中隐退，让位于其他有更重要意义的行为准则？

所有这些疑问，与泰罗的管理思想观念中隐藏的阿喀琉斯之踵有关。在他的著作中，泰罗开章名义地指出：“过去，人是排在首位的；未来，（管理）系统必须是排在首位的。”将人作为系统进化的工具与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建构在科学原则的思想基础上的一切管理理论的致命之处。而且，随着管理系统进化到越科学、越先进、越发达的程度，该系统对人产生伤害的程度可能愈盛。泰罗的晚年，沉浸在为自己的管理思想漏洞打补丁的痛苦中。他反复强调，科学管理是一个高度重视人的理论知识体系。任何良好的管理系统必须以培养一流人才为首要目标，确保一流人才更快更好地晋升到高阶的管理系统中去。对批评者提出的“非一流的人怎么办”的质疑，泰罗无力回答，他选择忽略这些质疑，将科学原则视作为管理信条，他主张，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人类活动。

这种被绝对化的科学理性信念蒙蔽的无知是根深蒂固的。它从泰罗的心中萌芽，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信奉科学管理原则的人们，在给现代社会带来发展动力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的不良后果。在泰罗那里，象征科学管理的神杖是秒表。在卡普兰（Robert S. Kaplan）手中，神杖换成了平衡记分卡。卡普兰和波特（Michael E. Porter）说：“不衡量无以谈管理，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则”。这是表征科学管理精神的一句经典论断。对此，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有一句评论：“众所周知，这话是不假，但愚蠢到家也是真的”。

有关管理的真相是，它不仅应该有科学的一面，也应该有非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一面。西蒙（Herbert A. Simon）指出，理性的限度是一个变量。管理原则的应用，必须涉及理性的“限度”问题。相应地，管理理论必须深入研究各种非理性要素或人的行为达不到理性标准的有限理性现象。如果只有科学的一面，管理将沦为单向度的管理，日渐异化为带来意外伤害的冷酷无情的工具。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管理学具有难以驾驭的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复杂性，以致于研究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或是笼统称之为难以言表的、基于经验与智慧的管理艺术，或是将其简单视之为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在观察到人们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性研究对象所做出的回避性选择时，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将这种研究策略上的妥协行为描述为：“躲进技术的避难所”（retreat to technology）。无论是出于急功近利，还是出于懦弱无能，只要我们将与人自身紧密相关的管理活动，完全视作一种技术或科学来对待，那么，科学管理理论很可能会从一座避难所，幻化为埋葬盲从它的避难者们的一座坟场。总之，管理的真相，不可以仅仅是科学的，同时，也不可以任由我们懒惰地用“艺术”一词来包裹它。我们需要沿着科学化的思想方向，在科学之外去挖掘管理的本质。

谁是管理者——管理，是管理者的管理吗？

管理，即管理者的管理——这一思想观念，从科学管理时代被奠定下来，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得到强化与巩固。

管理，究竟应该是管理者的管理？还是，管理正在转变为不怎么需要管理者的管理？再或者是，管理，已经迈入了德鲁克所说的“人人都是管理者”的新世代？上述的几个命题，哪一个才能更好地反映管理者与管理的关系的真相呢？思考这类问题，我们需要重温巴纳德（Chester I. Barnard）的经典之作。巴纳德不使用管理者的概念，他笔下的分析对象是经理人员（executive）。在巴纳德的思想里，隐含一个触及管理者灵魂的拷问：身居经理人员职位的人，都是管理者吗？巴纳德指出，经理人员的工作本身常常是复杂地组织起来的，所有的经理人员都在从事相当多的非管理工作。这就是说，不是身居管理岗位的人所从事的全部工作或活动，都可以被定义为管理——面对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因为陷入了认知催眠状态，都将它忽略掉了。

