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为什么家长舍得在教育上花钱呢,吉林街小学吴飞

所有人都有损失厌恶的情绪，没有人愿意从中产阶层降到普通阶层，而教育投入就是避免阶层下降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未来用来获取价值回报、维持阶层的方式会越来越多。

如果您是家长，那4月上映的印度电影《起跑线》一定或多或少的映射了孩子求学路上遇到的种种坎坷。反观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通过省吃俭用为孩子报辅导班、学习特长几乎成为父母们的“标配”。而买学区房、上私立学校、出国留学等“重金”活动则成为了中产阶级家长们的共同追求。

进入5月，先后迎来了“幼升小”、“小升初”的高潮，“赢在起跑线”再次成为一个紧箍咒，提醒着中国的父母们“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一焦虑在中产阶层中的体现尤为明显。

具体来看，对子女成年前的教育投资以及成年后的资金支持成为中产人群主要的日常支出，其中，以对成年前的教育支出尤为突出。笔者此前与嘉信理财展开过一项针对中产阶层的调查。我们以年收入12.5万至100万之间的个人或家庭为样本，调查了他们的支出占比。数据显示，在35岁至44岁的中产人群中，60%将子女教育作为首要支出（投资）目标；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中，40%将资助子女买房或创业作为重要支出（投资）目标。对子女的支出，特别与教育相关的支出，可以说是中产阶层主要的支出之一。

在笔者看来，国内的中产之所以愿意耗费巨资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事业，主要受焦虑情绪驱动。这种焦虑来源于众多因素的作用，本文并不试图追究中产阶层的子女教育焦虑背后的制度、机制和文化根源，也不讨论焦虑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而是希望从金融学的角度，帮助大家理解焦虑形成背后的原因。

如果要说清子女教育过度投入的原因，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为了养儿防老。在传统思维中，养儿防老是个顺理成章的概念，但它本质上其实是个金融问题。

金融学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认为，如果用金融概念作解释，养儿防老的本质就是一项金融交易。

从古至今，人们知道如果要实现生命的长久延续，仅凭一人之力是不够的。天灾人祸、生老病死，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生存的障碍。所以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利益交换显得必不可少。

原始社会时期，这种利益交换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当时人们靠打猎野生动物、采掘野生果菜养活自己。在那种生产方式下，如果不在部落之内共享猎摘成果，女性或者没有摘到果实的人很快会饿死。

在农业社会，利益交换则存在于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养子防老的本质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子女便成了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

在中国，这一观念延续到了现在。教育成为了非人格化的方式，家长通过教育下一代，从而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进行跨时间的价值交换。

除了养儿防老的传统之外，就行为金融学角度来说，中产之所以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如此之多并产生焦虑，更主要是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情形的恐惧，即我们所说的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

在中产们看来，得到的金钱、社会地位随时可能会失去，而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所有人都厌恶和恐惧的。对下一代进行不断投入，成功营造了一种对子女有所付出并有回报可以期待的错觉，从而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

这个观点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行为金融理念：人类在伴随风险的不确定性中下注的话，通常倾向于下注已知的不确定类型，而不是未知类型。

比如，盒子里有100个球，如果已知当中有50个是红色的，你可能愿意参与赌随机摸出的球为红色的游戏。但如果盒子里究竟有没有红色都是未知数，那么愿意为之下红注的可能性则会小的多。

对于教育的投入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有各种方式可以达到保住现有社会地位的目的，但是从中国历史经验来看，教育投资在改变或保全社会地位方面具有相对确定性。家长会对下注子女教育趋之若鹜，这背后都可以用金融学的理念来解释。

此外，中产阶层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心理也是造成焦虑的部分原因。

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都是通过观察身边的变化来体验生活的。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效用（或幸福感）的变化，而非最终效用（或幸福感）数量或等级。举个例子，公司里两位员工晒年终奖，一个人获得5万元，一人获得1万元，第一个一定比第二个更幸福吗？如果第一个人年初预计今年的奖金是10万元，而第二个压根没想到能获得奖金。很明显第二个人感觉更幸福，虽然他的奖金更少。基准点（或期望值）的设定会直接影响最终的心理效果以及作出的选择。

