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制度的根本属性,教育公平的重点是

肖罗：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制度的根本属性

教育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国家民族未来。“教育公益性原则”和“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都指向教育公平。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教育公平也有较多的论述。在我国，教育的公益属性在任何时候都处于首要位置，不能丢开公平谈效率，更不能为了效率而伤及公平。所以说，教育公平是我国教育制度的根本属性，更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工作的价值底线。当前，我们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期。在部分教育欠发达地区，返贫防控的任务依然艰巨，这就更需要在返贫防控中进一步发挥教育持续稳定长期的作用。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大力振兴乡村教育，在招生等方面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以乡村教育的振兴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

原文链接：教育公益性原则事关民生福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与解放。它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对于人类命运的普遍关切。这种光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化思想遥相呼应，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想主义形成了强烈共鸣。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基因、文化诉求、文化心理上的共通，才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并在革命实践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所以，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看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积极有为的价值观。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成为了诠释中国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与方法，使得中国文化古老的道德生命焕发出了现代光辉，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得到了延续、发展与创造性转化。

原文链接：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虚无主义是五四时期特殊而又普遍的精神现象。为了超越虚无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精神的纵欲、物质的纵欲、逃遁的虚无与另类的虚无。老师辈的苦闷，是彷徨在新与旧之间，而学生辈的痛苦，则是在各种新思想面前无所适从。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让年轻知识分子暂时获得了以行动解决虚无的机会，然而运动落潮之后，又陷入了理想破灭之后的第二轮苦闷。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了寻找主义与组织的激进道路。从1915年到1925年，是广义上的五四时期。在这十年当中，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何以发生？到五四后期，为什么知识分子告别了启蒙，一步步走向了“主义”和“组织”，最后终结了五四时期，开始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国民大革命？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有多种角度和途径，然而，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角度来说，有一个之前的研究相对忽略了的问题，即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虚无与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摆脱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境，五四知识分子先是投身于爱国的行动，运动落潮之后，新的苦闷随之而来，而对“主义”的信仰和从个人走向“组织”，成为五四知识分子重新寻找救国路径和个人生命意义的不二法门。

原文链接：从疑到信：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从理论维度看，“讲政治”是“政治三力”的鲜明特征。提高“政治三力”，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突出强调要增强政治意识、保持政治定力、把握政治方向、承担政治责任、提高政治能力，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党的政治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彰显。

从历史维度看，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一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党的政治建设贯穿始终。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我们党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

从现实维度看，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种工作方法和精神境界，更是一种党性原则和政治品质。“政治三力”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必然结果，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原文链接：深刻认识和把握“政治三力”的三个维度

研究发现，父母不和或教养方式的不一致，比一方不恰当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更大。有学者提炼出四种类型的不健康的家庭三角关系，第一种是“迂回支持型”，即孩子出现病弱、无能的状态或制造事端，让父母忙于照顾自己，以缓解或转移父母间的关系冲突。第二种是“跨代联盟”，即孩子成为父母一方的情绪配偶。第三种是“代罪羔羊”，孩子成为夫妻冲突的牺牲品。第四种是“父母化的孩子”，即面对父母的冲突，子女尽力做乖小孩，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甚至承担起父母的功能。这些关系状态中，孩子往往会出现情绪问题，难以健康快乐地成长。如何避免这些不健康的三角关系？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保持界限。夫妻间的冲突和不一致，要尽量内部解决，不要溢出到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等其他关系中。

原文链接：家庭关系是孩子情绪的隐形控制器

史前社会的发展，是神权与世俗权力结合的结果。古史传说中的史前“帝”“王”世系的崇拜对象，其祭祀主神大都是当时统治部族的先公先祖，兼具血缘祖先神和护佑神性质，是集神圣性、世俗性、社会性品格的最高神祇。而巫、王合一的演变，在上古有一个重要转变，这就是史前传说中颛顼的宗教改革。颛顼宗教改革使王者被定格为与上天交通的最高巫者，是“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言人。而各级附属的部落政治体只能在自己的属地中举行祭祀、封禅等仪式。这种情形在商周时可以清晰看出。应该看到，颛顼的宗教改革虽然断绝了虞夏先民与最高天神的交往通道，改变了民间祭祀的主神等次，却使原始先民与最高神祇的沟通转化为民间更加广泛的以家族、宗族为单位的对自然山川的泛灵禁忌、山川崇拜的宗教建构，并转化为不同等次的各级官、吏、民对自己家族、宗族祖先神的“家祭”“宗祭”“族祭”仪式，由此形成自上而下的“宗自为祀”“家自为祀”“各宗其主”的现象。

