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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一朝对变革所做的努力为何还是没能扭转清朝走向没落的颓势

1861年咸丰皇帝死后,他六岁的儿子载淳(同治皇帝)即位,咸丰给载淳安排了顾命大臣为其辅政,但没过多久,慈禧就联合恭亲王奕䜣除掉了辅政大臣肃顺等人 。当时慈禧还没有独裁专政,朝中是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大臣们作为主导,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他们也有了想要主动求变的想法,清朝一度出现了被称之为“中兴”的局面。
同治中兴期间,朝政局势稳定,与外国列强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和,太平天国被镇压,捻军被消灭,洋务运动风风火火的开始实施。但这些看似美好的局面,却没能让清朝免于灭亡,在甲午战争跟日本的对抗中更是

1861年咸丰皇帝死后,他六岁的儿子载淳(同治皇帝)即位,咸丰给载淳安排了顾命大臣为其辅政,但没过多久,慈禧就联合恭亲王奕䜣除掉了辅政大臣肃顺等人 。当时慈禧还没有独裁专政,朝中是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大臣们作为主导,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他们也有了想要主动求变的想法,清朝一度出现了被称之为“中兴”的局面。

同治中兴期间,朝政局势稳定,与外国列强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和,太平天国被镇压,捻军被消灭,洋务运动风风火火的开始实施。但这些看似美好的局面,却没能让清朝免于灭亡,在甲午战争跟日本的对抗中更是惨败。同治中兴为什么没能让清朝变得强大?是因为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天然的致命缺陷,那到底是有些缺陷呢?

第一,中兴还是以保守派为主,以“礼”为核心,并没有建立有助于社会转型的法治体系。“礼教”是中国古代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到了同治中兴时期,还是遵循以往的旧制度,以“礼”为法,那些保守派的大臣只是想修复一个以“礼”来作为运转法则的旧式社会,并没有想到,更不会去尝试建立一个以“法”为基础的新式社会。既然固守“礼”的使命感,那么保守派就没有打算要打破社会等级秩序,反而还一直在极力维护原有的等级和价值观。

胡雪岩

第二,国家重农抑商的观念依然没有改变。晚清的商人虽然富可敌国,但是在以权贵为主导的政治秩序面前,他们的财富显然并不保险,面对权贵的施压,商人们还是毫无还手之力,就比如徽商代表人物胡雪岩,曾经号称首富,最终却落得个被抄家的下场。反观欧洲社会,在他们的社会转型期间,商人是推重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而清朝商人在权贵的制约下,他们的财富和智慧都没办法发挥充分的作用。

第三,没有建立新的财税金融体制。清朝海关的税收一直让很多外国商人头疼,每个地区每个港口的税收都不一样,而且税收标准经常变,甚至换一个官员就有可能换一套标准,所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英国人就提出了“协定关税”这一条约。

瓜尔佳·文祥

现代化的海关对国家财政是非常重要的,但清政府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像文祥这样的同治中兴名臣,也对此缺乏基本的认识,他曾与英国的罗伯特·赫德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文祥说:“如果你们外国人愿意离开大清的土地,回到自己国家生活,让大清能过上平静安稳的生活,我们愿意把你们带给清朝的所有海关增收都给你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即便是文祥这样的政治精英,也没有意识到现代化金融体系的重要性,更谈不上去做改造了。他们宁愿放弃这些海关收入,来换取回到闭关锁国所谓的宁静之中,这样的眼光也的确很难让清朝走向现代化。

第四,意识不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古代的中国一直都是重农抑商,几千年的观念根深蒂固,明清两朝都有过闭关锁国的时候。清朝乾隆皇帝虽然很喜欢一些西洋的新鲜玩意儿,但从根本上,他还是将这些西洋玩意儿视为奇技淫巧,觉得没什么大用处,也就没有对外贸易的必要。到了同治时期,那些政治精英们对新鲜事物的认知并没有超越乾隆的水平,他们依旧认为对外贸易是对中国制造业的一种危害,会挤占国内产品的市场。所以即便是清朝末期,也没有放松对外贸易这项政策。

第五,现代化教育没有得到普及。同治中兴虽然兴建了京师同文馆、天文算术馆等现代化的教育场所。但这些新式教育对于清朝来讲几乎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到效果,科举依旧是读书人的终极目标。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就是同治时期的科举进士出身。可见,对读书人来讲,旧学还是更有利于他们的前途,而新式教育并没有得到重视,更谈不上全民教育体系的普及。

第六,现代化进程中束手束脚,顾虑太多。恭亲王奕䜣虽然承认铁路的作用和潜力,但他同时担心铁路会给传统运输行业带来致命打击。京师同文馆对翻译外国科技著作充满热情,但又害怕这些新思想会动摇清朝的统治,因此大量著作被翻译后,并没有公开发布,而是束之高阁。后来这些中国翻译的书籍却被日本维新派视为珍宝。

慈禧

第七,中兴名臣的落幕,慈禧的独裁让清朝又回到了老路。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瓜尔佳·文祥在1876年去世,恭亲王奕䜣也受到慈禧的猜忌和排挤,逐渐被边缘化。随着慈禧权力不断扩大,曾经在同治中兴发挥重要作用的官员,手中权力不断缩小,也越来越无所作为,同治中兴短暂出现的兴旺气象也荡然无存。

在同治中兴时期,虽然朝廷已经意识到要采取重大变革来应对危机 ,但却没有找准变革的方向,由于各种顾虑太多,他们选择了从过往经验中寻求出路,希望用旧的思维方式和制度来应对新的危机,这样的做法并不能使清朝得到本质的改变。同治中兴只停留在技术上,而没有推向纵深领域,也使得这次近现代化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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