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族门阀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为何还要提倡家庭教育

引 言

儒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主体，自汉代独尊以来‚千年传承‚绵延不绝。儒家思想已成为民族之魂的精华，融入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

在儒学的传授与发展过程中家庭教育所起的作用始终不可低估，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成为了儒学生存与成长的主要土壤，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延续了儒学、延续了民族思想的精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家庭教育继承和发展了汉代家庭教育的传统，又赋予其新的内涵。

换言之，该时期的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虽然家庭教育模式仍沿袭汉代以儒学教育为主的传统。

但是，在内容上，完全突破了两汉时期皓首穷经的旧有范式，不断地把史学、玄学、文学、佛学、道学、书法、音乐、军事、医学、科技等等融合进家学传授中来，进而大大扩展并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容，促使魏晋时期家庭教育蓬勃发展，日臻鼎盛。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部分地承担起了传承儒家思想与延续中华文化之责任，从而使灿若星河的中华文明得以在混乱、动荡、分裂的社会中保存下来，并且赢得新的发展契机。因此，探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流行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官学不振与儒学式微导致了家庭教育的崛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分裂动荡，加之玄学倡行，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思潮流行，以及外来佛教的传播，致使儒学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汉武帝确立的儒家独尊格局被打破，故称这一时期是儒学的中衰时期。

比之于儒学衰落，官学教育相较两汉时的繁荣兴盛, 更是一落千丈，呈时兴时废之态。

早在东汉末年，中央太学因战事遭荒废，各地方官学在战乱中难以维系，只有刘表统治荆州时：

“起立学校，博求儒术。”

积极恢复州立教育。据记载，刘表曾统治荆州长达十九年，在这段时期内，荆州汇集了大批来自四方的儒生、学士，设在襄阳的学校，置立官学讲授，是效法洛阳太学而设置的乃是全国唯一的官学。

然而，好景不长，此唯一官学于建安十三年因曹、孙、刘竞相争夺荆州而解散，自此举国上下无一官学。

三国时期，战火稍息，魏、蜀、吴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各就国情，分别采取过一些崇儒兴学、发展教育的措施。

在南方孙吴时期‚《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

“黄龙二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

然而‚因文化落后于北方及政局动荡等因素，直到吴景帝孙休永安元年才正式下诏书，立学官，置五经博士‚命令文武官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入学。不过据《通典·礼十三》记载，此诏“不行也”，成效不大。

在地方，孙吴也设有官学，如孙瑜曾为笃学好古的马普设立学校招纳官僚将士子弟数百人。不过总体而言，孙吴官学并不发达。

东晋初年，官学兴起一个高潮，当时中书监王导、散骑常侍戴邀、太常贺循、尚书仆射荀裕等纷纷上书请求兴学，司马睿也深以为然，一时立太学，设史官，置博士‚形成一股办学潮流。但不久统治集团内部倾轧迭起，叛乱相寻，刚刚复兴的官学陷于停顿。

咸康三年，应国子祭酒袁瑰之请，晋成帝复立太学，但很快又因战事而废。淝水之战后，谢石请复国学‚普修乡校，得到孝武帝支持，官学一度发展较快，但在门阀政治的负面影响下，加之玄风熏拂，办学效果并不理想。

刘宋立国初年，先有宋武帝下诏建立国学，设置博士之举‚继有宋文帝诏令办学、整修孔墓、策试诸生之实。一时间，“雅风甚烈”。

萧齐时期，萧道成、萧颐、萧莺亦先后诏令兴学、精选儒官，有的还亲临国学策试诸生。

南朝梁武帝统治年间，广开学馆，大兴国学，建士林馆，立学州郡，设专科学校，将六朝官学推向顶峰。

陈朝对官学虽然重视，但实属强弩之末‚成效不大。

由上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不振，儒学式微。

受家族门阀盛行与选官制度影响，家庭教育地位提升

西汉高祖刘邦起于草莽，建汉之后，刘邦致力于完成“家天下”的伟业。他大封刘氏诸王，大肆诛杀异姓功臣。高祖之后，文帝、景帝也没有放弃“中央化”的努力。直至汉武帝刘彻，在政治上成功削弱了诸侯藩王的势力，在思想上独尊儒术‚建立起官方的统治思想，终于完成了“家天下”的事业。