我们需要觉知的一个事实是：身居管理职位的人，不一定是管理者。借用海德格尔的哲学表达形式，管理者，只能因为他在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工作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福莱特（Mary P. Follett）将管理定义为，通过他人来做事的艺术。在我们身边，通过他人来做事的身居管理职位的人，数不胜数，但精通管理艺术的管理者又有多少呢？任何一个身居管理职位的人，无论他看起来多么像是“管理”一群人的“管理者”，只要他没有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工作或履行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职能，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相应地，他的工作，也不应该被视作为有效的管理工作。在巴纳德的管理思想体系中，管理，是需要管理者的管理。但巴纳德所说的管理，又不可以被约等于泰罗和法约尔所理解的管理者的管理。西蒙深谙巴纳德思想的精髓，他写道：管理行为是团队行为。管理，不是管理者的个人行为或活动。管理，是且仅是管理者为团队合作提供的服务及背后的全部努力。

在现实中，总是不乏这样的“管理者”，在遇到实践问题时，总是苛责他人不够顺从，或埋怨手中的权力和权威不够充分，他们在渴求被赋予更充分的权力和权威的同时，不停地将责任归咎于他人，却拒绝承认问题的根源在于自己的工作思路与方法不当——他们意识不到，自己不是为团队合作而竭尽全力的管理者，更意识不到自己从事的活动偏离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

汉布里克（Donnald C. Hambrick）曾谈到，之所以开发高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一类迷题的刺激：为何像《财富》这样享有盛誉的商业刊物会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浓墨重彩地予以歌功颂德？然而，在实际研究中，汉布里克又遇到了另一个刺激他思考的迷题：为何很多高层管理团队并无多少“团队”属性？品味汉布里克的这两个迷题，有助于我们摆脱教科书中有关管理者与管理的关系的陈词滥调，重返巴纳德在管理理论大道上给我们留下的“管理是合作系统”的路标之下，去进一步开展与管理的基本问题有关的积极有益的反思。

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自其诞生之日起，西方管理理论便将其目的，理直气壮地指向了现代工业对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增长目标的狂热追求。

泰罗将管理设定为任务管理，他所说的每一项任务，都指向了生产性任务。上世纪50年代，德鲁克为管理打上了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的标签。麦格雷戈从Y理论中衍生出来了一个重要论点：如果目标是由外界强加的，员工就不会真心实意地给予承诺。尽管他的这个理解已经贴近了管理的真相，但麦格雷戈的思想基础还是臣服于目标管理理论的——无论是X理论，还是Y理论，管理都以实现经济利益为目标。麦格雷戈倡导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也是为企业财务目标效力的。

前辈管理大师们在思想战场上的妥协与退缩，使得今天的管理学教材将“管理活动的目的”视作一个自带标准答案的议题，读者们被默认对书中阐述的管理活动的目的，拥有清晰无误的共识性理解。《什么是管理》作为一个管理启蒙读本，将现代管理的主要责任定义为价值创造——尽管作者自己也承认，“价值创造”是最常被滥用的管理术语之一。

然而，从事管理活动的企业，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它们更是社会组织，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的社会组织性质决定了，它们不仅要尊重经济逻辑，还要同等地、甚至是更加地尊重那些不可或缺的非经济逻辑。否则，企业内外的人，将会受到深入骨髓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抑制、掠夺与扭曲。道德伦理学者站在亨利·福特的对立面提醒我们，唯有不吝惜于花费时间，人们才能收获信任、忠诚、关爱这些对我们生而为人最富有意义的美好的情感体验。

在思考“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人们犯下的，常常是麦格雷戈式的错误，也是泰罗式的错误。马奇称之为“明智的愚蠢”。马奇指出，我们的文化智慧内生了目的生存的观念。我们往往根据目的定义组织，并根据目的评判组织行为的正当性……我们将（带有先验性目的的）目标强加到智慧人的头上。人为自己设定目的与目标的思想方法，这是明智与理性使然的结果；但是，如果任由预设的目的与目标支配人的一切行动，让像经济利益这样的目标凌驾于人的价值观判断与前提之上，这就是愚蠢。

