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译面向诸众与实践的女性主义理论为何重要作为解放实践的理论从教学到越界贝尔胡克斯

原作者：贝尔·胡克斯（Gloria Jean Watkins）

翻译：エミヤたにゆき

校对：柴来人

导读：【合辑】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对应选文1；单篇选文翻译并不代表译者们的实质立场，欢迎加入我们翻译总计120 篇不同领域的选文

本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如有侵犯您的布尔乔亚法权，请联系并提醒号主立刻践行游士删文跑路伦理

网哲邻人部，一个自由自主的联合协作哲学翻译社群，欢迎有志者私信加入或投稿（翻译或原创）：lab_on_roof@163.com

网哲邻人部首发，屋顶授权转载

“作为解放实践的理论”——从教学到越界

“Theory as Liberatory Practice"from Teaching to Transgress

我之所以选择接触女性主义理论，是因为我的心在滴血——它遭受到的苦难是如此的强烈难忍，以至于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绝望的我来寻求理论的力量，想要理解并把握在我之内与周遭所发生之事。最重要的是，我想让我受过的伤痛消失。我在理论的领地中看到了治愈的力量。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很早就走进理论了。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理论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中说：

孩子们是最好的理论家，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教育去接受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正常”社会规则是“自然的”，所以孩子们能够坚持向这些社会规则提出最令人尴尬的涉及一般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对孩子们来说，社会于他们有一种奇怪的隔阂，而这是我们成年人早已忘记了的。既然孩子们还无法将成年人的社会习俗（social practices）把握为某种不可避免的结果，ta们自然也就不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做事。

童年时，每当我试图让周围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用理论作为介入手段、以此来尝试挑战现状，我都会受到惩罚。我还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试图向妈妈解释为什么我认为我爸——这个几乎都不和我说话的男人——无权来管教我，而且这个男人用鞭打来体罚我是非常不合适的。她的回答则是，我失去了理智，并且需要更加频繁的惩罚。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想象一下，这对年轻的黑人夫妇首先努力地在实践父权制的规范（即女人呆在家里照顾家庭和孩子，而男人外出工作），尽管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在经济上他们总是要与贫困相伴。然后试着想象一下，他们每个人整天都在努力工作，努力维持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然后回到家还不得不面对一个聪明的孩子无情的质疑，她敢于挑战男性权威，反抗他们竭力想制度化的父权制规范。

……

我多么羡慕多萝西在《绿野仙踪》中的旅程，她可以去往对她而言是最恐惧和充满噩梦的地方，最后却发现“没有地方比得上家”。是的，起码她还有家可回。童年时，我没有家的感觉，但我在“做理论”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从正在我周遭发生的事情中找到了理论的可能。我找到了一个可以畅想未来可能性的地方，一个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生活的地方。这种批判性思维、反思和分析于我而言是“活着的”体验，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努力去解释我受到的伤害，希望这能让它消失。根本上来说，我从这段经历中了解到，理论能够是一个治愈的地方。

精神分析师爱丽丝·米勒在《童年的囚徒》一书的简介中告诉读者，正是她从童年创伤中恢复过来的自我斗争，促使她开始重新思考并理论化了一种新的、关于童年苦难和儿童虐待的批判性社会思想。在她成年后的生活中，通过实践，她体验到理论是一个疗愈的场所。重要的是，她必须想象一个自己回到了童年的空间，从那个视角去重新审视，记住“关键信息“，对[她]在哲学和精神分析研究中那个没有回答的问题的答案”当我们活生生的理论经验从根本上与自我疗愈和集体解放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时，理论和实践之间就不再存在距离。事实上，这种经验更明显地表明了自我与集体两者之间的纽带——最终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过程。

理论并不是内在固有地就是治愈、解放或革命性的。只有当我们要求它这样做时，并将我们的理论研究引向这一目标时，它才会履行这一功能。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当然没有把我所参与的思考和批评经历描述为“做理论”。然而，正如我在敝作《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中所说的那样，拥有一个黑话术语并不会带来一个运动或实践的产生；同时，一个人可能会在不知道或未拥有这种黑话术语的情况下实践这一理论，就像我们可以在女性主义精神的指引下生活和行动、而不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一样。

……

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产生的批判性反思表明，女性主义理论的早期理念（其坚持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激励和启发女性主义实践）开始出现偏离，或至少这一趋势变得明显：女性主义理论进程在学院象牙塔中的隔离化和建制化，女性主义思想或理论的文书优位于口头叙述。与此同时，黑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挑战和解构“女性”范畴的努力——坚持认为性别不是决定女性特征（femaleness）之建构的唯一因素——是一项关键的启发，它导致了女性主义思想领域的深刻革命，并真正地拷问和颠覆了主要由学院派女性（其中绝大多数most是白人）生产的霸权性的女性主义理论。