这个理论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面对下一代教育的问题，中产阶层受到的困惑和压力往往更大。很多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中产阶层，自然他们的底线（基准点）就是保住现有的社会地位，并向更高的顶层阶层看齐。因此，大部分中产事实上是以顶层家庭作为基准点的。而加强教育投入就是保全现有地位、并向顶层家庭看齐的表现之一。

相对而言，顶层的家庭由于没有绝对更高的基准点可以设立，因此焦虑的程度会有所缓和。而底层的家庭则无法耗费太多成本，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没有精力以及资源设立等同于中产阶层的基准线。由此，中产阶层成为在教育问题上最为焦虑的一个群体。

另外，人们渴望消除潜在的损失，因为损失造成的痛苦大于等量的收益带来的快乐。简单说，一定量的损失造成的伤害是等量收益所带来的快乐的两倍。在面临风险决策中，为了规避损失，大多数人宁愿承担失去更多的风险。

这个理论如果套用到我们的话题，就意味着从普通阶层升到中产阶层，你的幸福感增加了，但这个幅度只是从中产阶层降到普通阶层的痛苦感的一半。所有人都有损失厌恶的情绪，没有人愿意从中产阶层降到普通阶层，而教育投入就是避免阶层下降的一种主要方式。虽然从成果而言，教育投入巨大并且产出的效果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但是大家都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来防范阶层下降带来的痛苦。

综上所述，无论是养儿防老还是损失厌恶，中产阶层都或多或少的将教育 “金融化”了。事实上，随着金融市场的日益开放和成熟，用来获取价值回报、维持阶层的方式越来越多。

笔者以为，一份合理、完善、严谨的财务规划和多元化的投资计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中产们已有的利益，从而让孩子从“过度教育”中解放出来，回归真正的素质教育，也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

希望类似印度电影《起跑线》那样的闹剧，不要在我国的中产阶层身上发生。

STEAM教育在中国，哪些中小学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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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的个人履历

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顾问，浙江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浙江传媒学院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特聘教授，钱江学者。
目前担任Chinese Media Report Overseas（USA）副主编， 《国际新闻界》、《中国新闻年鉴》编委、《新闻实践》编委、是《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中国传媒报告》、《浙江大学学报》等著名学术刊物论文评阅人。
吴飞教授早期从事编辑学教学与研究，著有《新闻编辑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该书是编辑学著作中最有理论深度的一本，被众多高校指定为编辑学教材。2003年获得复旦大学博士学位，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从事传媒法研究，著有《大众传播法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和《妥协与平衡——西方传播法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是中国传媒学者中从事传媒法研究比较深入也是成果较多的学者之一。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从事传播社会学方面研究，成果为《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南方日报出版社），是国内第二个（第一个是吴飞教授的同门师弟云南大学的郭建斌教授，他们同为张国良教授的弟子）将民族志研究引入传播学并有较好科研成果的学者。博士后出站后吴飞教授奔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传播人类学。其著作《大众传媒经济学》曾被列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考试参考书目，著作《新闻编辑学教程》、《传播、文化、社会》和《大众传播法论》被多所高校列为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网络传播》荣获201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成为浙江省新闻传播学学科荣获此项殊荣的历史性突破。2009年5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是21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系列教材，该书系统阐述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著名新闻人物。该书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践，是中国大陆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的代表性著作。
吴飞教授在《社会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当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浙江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国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70多篇，其中近60篇被CSSCI收录，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主持省部级以上重点课题五项，目前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实践与趋势研究》，将传播学研究引入到国家治理层面。
吴飞教授一直进行跨多学科的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的广泛天地，其学术足迹涉猎编辑学、传媒经济学、传媒法、传媒与社会、传媒与人类学、新闻专业主义和国际传播等诸多领域，是目前国内传播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广泛涉猎多个学科领域并有着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吴飞教授是个理论功底深厚并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传播学者，其个人在学术上日渐成熟，是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少壮派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