如何走出“明智的愚蠢”的困境？如何在正确的方向思考“管理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议题？一种可能，是考虑使用逆向思维方法。常识引导我们去进行正面思考，回答管理活动应该干什么。逆向思维引导我们去思考，管理活动不应该干什么？无论取得多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我们都不应该受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蛊惑，纵容某些管理活动对社会造成严重伤害。在价值高度多元的现代社会，有一些多目标约束下的管理活动的残酷后果，是不可逆的，也是无法功过相抵的。

苏格拉底告诉世人：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只顾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像医生，不应该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应该谋求病人们的利益；像舵手，不应该照顾自己的利益，而应该照顾他部下水手们的利益；像一个真正的治国者，追求的不应该是他自己的利益，而应该是老百姓的利益——理想的管理，应该坚持以谋求被管理者的利益为目的。对一个企业的管理者而言，被管理者，不仅包括他周遭可见的上级、同僚和下属员工，还包括消费者、供应商、合作伙伴、社区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的目的，应该是为所有受管理活动照管与影响的人们着想。

如何判断管理活动性质的好坏？

从宏观层次看，评价管理活动的性质的准绳，应该与、也只能与人类的共同福祉紧密关联。这是一种确保人类群体中的任何一小部分成员的行为，始终保持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共情与避免伤害的基础性的社会机制。如果该机制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失去了发挥应有作用的个体的心理基础，人类的道德与正义底线将失守，错误和悲剧将难以避免。

1961年，犹太人对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审判。艾希曼被称为“死刑执行者”，他是德国纳粹发动的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如何尽心竭力地依命令行事。这种逻辑也体现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被告席上的纳粹高管的自我辩护中。如果他们学过管理学，他们将辩称，自己只是像每一位正常的和理性的管理者那样，负责任地履行着对犹太人的有目的和有计划的屠杀职责。艾希曼忠诚地效力于个人的职业目标与利益、效力于他所在的组织追求的目标与利益，他没有去思考，他的管理活动对几十万、数百万犹太人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阿伦特称之为“恶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意指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犯下了滔天罪行却不自知。这是一种无根之恶，令人悲从中来，而当事人对自己的错误毫无反思之意。

当我们以审视管理的基本问题的批判性眼光看待这类现象时，不难发现，艾希曼们的个人悲剧及造成的社会伤害，根源在于这些“管理者”对自身管理活动的正当性的错误认知，他们高度肯定自己的错误行为的正当性一面。今天，我们已经远离两次世界大战半个多世纪了。“恶的平庸”，却没有被尘封进历史。在商业领域，在大量的公司丑闻中，为公司利益、为部门利益而战的艾希曼的影子不停地粉墨登场。如果我们放任自己盲目奉行某一种管理理论、原则或绝对相信某一管理目标的正当性，就大有可能失去对管理活动性质中的恶的觉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忽略自己所造成的让群体走向分裂与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种种过错。

事实上，在现代工业文明前所未有发达的当代，我们遇到的最紧要和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技术性或经济性的问题了，而是管理性的问题了。90年前，梅奥在《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中，引述了与我们相隔一个世纪的智者们的心声：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管理问题是极端复杂的。如果我们缺乏有效的管理以创造出必要的社会团结，文明社会可能因此分崩离析。如果我们在急速的科学技术的变化中失去了保持社会组织的团结、稳定与平衡的能力，我们将感觉到种种陷入瓦解的迹象。梅奥所说的瓦解的迹象，正浮现于当下的全球化危机、数字技术竞赛、后疫情时代等牵动世界各国的大事件之中，它们从各个方向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层层的冲击和重重的管理挑战。令人备感遗憾的是，尽管西方管理学已有百年历程，但到目前为止，人类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彼此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对管理的基本问题的共识性认知。

