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大运河文化「德州运河文化的形成及特点中作者马慧斌」

浓厚自强的文化底蕴

在古代，车和船是交通运输的主要工具。京杭大运河贯通后，首先给德州沿运地区带来了“兴水之利”和商贸经济的兴盛和繁荣。为确保运河畅通，德州人民在土地、水利资源上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在运河的开凿、改造、治理和维护上，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智慧，从而铸造了运河文化的辉煌。

流经德州的南运河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和文化。南运河给德州带来的优秀文化，从而促进了德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德州人吸取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精髓，逐渐的将这座古城，培育成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正如民国年间，胡朴安先生在《中华全国风物志》中说德州是：“人文飙起，名卿蝉连，实甲山左”。

如：西汉时期的哲学家董仲舒，幼年曾在德州小西门外运河东岸的文庙读书，故早在隋朝时，德州人就在小西门外、运河岸边的文庙里，为其修建了“董子读书台”。后来因老读书台破落，又在“竹竿巷”以西（现天衢路铁路地道桥东）的运河边重建了“董子读书台”， 因董子着有《春秋繁露》，故也称“繁露台”。并在此建了“繁露书院”也称“柳湖书院”。

据《德州志》记载：“我德为董子故里。”他年轻时在德州“下帷读书”，刻苦而且专注，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佳话。故纪念、宣传、弘扬董子和他的学风，在德州一直盛行。除繁露书院外，后来的正谊书院、柳湖书院、州卫书院等，都是以纪念董子及弘扬董子之学风的缩影。“院外桃李白间红，门内杨柳眠东风”，就是董子之学风，深入德州学子之心的事实。

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骨、匡衡凿壁偷光等，是我国历史上人人皆知的，文人苦读书的故事。而德州城的学子，在董仲舒先生三年不窥园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抄书成癖的卢世傕，冬不炉夏不扇的王都，绝应酬尽读书的田雯，回避求爱的赵大经，读书至老不倦的李源等人刻苦读书的故事。

正是由于运河里航运事业的发达，给德州带来了物流和人流，进而促使了德州文化的发展。南来北往的高官达贵、文人墨客，尤其是进京赶考的举子、科考入仕的官员，无不前来拜会董子。无不到柳湖书院与德州名士赋诗吟曲、相互唱和，在畅谈和交流中，新的、优秀的文化、知识留到了德州，德州的文化也传到了全国各地。在这诸多的交流中，形成了德州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致使德州文化不断补充新的内容，并进一步使德州城的文风得到普及。

明初，因南运河的畅通，人流、物流的流动而保证了京城的供应，从而，使德州城获得了“九达天衢、神京门户”的美称。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安居乐业，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时间德州城的书院、家馆私塾星罗棋布，真是州城处处可闻读书声。好学上进文风的普及，必定使德州城的文化水平提高，带来人才辈出的良性结果。

果然，在这种良好风气下的影响下，在明清时期，德州城就涌现了124名进士。其中清·乾隆年间，以卢雅雨、田雯、谢重辉、冯廷魁、宋弼等为代表的德州作家群，与享誉全国的大师们相唱和与交往，在德州城形成了诗韵文苑之风，并在某种程度上看，影响、作用和促进了全国诗歌的创作。

清·康熙年间，诗坛盟主王士祯在北京发起评选《十子集》的活动。在活动中，被推举的十大诗人中，山东有四人被选中，其中德州城就占了两人，即着有《山姜诗选》的田雯和《杏村集》的谢重辉，德州成为全国最盛之地域。

故明代的董其昌、马中锡、李攀龙、王世贞等；清代的钱谦益、顾炎武、郑板桥、纪晓岚等，著名的诗人学者，纷纷来德州讲学或挥毫泼墨。

明朝的永乐、宣德皇帝，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等，都多次驻跸德州并在此留下了大量的墨宝和诗文。仅康、干二帝就留下了，歌咏德州的诗作近百首。

由于这些文人墨客和帝王的参与，进一步推动德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最终使德州城成了长江以北的文化高地。