在这场思想的地震之后，白人女性学者和她们的白人男性同行之间的联盟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攻击，似乎是围绕着这样一种共同努力来形成和培育的：制定和实施一个批判性评估的标准，这些标准将被用来定义什么是理论的，什么不是理论的。这些标准经常导致挪用和/或贬低不“合适”的工作，这些工作突然被认为不是理论的——或者不够理论化。在一些圈子里，白人女性主义学者转向白人男性所创造的批判性工作和理论，这与白人女性主义学者拒绝充分尊重和重视黑人女性或有色人种女性的批判性的见解和理论成果之间似乎有直接的联系。

有色人种女性和被边缘化的白人女性群体（例如，女同性恋者、性激进分子）的作品，特别是如果其写作方式使其能够获得广泛的阅读受众，但在学术环境中却往往被剥夺作为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即使这些作品的确能够促进并推动女性主义实践。尽管这些作品也往往被那些设定限制性批判标准的人们所挪用，但ta们最常声称这并不是真正的理论。显然，这些个体对理论的用途之一是工具性的，目的性的。ta们在利用“理论”建立一个不必要的、相互竞争的思想等级制，通过将理论工作指定为低级、高级或值得多少关注度的工作来重新定义一种支配政治。马丁·路德·金强调，“理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用途。”很明显，理论在学术领域的众多用途之一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生产其巩固，在那里，唯一被认为是真正理论的作品是高度抽象的、黑话的、难以阅读和包含晦涩参考的作品。在柴尔德和胡克斯（Childers and hooks）的《关于种族和阶级的对话》（A Conversation about Race and Class）（也在《女性主义的冲突》（ Conflicts in Feminism）中）文学评论家玛丽·柴尔德斯（Mary Childers）宣称，“只有一小部分人才可能理解的某种理论表演”被视为任何批判性思想生产的代表，而在许多学术圈子被承认为“理论”，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当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到了此时，这尤其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很容易想象在不同的场所，学术交流之外的空间，在那里，这样的理论不仅会被视为无用的，而且在政治上是非进步的，这是一种自恋的、自我放纵式的做法，它最喜欢寻求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制造一个鸿沟，从而延续阶级精英主义。在这个国家，有太多的环境场所，儒林文书在那里只有轻微的视觉意义，在此不会阅读或写作的人会发现，无论发表的理论是多么清晰或模糊，都是没有用的。因此，任何不能在日常对话中分享的理论都不能被用来启蒙公众。

想象一下，当学生们（其中大多数是女性）来到女性主义研究课堂，读到她们被告知的“女性主义理论”，却觉得她们所读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无法理解，或者当理解与课堂之外的“生活”现实没有任何联系时，女性主义运动将发生什么变化。作为女性主义活动家，我们可能会问自己，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什么用？——攻击嘲笑那些努力挣脱父权制压迫的女性其脆弱之心理；我们可能会问自己，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什么用？——它从字面上就击败了她们，让她们在教室里一头雾水、睡眼惺惺地感到羞辱。（这样的迫真女性主义理论）感觉就像她们要很容易地赤裸站在客厅或卧室的某个地方，和一个已经或即将伤害她们的人呆在一起，这个人也会让她们经历一个羞辱她们的互动过程、剥夺了她们对自身的价值感。

显然，一个变成这般模样的女性主义理论，可能会在父权制统治的眼中使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学术合法化，但它将破坏和颠覆女性主义运动本身。也许正是这种最引人注目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存在，迫使着我们谈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因为这种理论的目的确实是分裂、分离、排斥和制造距离。由于这种理论继续被用来压制、审查和贬低各种女性主义理论性的声音，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忽视它。然而，尽管它被用作支配的工具，但它也可能包含重要的思想、理念和愿景，如果用不同的办法使用它，这些思想和愿景可能会发挥疗愈和解放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它对女性主义斗争构成的危险，女性主义斗争必须植根于这样的理论、这种理论为女性主义的实践提供信息、塑造并使其成为可能。

在女性主义者的圈子里，许多女性对霸权性女性主义理论的反应，是推翻理论本身，从而进一步假设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错误二分法。因此，她们与那些她们会反对的人形成了共谋。通过将理论不具备社会实践性的这一错误假设内化，她们在女性主义圈子里推动了一种潜在压迫性的等级制度的形成，在这种等级制度下，所有具体的行动都被视为比任何书面或口头的理论更重要。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以黑人女性为主的聚会，会上我们讨论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等黑人男性领导人是否应该受到女性主义批评，这些批评对他们在性别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整个讨论不到两个小时。接近尾声时，一位一直特别沉默的黑人女性说，她对所有这些理论和修辞、以及所有这些谈话都不感兴趣，她更感兴趣的是行动，是做一些事情，她只是“厌倦了”所有的清谈。