原文链接：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头重头在“三农”，基础和潜力也在“三农”。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板。我国农业物质技术基础总体上依然薄弱，中低等耕地占比超过七成，农业科技贡献率显著低于农业发达国家，农业规模小，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业竞争力不强，农业资源环境压力较大，耕地退化和污染问题突出，城乡差距明显，201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2.64:1。必须清醒认识到，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基础不牢，严重制约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必须推动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从而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原文链接：“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明清小说在对发生于某一重要城市中的故事情节展开细致描绘时，经常会有另一重要城市的空间叙事与之对应和参照，从而形成彼此关联、相互映照的“双城叙事”现象。明清小说中多有此类“双城记”，并形成了轮替演进、前后接续的序列。特择取三个阶段的六组“双城”即明代至清中期的汴梁与杭州、北京与南京、苏州与扬州，晚清的扬州与上海、上海与广州，清末民初的北京与上海为主要对象，分析“双城记”的主要意涵与表现形态，进而将之视为整体，从归类视角、文学走廊和演进机制的角度探究其形成机理，最后就文学史之演进、小说地图之建构、古今文学之嬗变、中外文学史之互鉴等方面揭示其文学史意义。

可以发现，在文学波澜壮阔的演进历史中，城市与城市之间总有亲切的对谈与交流时刻，绚丽而深沉的城市历史与文化图景因而交集融通，相互敞亮并彼此成就。由此，我们应和着城市的生动脉搏，抵达了城市的心灵深处，得以品察与感悟天人相合、传承不息的城市文学精神。

原文链接：论明清小说中的“双城记”及其文学史意义

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创新加速推进的战略机遇期。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一些新的技术领域处于革命性突破的前夜，世界各国都在着力探索未来颠覆性技术，掀起以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为目标的技术创新浪潮。这些新形势新动向要求我们超越单一技术创新的视角，更加重视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的建设，抢抓在5G、新能源、量子技术等领域的新机遇，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特别是要正视自身与发达国家之间在科技创新、核心技术、高端制造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差距，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在积极解决应急问题的同时，着眼长远，加大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建立国内外创新资源长期合作的机制，创新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治理和运营机制。

分析内部条件，我国正处于提升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关键期。我国已进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时期。高投入、高消耗、大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工业附加值水平下降，核心技术领域受限，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原文链接：提升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直隶，是直接隶属于中央之义，清代的直隶地区，实际是一个省区，也称直隶省。清代的直隶省有诸多特殊之处：全国政治中心的京城中央位于顺天府，而顺天府在直隶省内，其州县“兼属于直隶总督”，直隶因而又有“畿辅”之称，中央、顺天府的一些事务也由直隶总督办理或协助办理；承德及秋狝围场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其选址在直隶省；漕粮的北端运程在其境内；皇家之陵寝地东陵、西陵在其辖区；皇家贵族庄园及旗人旗地散布畿辅，旗民杂处；直隶北连蒙古，东接关外，乃清朝发祥地、清入关后的大后方，东部邻海。以上这些特殊因素，直接关系到清代直隶总督的职权范围及其职掌的重要性。由于直隶地区的特殊性，直隶总督又被赋予多方面特殊职掌，而且均非常重要。例如，屏卫京师、守护陵寝；整肃京畿统治秩序；直隶与漠南蒙古、东北交接地区民族杂居地之管理；皇帝出京时的沿途事务；河务与漕运；配合中央行政事务。咸同以后，督抚尤其是总督之职权普遍扩增，总督中又以直隶总督为最，其比一般督抚增加的最重要的特殊职掌，就是同治九年以后例兼的北洋大臣，所办职事也超出其直隶辖区。

原文链接：清代直隶总督的职掌及其作用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教育公平是我国的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指什么？

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
“合理”是指要符合社会整体的发展和稳定，符合社会成员的个体发展和需要，并从两者的辨证关系出发来统一配置教育资源。
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它既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超越，是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统一，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包括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
三个层次：
(1)确保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
(3)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的相对均等，即每个学生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上的实质性公平及教育质量公平、目标层面上的平等。
其中，“确保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是前提和基础，“提供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是进一步的要求，也是“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相对均等”的前提。
而通常，这三个层次被概括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此外，对教育公平的正确认识还包括：教育公平的发展有一定的相对性和追求教育公平与追求教育效率是统一的这两个方面。
教育公平的发展有一定的相对性：
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受限制、完全意义上的绝对公平，它必然依赖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存在，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对教育公平观念的认识程度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原始社会的教育公平是一种涉及全体成员的低层次的公平；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教育则成为一种特权被局限于一小部分人中间，广大劳动人们的子女极少有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工业社会以来，教育才逐渐走向大众，人们对教育公平的认识才慢慢经历了从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到结果的公平。因此，教育公平是人们追求的永恒理念，是人类奋斗的方向与目标。
教育公平的多重含义：
从教育实践主体来看，教育公平可分为学生公平与教师公平。学生公平是指对待和评价学生公平与否的问题；而教师公平则是指对待和评价教师公平与否的问题。
从教育活动过程来看，可分为教育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上的公平是指每个人不受性别、种族、出身、经济地位、居住环境等条件的影响，均有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过程公平是指教育在主客观两个方面以平等为基础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结果公平即教育质量平等。
从教育公平的结果是根据一定的公平原则进行操作而产生的这一角度来看，教育公平可分为原则的公平、操作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教育公平原则是教育结果公平的前提条件，操作的公平需要把操作的步骤合理化，固定下来，形成公平的程序，还需要各种形式的监督机制、监督机构及配套的技术手段，进而保障结果的公平。
从是否把教育实践的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看作存在着差异，教育公平可分为同质的教育公平和差异的教育公平。同质的教育公平是指忽略人人之间的差异，用同一的教育公平原则指导实际的教育活动。而差异的教育公平认为每个人都是各不相同的。
从实存与观念的角度来看，以上我们所谈的都是实存公平，除此之外，教育公平还有一种观念层次的公平，它是对实存公平的一种主观反映，是对实存公平的一种价值判断，主要表现为一种教育公平感，即对公平问题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