明代中期，人口不过两万的德州城，就曾有六十多名举子进京参加过殿试。清朝首次开科考时，其中，德州城的学子进入殿试中进士者就有：李侠、李源、田绪东、温泮、孙继、肖惟豫、尹严维、陈洪谏、赵其星等九人。

从明成化年间开始，德州籍的进士蝉联，在科举史上，多次出现一榜五进士、一榜三进士的美誉。清朝曾出现一门八进士的卢家、一门六进士的田家等仕宦家族。并先后出现了不少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等大师级的人物，如卢世傕、卢见曾、宋弼、程先贞、田霡等。

德州城自明到清中期，在这300余年中，一直以全国文化高地的美誉而著称。德州籍名人的著作就有254种之多，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达10种50余卷。明代后期的，三组骑道的四牌坊，也是德州城文化辉煌的最好左证。

明代军户后代

明代军户后代村

运河水利枢纽

京杭大运河德城段

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和民间艺术的发展。德州城通过运河的交流，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人群和民族。从而，集古今中外文化之精髓，融南北民俗之神韵。使德州城内书院林立、人才荟萃、文化昌盛；宗教信仰、民间艺术、饮食起居、殡丧嫁娶、迎送往来等民俗风情，也随着大运河航运事业的繁荣和交流，而呈现出了百花齐放、融汇发展的格局。

运河带来了人流，人流促进了德州城的文化发展，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经多年来的良性循环，而形成了德州运河文化。正是由于德州运河文化的形成，德州才“人文飙起，名卿蝉联，实甲山左”，无论是科举、还是诗词歌赋、文学著作等，都比离运河较远的地域要发达的多，一直处于佼佼者的地位。

纯朴和谐包容的民俗

民俗民风来源于地域文化，地域文化起源于民俗民风。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已深深的扎根于华夏大地各个民族文化的灵魂之中，而齐鲁大地为孔孟之乡更是如此。以“百善孝为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为精髓的儒家文化，它经历了春秋战国等朝代的推行和普及，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大师又在德州城的大地上，将其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故儒家文化的思想和精髓，已成了德州城地域文化和各民俗民风的基础，它已深深的扎根于德州人的心目之中，形成了德州人的精神支柱。

德州城傍齐鲁之儒风，临运河之清秀。沐燕赵之雅俗，揽黄河之温情。齐鲁燕赵的优秀文化，便成了德州运河文化的基础。运河的贯通，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江浙、秦晋等地的优秀文化也涌入了德州城，使德州运河文化具有了多样性、兼容性的特点。

加之，德州运河文化以开放的姿态、虚心的态度、包容的环境，学习和接纳了各地文化的精华。至明清时代，德州城便一跃而快步进入了发达之列，这就是德州运河文化的本能之所在。

就是说，由于南运河里的漕运和民间航运事业的发达兴盛，其他地域的民族、宗教、团体，必然会随之而源源不断地涌进德州城，甚至在此落了户，生了根发了芽。这必然会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着德州城的传统民俗文化。可让人庆幸的是，这些外来的事物，在德州大地上，不仅却能各自独立生存并与德州文化携手前进、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来没有因各自的信念、理论，而发生重大的民族、宗教、社团之间矛盾。这就是德州人的大度和包容性格的显现。

千百年来，德州城人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和风俗的熏陶，对于外来的事物，有着极强的辨别和鉴赏能力，好的东西会被吸纳并能很快在此生根发芽；不好的东西来到德州城而找不到市场，且很快就会自生自灭而被淘汰。故德州式的“包容”，成了德州运河文化的结晶，成了促进德州经济和文化发展源泉。

董仲舒先生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和理论，能在这片土地上形成，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董仲舒之所以能把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儒家学说，扩展成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儒家学说从一般性的人生伦理观，上升为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与德州的人文、民俗民风是有密切联系的。

董仲舒之所以能提出大一统的观点，就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建立民族统一体的理论；之所以能提出“融汇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把儒家思想作为核心思想，兼收其他流派的理论，确立了中华文化的统一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其渊源也在于此。

就是因为德州城位于齐鲁之邦、靠近燕赵大地，长期以来受着齐鲁、燕赵两大文化理论体系的熏陶，这种环境经过多年的交汇吸纳，逐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齐风鲁韵、燕魂赵魄”的地域文化特色。