管理的本质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答案。我们需要觉知到，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认知，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或理所当然的。正确的认知，需要我们自己去持续地探索，求真、求实。有关管理的基本问题的错综复杂的“认知之结”，需要我们正视它们，讨论它们，这样，才有可能去化解那些阻滞我们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团结地迈向共同富裕与幸福未来的思想之结。

关于作者 | 余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 高菁阳（gaojy@sem.tsinghua.edu.cn）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一、批判性思维的定义

在《学会提问》这本书中给过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一共包含三个关键词：能力、意愿和意识。

1. 有意识

有意识，就是知道别人说的话、写的文章不一定对，不管这个人是权威还是亲近的人。

2. 有意愿

即便你从小就知道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结论，可是一般人仍旧“听风是风、听雨是雨”，像个墙头草似的，随波逐流。原因很简单，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中提到：人都是认知吝啬鬼，能节省能量就想方设法地节省。被动接受信息比起主动思考，要简单很多。

3. 有能力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最核心的表现是能抓住要点，提出一系列关联问题。

简单类比：人每天从外界接受到大量的信息，信息可靠性未知。批判性思维就像人大脑的筛选机制，它会把这些信息的拿放大镜去检验，那些结论是可以相信，那些只是作者个人的臆想。

二、批判性思维的价值观

学习批判性思维，是让自己成为事实的朋友，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保持开放的心态，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原则，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仔细观察，许多人的做法并不是为了思想变得更好，而是想方设法维护旧有的观念。在管理学经典书籍《第五项修炼》里，作者提到这些人只是“担心暴露想法这种做法，会伤害到自己”。

特别是你从小拥有的观念，突然有一天发现别人都说这个观念都是错的，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防卫——因为你拥有太久这个想法，有了情感的依赖。

试问一下，你是真的想学习批判性思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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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维是什么

　　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是以逻辑方法作为基础，结合人们日常思维的实际和心理倾向发展出的一系列批判性思维技巧。最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在现代社会，批判性思维被普遍确立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以下是我为大家准备的批判思维是什么，仅供参考!

　　批判思维基本简介

　　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是一种基于充分的理性和客观(批判性思维基于充分的理性 和事实、而非感性 和传闻来进行理论评估与客观 评价的能力与意愿。)事实而进行理论评估与客观评价的能力与意愿，它不为感性和无事实根据的传闻所左右。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能在辩论中发现漏洞，并能抵制毫无根据的想法。他们认为，批评一种观点并不等于批评持有此种观点的人。他们非常热衷于进行激烈的辩论，以探明一种观点的合理性。不过批判性思维也并非仅仅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它还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能力——能够对一件事情给出更多可选择的解释，思考研究结果的意义，并能运用所获得的新知识来解决社会和个人问题。 批判性思维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它还是包括心理学在内所有科学的基础。通过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你就能把真正的心理学同那些散布于电台和书店里的伪科学 区分开来。批判性思维不仅需要逻辑能力，拥有许多其他的能力与性格倾向也很重要。

　　“批判性思维”理念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逻辑知识与逻辑思维能力之间的关系，或者更一般地，是知识和能力之间的关系。显然，任何有成果的思维离不开知识。

　　批判思维基本历史

　　“批判的”(critical)源于希腊文kriticos(提问、理解某物的意义和有能力分析，即“辨明或判断的能力”)和kriterion(标准)。从语源上说，该词暗示发展“基于标准的有辨识能力的判断”。将critical应用于思维，意味着利用恰当的评估标准确定某物的真实价值，以明确形成有充分根据的判断。批判性思维作为一个技能的概念可追溯到杜威的“反省性思维”：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进而指向的结论。20世纪40年代，批判性思维被用于标示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主题;70年代，批判性思维成为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焦点;80年代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恩尼斯(RobertEnnis)1962年就认真分析了“批判性思维”概念，新近的表述为：批判性思维是“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哈贝马斯将批判性思维等同于“解放性学习”(emancipatorylearning)，即学会从阻碍人们洞察新趋势，支配自己的生活、社会和世界的那些个人的、制度的或环境的强制力中解放出来。