这一努力，一方面巩固了刘氏的百年基业‚另一方面也使“家族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及至东汉，光武帝刘秀依靠地方豪族重掌天下，以家族为核心的豪强势力一直左右着东汉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黄巾大起义，彻底削弱了东汉中央政权的实力，地方豪强纷纷崛起，群雄并举，逐鹿天下。

曹魏建立之时，门阀士族己成为了家族组织的典型形态。门阀士族渊源于汉代，儒学与为宦密切结合，由累世经学而致累世公卿。这些门阀士族掌握着政治与经济大权，谯郡桓氏的桓荣、桓郁、桓焉一门三代以明经而为帝王师；弘农儒族杨氏自杨晨至杨彪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

面对门阀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一边竭力抑制其进一步发展，一边又不得不出于现实需要而维护其利益。其中在政治上，魏文帝曹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保障了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家族的兴盛。

在当时的选官方面，察举、征辟制仍然在发挥作用，察举征辟制。相较于九品中正制，更加注重品德修养与文才水平的考核, 并且孝、廉一般得经过官方组织的考试(试经、试策)，才能入仕做官。故门阀士族从家族利益出发，不得不重视子弟后辈的文化教育， 培养能振兴门第的文化英才。

另一方面， 至少在魏晋时代，支撑家族地位的并非族中先祖，而是当代现世的家门子弟，门第的高下依附于现世的政治地位，跻身仕途对振兴门户维护特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门阀士族的名望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士族内不同家族间是有激烈竞争的，地位时有升降。如原先名不见经传的的陈郡谢氏，至东晋时已成为第一等名门望族，而魏晋间有崇高威望的颍川荀氏家族其势力地位一落千丈，一蹶不振。

家族的竞争，即是人才的竞争，各家族都将振兴门楣光宗耀祖的重任放到子孙身上，努力培养有真才实学的家族后代。显然，只有家门子弟富有真才实学，在文化上占有优势，才便于通过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征辟途径，进入仕途，平步青云，以维护和提高本家族的特权地位。

总之，九品中正与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对品、学的要求，促进了以振兴家族为己任的门阀士族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良好的尊学之风与动荡的社会环境迫使士族门阀发展家庭教育

门阀士族虽可以：

“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但也要看到，维护其门第经久不衰除政治、经济因素外，文化因素也极为重要。家学门风对维护门第有巨大的影响。视文化高低论门第，也是当时一个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

梁代沈约在谈及琅娜王氏文学之盛时，在《宋书》中曾坦言：

“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文才相继”对于“爵位蝉联”‚正是文化与门第关系的典型反映。拥有文化优势是成为高门大姓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世家大族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文化上垄断的必然性。视门第为生命的门阀士族，极其重视以文化的高深与绵长强化家族的地位，因此致力于家族内的文化教育。

时局的动荡，现实的苦难，也使得士大夫阶层驰心于学术，以此回避乱世，静心自保。追求个体的不朽与永恒，成为士人们共同的心声。以才艺取声扬名、垂史不朽自然成了他们实现个体价值的标准之一。上至帝王、下至一般士族，都表现出一种历史的主动精神。

曹丕曾说道：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

在以追求不朽为动机的主动精神中，人们以各种方式重新塑造自我来获得自我确认。在玄思、谈辩、吟诗、作文、挥弦、书法等活动中展示自我才能与风采，这些恰是门阀士族子弟的追求。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的异常发达应该说与门阀士族子弟的这种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

结 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不振、儒学式微以及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等因素的促进，才使得与门阀制度相伴随的家庭教育成为了当时教育系统的主体。

正是家庭教育独特的历史特点与大为扩充的教育内容，才造就了儒、道、佛、玄等各种学说思想的共生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在文学、史学、书学、音乐、医学等方面培养了大批的专门人才，留下了诸多造福后人、流芳百世的典籍。

虽然家庭教育有其自身的局限，但瑕不掩瑜，其在中国教育的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始终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宋书》