董仲舒就是借助了德州多元文化的特点，吸纳百川之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以“包容”为主的思想体系。所以，德州人的“包容”精神，是受董子学说的影响，而董子的学说的理论基础，却是借助于德州多元文化的启发。

每个地域的文化精神，都会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并转化为这个地域人们的行动准则。德州由于交通便利，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江南文化、荆楚文化都会影响到这里。故儒、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耶稣教等宗教，都在这里都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如：自明初，德州卫的都督张文杰和指挥使徐福重修了德州砖城，于明洪武三十年完成后，至清·乾隆年间，德州古城已具相当的规模，城内外各种类形建筑蔚为壮观。特别是那些各式各样的庙、寺、观、庵、祠、宫、楼、坛、阁、驿等，在小小的德州城内外就有70余处；其中：有以玉皇阁、高真观为代表的道教庙观；以永庆寺、慈氏寺为代表的释教古刹；以米市清真寺、南营清真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寺院；有体现民俗民风遍布大街小巷的土地庙、关帝庙等；清朝末年又有了以南关街、二郎庙街等地的天主、耶稣教堂；这些星罗密布的寺院堂观，各自的信仰不同、风俗不一，它们之间互不干扰、各行其是。有的还相互支持、来往密切。

九龙湾公园

董子文化街牌坊

新湖长廊

平原塔

苏禄王牌坊

苏禄王博物馆

就连南洋苏禄国王的后裔落户德州后，德州人也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这位外国国王的后裔们，他们很快就与德州人融为了一体，成了一家人。最终他们自愿加入了中国籍，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就是德州城人“包容性”多元文化特征的显现。

在德州城的历史上，为何很少发生宗教冲突、民族冲突。正如有的专家所言：“包容”是“人以和为贵”的品性之美，在这一多元文化汇聚之地的德州城的具体体现，这就是德州人海纳百川、和谐大度包容气质的核心所在。

“包容”作为运河文化的重要元素，是德州城人优良民俗传统的结晶。黄河的冲积平原，造就了德州西接中原、东靠齐鲁、北屏京津、南临吴越的地理优势。从而，让这里成为多种文化的汇合之点，提供了形成包容性文化的环境条件，由此而铸造了德州城人包容的性格和接纳先进文化性格。

“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临流一万家”，大运河沟通五大水系，跨越燕赵、齐鲁、荆楚、吴越等地域，长期物质、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明清时期，直接影响和造就了德州城的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

在这种包容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德州人宽厚、大度、温和、纯朴的性格，并在现实生活中，德州城人无时无刻不显露出这种性格。在德州城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其中，也有不少的少数民族进入了德州，这些外来的人群，无论数量多少、无论其来源是强、是弱，只要他们进入德州城，都会很快的与德州城人融洽相处、而安居乐业。

清初的黄旗贵族，进入德州五百户。当时他们是强者高高在德州城人之上，德州城人忍辱负重、但没有向他们低头。几百年后，他们一落千丈，德州城人也没欺辱过他们。而他们均成为了老德州城人，再也看不出他们是外族人了。

又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曾有一次从江苏“新海连”地区移民到德州城的事，这次移民都是居家老小，一同来到德州城安家落户寻求生计的，应该属弱者。他们来德州城后，多在德州航运局装卸队和德州市搬运公司工作。估计有几百人之众，时至今日时间不过60余年，可这部分移民的后代，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原籍，都把自己当成老德州人了。

隋唐以后，尤其是元代将大运河全线贯通。使德州成了全国重要的漕运码头与繁华的商业都市。大运河滋养了德州的商业文明和诚信，同时也造就了德州人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特征。明清时期，德州靠着发达的运河航运，汇通南北，借力东西，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其主要精神支柱也是来源于包容。