教育公平的内涵包括什么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教育公平内涵十分丰富。基于对教育公平的不同理解，以及影响教育公平的诸多因素，实现教育教育公平的路径、措施、侧重点也各不相同。
　　
　　一、多元视角下教育公平的内涵
　　
　　“教育公平即教育机会均等。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二是人人公平接受高质量的教育。”[1]“教育公平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2],“教育公平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教育公平审视的角度，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多角度、多侧面地关注，才能全面把握教育公平的丰富内涵”[3].高丽在《教育公平与教育资源配置》一书中指出，至少可以从社会学、理论学、经济学、法学四个方面来把握教育公平。教育公平的内涵，至少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思考。
　　
　　从教育实践看，教育公平是一个动态的公平，如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评价公平、结果公平，教育公平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教育理想。
　　
　　从哲学角度看，教育公平是一个相对的公平，它所体现的是公平的程度，教育公平的动态过程；教育公平既有宏观的公平，也有中观的公平，还有微观的公平。教育公平是教育应该坚守的理想，也是指导教育实践的重要理念。
　　
　　从资源学角度看，教育公平是指不同的教育分配资源主体对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对教育资源的不同配置方式可能影响地区之间、不同层次之间的教育公平；学校对教育资源的不同配置方式也可能影响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育公平；教师对教育资源的不同配置方式可能影响班级之间、学科课程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公平。
　　
　　从学校角度看，教育公平是指政府为其开展学校教育提供的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如：教育政策资源、招生计划、教育财政投入等。
　　
　　从教育者角度看，教育资源为其实施教育提供的可能性和具体条件，如生源构成、教学设施、教育信息资源、教育评价与管理政策资源等。
　　
　　从受教育者角度看，教育公平是指因个体差异而导致多种教育需求的满足程度。它与教育资源配置相关，但也与教育资源的具体开发与利用程度相关。
　　
　　教育公平既指教育资源的配置，也指受教育者内心的一种心理满足程度。教育公平于政府和学校而言，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有效性；于受教育者而言，是这种公平配置给他带来的均等的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
　　
　　教育公平既包括社会环境为教育提供的环境，也包括教育内部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教育公平既包括公平的教育环境，也包括受教育者自己努力争取的程度。作为受教育者，自身努力程度与教育公平是成正比的。教育公平既要靠政府教育资源配置，也要靠受教育者自身努力。教育公平的指向是双向而非单向。
　　
　　二、促进教育公平的路径
　　
　　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教育公平是人类的教育理想之一，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公平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不能根除教育不公平，但至少可以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差距，做到相对公平。
　　
　　1.通过教育政策路径，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教育公平首先是教育制度与政策上的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六条都对教育公平作了明确的规定。教育政策在教育公平方面至少具有两个重要方面的意义。
　　
　　一是教育政策自身的公平性，如招生政策、教育计划政策、教育财政政策、教育评价政策等。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可能因为政策执行对象的差异性而导致教育政策的不公平。以教育招生政策为例，由于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特别是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导致教育招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公平现象。
　　
　　二是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教育政策在教育资源配置上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政策设计上的不合理。同样都执行的教育财政投入政策，但由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结构和水平的差异，投入的结果却差异很大，这种不均衡不仅仅表现在行政区划上，也表现在不同层次之间。
　　
　　教育政策不仅在教育资源配置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在心理上起重要的引导和平衡作用，这种作用在社会、学校、家庭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受教育者。因此，教育政策本身应充分兼顾教育公平，并在这些基础上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合理、均衡配置。
　　
　　教育政策所兼顾的教育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而是针对不同的实施对象有所区别。
　　
　　2.通过教育财政投入路径，丰富和优化教育资源
　　
原文出处：唐明钊. 多元视角下的教育公平及其实现路径[J]. 教学与管理,2017,06: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