《南齐书》

《三国志》

《魏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门阀制度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那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士族制度是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是士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背景。
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萌芽。东晋时士族的社会地位已高得无人可比，他们编写士族家谱、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出现了士族、庶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士族官位世袭制和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完全确立。
政治上，梁武帝时，为了保证士族的社会政治地位，曾大量增设官位以安插求官的士族地主，使得这些士族子弟凭借父祖的资荫，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即使同为官吏，士族的升迁也快得惊人，不百日就能升至显要官位，像王、谢那些一等大族的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业被冠带”。
在经济上，他们泄渡为地、封锢山泽。
在社会地位上，士族“视寒门之子轻若仆隶”，为了维护士族的特殊地位，他们不与庶族通婚，与庶族不同座、不同食、不同行，即使都是显贵，士族和庶族之间也差之千里。
自魏晋以来，由于士族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能保证他们坐享一切，使得他们“不乐武位”，不肯“屈志戎旅”，这时，那些寒门庶族乘机以军功为进身之阶开始显露锋芒，以庶族为代表的军人势力逐渐凌驾于世家大族之上。士族已是腐朽和愚昧的代名词，这些人政治上不求进取，生活上贪恋安逸，成了社会的腐朽之木，已为时代的发展所不容，开始走向没落。
从发展过程看，士族制度萌芽在东汉，形成于魏晋，它的发展是在南北朝时期，衰落于南朝末年，被废除是在隋唐时期，其势力被彻底扫荡是在唐朝末年。士族制度是历史的产物， 它集中地代表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落后和腐朽， 这就注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用历史的眼光看，士族制度的衰落过程，也就是庶族发展并逐渐取得政治地位的过程。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任何落后和腐朽的势力都阻挡不了它前进的步伐，这就是历史做出的结论，也是历史给后人的启示。
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经历了萌芽、发展、兴盛和衰落、消亡的漫长过程，对士族制度的评价也应该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
同时，在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士族制度决定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这种说法有点片面，并不是士族制度决定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地方割据势力混战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成了士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历史背景。

本身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发展的产物，在东汉时期已萌芽

大家要知道士族制度本身就是世家豪族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发展的产品，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进入到了萌芽发展期。到东晋时期士族的社会地位已经无人可比，具体表现不仅仅他们能编写士族家谱和垄断政治，而且还排斥庶族寒门，尤其是士族官位的世袭制及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都显露无疑。

到梁武帝时期为了能够保证士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在政治上他曾大量增设官位和安插求官的士族地主，这让士族们在政治方面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就算在朝堂上同为官吏，其士族的升迁速度也快得惊人，可以说不到百日就能成王成相。在经济上士族也占据大的优势，轻松可以实现泄渡为地和封锢山泽，这些都是平常人做不到的。

士族为了维护特殊地位不与庶族通婚，政治上的不求进取让他们成腐朽代名词

在社会地位上士族们为了维护自己特殊地位，不仅仅不与庶族通婚、同座、同行，而且还不与庶族同食，以来显现地位的尊贵。从魏晋开始正是因为士族们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所以让他们更喜欢坐享其成。朝廷之上士族们不喜欢从事武职，更不喜欢带兵打仗，这就给寒门庶族们以乘之机让庶族开始在军功方面显现锋芒。

进而导致士族们开始成为腐朽和愚昧的代名词，他们在政治上不求进取在生活上贪恋安逸，成为了时代发展进步的障碍，逐渐开始走向末路。如果从发展情况看，士族制度萌芽在东汉形成于魏晋，发展是在南北朝时候，衰落在南朝末年。直至隋唐时期被完全废除，其势力被彻底清扫是在唐朝末年。

士族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落后腐朽，也就注定了它灭亡命运

从士族制度整个历史情况看，它是历史的产物能集中代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落后，这也注定了它的灭亡命运。倘若用历史发展眼光看，士族制度的衰落就意味着庶族发展的开始。历史的滚滚车轮在向前滚动中，任何腐朽和落后的势力都阻挡不了它的前进，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些落后和腐朽势力被历史车轮给淘汰和碾压。

正是如此不能说士族制度决定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而是它为一个特定时期发生的历史现象。对士族制度的评价往往不能主观评论，只能将它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进行评价和分析才行。士族制度只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等，并导致了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