又如，1946年德州城才解放时只有45000人左右，今日已近百万。现今在任何一处的人群中，真正的老德州人已很难找到了，这是为何？

德州地处齐鲁燕赵交界之地，一向以儒家文化为自己的传统文化，然而，随着京杭运河的贯通、运河文化俏然走进德州之时，本地固守的传统文化，如：“重义轻利”这则德州老传统文化的鲜明观点；“文不经商，士不理财”这条老德州居民世代固守的信条等，必然会受到了冲击。

以浓重的商业气息，以经济为主要目的地商业，出现在德州人面前，在实践活动中，这种由运河带来的商业文化，逐步的被德州人接受并参与了进来。从而出现了以河而兴商，以商而兴市的浪潮，在这个浪潮中，德州人实实在在的享受了运河文化的实惠。

纺织、印染、皮草、制烟、酿造、酱菜业以及日用器具制造的手工业，蓬勃的在德州城兴起，并将生产出的商品参与了社会交流，不仅活跃了德州的市场，还吸引来了大批的外地客商。从自然经济中解脱出来的德州人，生活走向富裕购买力增强，从而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随着加工业的发展，德州城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逐步雄厚。商业和商品经济的思维理念，慢慢地在德州人的头脑中占据了一定位置。使德州人在承启传统文化的情况下，逐步消化了这种运河带来的商业文化，并使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具有德州特色的运河商业文化。即诚实经营、信誉至上的观念。

故德州运河文化的内涵及其丰富，既有母体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有来自各地的文化内容。就物质文化来说，古城德州属于黄河文化，而黄河文化的实质是农业文化。故德州一带自古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域。

而大运河贯通后，逐步形成的运河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农业文化中，融进了商品经济文化。其主要的表现是：棉花、林果业的商品化，以及建筑于农业生产之上的棉、丝纺织业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加工、生产等方面的经营活动。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使了商品经济的增长，而商品经济的发达，导致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条件。因此，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融合，是当时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德州运河文化先进性的本质所在。

德州人在实践中，尝到了接纳新鲜事物、外来人才的甜头。本来就有大度包容性格的德州人，慷慨的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外来人，这些外地人落户于德州城，也给德州城带来了部分先进的文化、民风和民俗，为德州城迈入现代化城市之列贡献了力量。就是说是德州人的大度、包容、接纳的性格，促进了德州城的发展和进步。

南运河它本身构不成特定的文化概念。只有当它对整个流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居民成份、风俗民情、生产生活的方式等方面的文化进行了容纳后，进而产生了深度的影响而造就出独特的风俗民情、社会群体和文化形态后，才能构成地域文化和行为概念。这时所产生文化现象，才可称为“运河文化”。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德州人巧妙的借用了南运河里，漕运的兴旺和民间航运事业发达之机，使之促进了古城德州的商业繁荣。并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出了璀璨的德州运河文化，使运河文化成了古城德州的形象和代表。

在运河文化的推动和影响下，明清时代，德州的工商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地域经济大振，一跃成为全国三十几的著名的城镇之一，一时“百货云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百姓，不事耕桑。”德州城工商经济的发展，既为封建王朝增加了财政收入，也富裕了当地百姓。德州运河文化在短短的数百年的时间里，起到了传统文化千年来没有起到的作用。

当然，德州运河文化也不是孤立的，它是通过运河的交流，融汇了齐鲁、燕赵、江浙、秦晋等地域，多种文化的精华，并将其去伪存真、丢弃糟粕而形成的一种兼容性文化。但是，德州运河文化的形成，绝对不是这些地域文化成份的简单相加。而是，在逐渐的形成过程中，既有宽容、大度的接受其渗透、融入，又有原则性的对不良风俗进行反对，选择性的对其糟粕进行排斥。