　　但是，对批判性思维存在三个基本误解。有人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否定性的，即本质上是发现缺陷。然而，一个批判性思维者不仅仅是悬疑判断。质疑、批判是为了寻求理由或确保正当性，为我们的信念和行为进行理性奠基。因此，批判性思维也是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使人们意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界中的价值、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人们还以为，批判性思维作为一个控制的手段起作用，是有害的、应避免的东西。可是，批判性思维是个人自治的基础。一个自主的人是自我管理的(控制的)或自我指示的。自治使一个人较少依赖并因此较少受他人的规定、指示和影响。还有一个误解是，批判性思维并不包括或鼓励创造性。这源于一个错误观念：创造性本质上是打破规则。相反，创造性常常包括着大量对规则的遵循。一个原创的洞察力恰恰需要知道如何在给定的情景中解释和应用规则。智力是分析的、创造的和实用的信息加工过程三者的平衡。三种主要思维模式是：批判-分析性思维(critical-analyticthinking)、创造-综合性思维(creative-syntheticthinking)和实用-情景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

　　tical-contextualthinking)。对大多数人来讲，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平衡发展是生活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鉴于批判性思维定义的严重分歧，美国哲学学会运用德尔菲(Delphi)方法(反复询问调查+专家意见+直观结果的方法)，将批判性思维界定为：

　　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导致解释，分析，评估，推论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

　　批判性思维没有学科边界，任何涉及智力或想像的主题都可从批判性思维的视角来审查。批判性思维既体现思维技能水平，也凸显现代人文精神。它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探究工具，是教育的解放力量，是人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强大资源。

　　批判思维的思维技能

　　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直接目标是培育好的批判性思维者，即能够整合批判性思维的各种技能并加以有效运用，增强在其他学科学习和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有力工具的自信心、自觉性和具备良好判断力的人。好的批判性思维者既包括技能的维度也包括气质的维度。核心批判性思维技能包括：解释(interpretation)、分析(analysis)、评估(evaluation)、推论(inference)、说明(explanation)和自我校准(self-regulation)。

　　(一)解释

　　理解和表达变化多样的经验、情景、数据、事件、惯例、信念、规则、程序、标准的意义或重要性。1.范畴归类使用范畴进行归类、区分，理解、描述信息的特征和意义。例如，识别一个问题并无偏见地定义其性质;确定对信息进行分类及亚分类的有用方法;使用特定的分类框架对数据、发现或意见进行分类等。

　　2.解读意义觉察、关注和描述信息内容、情感表达、目的、社会意义、价值、见解、规则、程序、标准等。比如，察觉、描述一个人询问某个问题的目的;鉴别特定社会情景中一个特殊面部表情或手势的意义;洞悉辩论中反讽或修辞式询问的使用;解释使用特殊仪器获得的数据。

　　3.澄清含义通过限定、描述、类比或比喻性的表达式来解释或澄清语词、观念、概念、陈述、行为、图画、数字、记号、图表、符号、规则、事件或仪式等的语境的、惯例的或意欲的含义，消除混淆、模糊或歧义，或者为这种消除设计一个合理的程序。

　　(二)分析

　　辨识陈述中意欲的和实际的推论关系，辨识问题、概念、描述或其他表达信念、判断、经验、理由、信息或意见的表征形式。1.审查理念确定各表达式在论证、推理或说服语境中扮演或企图扮演的角色;定义概念;比较概念或陈述;辨识难题或问题，并确定它们的组成部分，同时确定它们之间以及它们每一部分和整体之间的概念上的关系。

　　2.发现论证确定陈述、描述、质疑或图表是否表达或企图表达一个(或一些)理由以支持或反对某个主张、意见或论点。

　　3.分析论证对于那些意欲支持或反对某一主张之理由的表述，辨识它的(1)主结论;(2)支持主结论的前提或理由;(3)深层前提或理由(用以支持主结论之前提的前提或理由);(4)推理的其他未表达因素，如间接结论、未陈述假设或预设;(5)论证的整个结构或推理链;(6)审查那些并不打算作为所述推理的一部分，但作为背景性的、包括在表述整体之内的任何项目。