聪明的德州古人，他们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在不打破自己底线的原则下，对于外来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对其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剔除糟粕、留其精华后，让自己的文化对其逐步的吸收、接纳和发展而形成的。故它汇集了德州人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奋进的精神，是德州文化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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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文化对现代有何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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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北起通州，南终杭州，全长1797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距今有2480多年的历史，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之一。
京杭运河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在运河文化区域中，出现了北京、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枣庄、淮安、扬州、镇江、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许多文化名城。
运河文化属带状形地域文化，涵盖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建筑艺术、工艺美术、民俗风情、饮食文化、遗迹遗物等多方面内容，是南北区域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更是运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
历史上的运河吸纳了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经济最具活力的东部地区的文化，如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和燕赵文化等地域文化的精华，促进了运河流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时期，依托运河多种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新魅力。
历史上，京杭大运河依据南北中国各地的民族文化，酝酿创作出长篇小说《水浒》、《金瓶梅》。另外，台儿庄沿运码头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都市文化区，融演戏、说书、杂耍和游戏于一体，形成了运河地区戏曲发展以及会馆文化和商帮文化的重头戏，并助推了市井文化的发展。
再有，大运河吸纳古今中外文化精华，形成如济宁煮茶焙茗独取运河水，德州人把“燕翅席”作为高级享受，天津居民饮食亦“皆汲于运河水”。
每年春节，龙灯、旱船、高跷、秧歌、狮子舞走街串巷，表达丰年贺岁、祈求风调雨顺的愿望。戏曲方面也有山东梆子、山东大鼓、山东快书等流传于沿运河城市，形成独特的曲艺文化种类。
在新时期，运河文化的开发更被当地所重视。如今开展特色旅游，弘扬运河文化，也给当地经济带来好的收益。在京杭运河山东段有枣庄榴花节、山亭梨花节、滨湖芦花节、微山湖荷花节等特色旅游，运河文化如今已耳目一新，成为运河沿岸发展的主要视觉。
京杭运河（杭州段）北起余杭塘栖，南至钱塘江，全长约39公里，贯穿杭州余杭、拱墅、下城、江干四个区，水质、桥梁、景观、道路、古街、古建筑大幅提升，形成京杭运河杭州段以自然景观为核心主轴，以历史街区、文化园区、博物馆群、寺庙庵堂遗产遗迹为主要节点的文化休闲水上游精彩纷呈。

大运河在当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大运河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融合、统一
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大运河的贯通成为中华文化形成的催化剂。大运河的贯通和开发，不仅使经济交流、中外交往变得容易和频繁，也促进了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区域文化、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会、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具有包容性、统一性、扩散性、开放性，更具有强大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促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还把曾经作为封建皇朝首都的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等文化中心连为一体，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不断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大运河的水也哺育了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使运河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运河地区又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外国使团及商队来到中国后，即沿着运河航行到达京师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有的甚至直接定居于运河区域，将国外优秀的文化传入中国，丰富了运河文化的内容，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向各地，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沿着运河两岸留下的名胜古迹，更是星罗棋布，成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作者运用这条线索，把运河文化放进中华文化的大环境中去分析研究，从而使运河文化的地位凸显出来，填补了运河研究的学术空白。
二、大运河繁荣了国家经济
首先，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了新的自然环境，改善了生态环境和生产环境，使运河区域成为繁荣昌盛的新的经济带。运河起因于战争和漕运，但它是一项水利工程，对它的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拓运河航道的同时，以消弭水患和引水灌田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排灌工程也在沿运河南北各地兴建起来，使运河区域的水利田大幅度扩展，尤其是江南的圩田、北方的淤田等各类水利田以及沿运河地区的官府屯田、营田等，都显著增加。大运河的贯通，直接促使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广泛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相互移植与栽培，显著提高了运河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大运河的航运，又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运河区域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成为全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次，大运河的贯通，开辟了新的交通路线，大大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工商业的发展。运河地区尤其是沿运河两岸的城市中百业俱兴，商业气息浓郁，官私工商业如造船、瓷器、酿造、纺织、编织、造纸、印刷、金属制造等以及其他各种手工业蓬勃兴起。以运河为主干线的水上销售渠道，将各地区的巨额商品输送到各类城镇市场，使南北方的物资空前大交流，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商业销售网络，密切了各区域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城市中如苏州、杭州的某些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和包买商，在中国首先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直接导致了运河城市的兴起，从北京沿运河南下，经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到宁波，宛如一串明珠镶嵌在运河两岸。隋唐首都长安、洛阳，北宋首都开封，南宋首都杭州，元明清首都北京，更是运河区域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的中心。通过这条线索，作者透彻分析论述了大运河与全国封建经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