　　(三)评估

　　对陈述、说明人们的感知、经验、情景、判断、信念或意见的表征的可信性进行评价;评价陈述、描述、疑问或其他表征形式之间实际存在的或意欲的推论关系的逻辑力量。1.评估主张认识那些与评估信息或意见源的可信度相关的因素;评估问题、信息、原则、规则或程序所指示的语境相关性;评估可接受性，即任何特定经验、情景、判断、信念或意见之表征的真或可能真的置信水平。

　　2.评估论证判断一个论证前提的可接受性能够证明该论证所表达的结论可被当作真的(演绎确定性)接受，还是当作很可能真的(归纳或合情论证)接受;预期或提出质疑、反对，并评估所涉及的这些点是否为被评估论证的重大弱点;确定一个论证是否依赖虚假或可疑的假设或预设，然后确定它们如何关键地影响论证的力量;判断合理的和谬误的推论;判断论证的前提和假设对于论证的可接受性的证明力;确定在哪个可能的范围内附加的信息能增强或削弱论证。

　　(四)推论

　　辨识和把握得出合理结论所需要的因素;形成猜想和假说;考虑相关信息并从数据、陈述、原则、证据、判断、信念、意见、概念、描述、问题或其他表征形式导出逻辑推断。1.寻求证据尤其要了解我们所需要的支持性前提，并且谋划寻求和汇集可能提供这种支持性信息的策略;一般地，需要对与决定某个选择、问题、难题、理论、假说或陈述的相对优点、可接受性或合理性相关的那些信息做出判断，确定获得这些信息的合理探查策略。比如，当试图发展支持某人观点的说服性论证时，要判断有用的背景信息有哪些，并形成一个计划，对有关如此信息是否可利用的问题给出一个清晰回答;在断定某些缺失的信息对于决定某一观点是否比相竞争的观点更合理有密切关系之后，要筹划对这些信息的搜索，揭示这些信息是否可利用。

　　2.推测选择阐明解决问题的多种选择，假定关于某一问题的一系列推测，设计关于事项的可选假说，发展达至目标的各种计划;描述预见并设计决策、立场、政策、理论或信念的可能后果的排序。

　　3.得出结论应用合适的推论模式决定在给定的事务或问题上一个人应采取什么立场、看法或观点;对一个陈述、描述、问题或前提集，以恰当的逻辑力等级得出推论关系以及它们所支持、担保、蕴涵或推出的结果或假设;成功地使用推理的各种形式，确定一些可能的结论得到最强的担保、得到手头证据的最强支持，确定哪个应被拒斥，或依据给定的信息应被视为较不合理。

　　(五)说明

　　陈述推理的结果;用该结果所基于的证据的、概念的、方法论的、标准的和语境的相关术语证明推理是正当的;以使人信服的论证形式呈现推理。1.陈述结果对推理活动结果予以精确陈述、描述或表征，以便分析、评估、根据那些结果推论或进行监控。

　　2.证明程序的正当性表述用于形成解释、分析、评估或推论的证据的、概念的、方法论的、标准的和语境的考虑，以便能精确地记录、评估、描述、向自己或他人证明那些过程是正当的，或者以便补救在执行这些过程的一般路线中觉察到的不足。例如，在从事一个耗时而困难的问题或科学程序时，保持记录探究的进程和步骤;对为了数据分析的目的所选择的特殊统计试验进行说明;陈述在评估一篇文献时所使用的标准;当概念的澄清对推进给定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的时候，说明如何理解关键概念;说明对使用的技术方法一直感到满意的先决条件;报告用于旨在以合理方式做出决策的策略;设计一个用于描绘证据的定量的或空间的信息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