这位女性的反应让我感到不安，这是一种很熟悉的反应。也许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她生活的世界与我不同。在我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很少有黑人女性或有色人种女性思想家（像这场对话这样）聚集在一起，就种族、性别、阶级和性问题进行严格的辩论。因此，当她暗示我们正在进行的讨论是一种常见的、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为我们可以放弃或不需要的东西时，我不知道她（出身）从何而来。我觉得这样的批判性对话和理论化过程（参与者以黑人和有色人种妇女为主），触碰到了长久以来的禁忌，因此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规划一个新的旅程，为自己作为黑人女性宣称和创造一个理论领域，在那里我们可以开始以集体构建女性主义理论。

在许多黑人的场所中，我目睹了知识分子被抛弃、理论被推翻，并选择了保持缄默。我逐渐明白，沉默是一种帮凶行为，它有助于延续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可以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就能够进行革命性的黑人解放和女性主义斗争。像许多反叛的黑人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的知识工作和教学往往是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进行的，我很高兴能经常与一个由黑人组成的集体接触，以至于我不想在群体里掀起波澜，也不想因为与这个群体意见不一而让自己成为局外人。在这种情况下，当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被贬低时，我很少质疑这一流行的假设本身，或者站出来肯定或狂喜地谈论理论与知识的过程。我担心，如果我坚持知识工作或理论的重要性，或者我只是简单地说我认为广泛阅读是重要的，我可能会被视为傲慢，或者凌驾于在场的每个人之上。所以面对此种假设，我过去经常保持沉默。

考虑到我们作为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危机，考虑到我们迫切需要重新点燃并维持黑人解放斗争的火焰，这些个人意识里所考虑的风险似乎是无足轻重老生常谈的。在我提到的聚会上，我敢于发言，回应有人说我们只是在浪费时间交谈，因为我认为我们的言论是一种行动，我们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讨论性别和黑人问题的集体斗争是一种颠覆性的实践。作为黑人，我们将继续面临的许多问题——自卑、加剧的虚无主义和绝望情绪、压抑的愤怒和暴力破坏了我们的身心健康——这些都无法通过从前曾经奏效的生存策略来解决。我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其根源在于试图理解我们当代困境的本质，以及我们进行集体抵抗的方式，从而改变我们当前的现实。然而，我之前在不同的场所里，并没有像这样一直严格而坚持不懈地去强调智识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理论之生产作为一种解放性的社会实践。

尽管我不怕开口说话，但我真的不想被视为“破坏”美好时光的人，这也就是黑人社群中甜蜜团结的集体意识。这种忧惧让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女性主义境况，当时提出关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提出被认为可能破坏姐妹情谊及其团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次为纪念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而举行的集会上，黑人妇女仍然在否认我们参与批判性替代性的政治对话和辩论之权利，特别是因为这档子事在黑人社区中并不常见。为什么那里的黑人妇女觉得有必要互相监督，否认在黑人之中另有着一个领域、在那里我们可以在没有自我审查的情况下去谈论理论？为什么，当我们可以一起庆祝一个敢于站出来的黑人男性批判性思想家的力量时，会有这种渴望压制任何观点的存在？这启示我们可以集体地学习叛乱的黑人女性知识分子/理论家的想法和愿景，她们所做工作的性质必要地打破了刻板观念，而这种观念会误导我们相信“真正的”黑人女性总是那个凭直觉说话的人，她正直地赞美具体而不是抽象、物质而不是理论？

一次又一次，黑人妇女发现，我们努力发声，打破沉默，参与激进的政治辩论，却遭到了压抑。在这几种现象之间存在着联系：我们经历的缄默、审查以及黑人为主的场所（比如上述黑人女性的空间）中潜在的反智主义，学术建制中黑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被告知、我们不能被完全倾听或尊重、说是因为我们做的工作不够理论。在《理论之旅：种族和代表权的文化政治》（Travelling Theory: Cultural Politics of Race and Representation）中，文化评论家科贝纳·默瑟（Kobena Mercer）提醒我们，黑人性（blackness）是复杂和多方面的，黑人们可能会被嵌入反动和反民主的政治学。正如一些精英学者构建了“黑人性”的理论，并使其成为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才能进入的关键领域——利用理论在种族问题上的工作来维护他们像历史上那样的对黑人的权威，拒绝民主进入理论的创造过程——这威胁到了黑人集体解放斗争，我们中那些对此做出反应（通过宣布所有理论都毫无价值来促进反智主义）的人也一样。

通过强化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分裂的观点，或者通过制造这种分裂，两个群体都否认了解放性教育对批判性意识的力量，从而延续并强化了我们集体被剥削和压抑的条件。

......

在革命性的女性主义运动与黑人解放斗争中，我们必须不断宣称理论是解放行动主义整体框架内的必要实践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注意鉴别理论被错误使用了的方式。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批评一些学院派女性对女性主义理论的——保守的、甚至有时反动的——使用。我们必须积极努力，呼吁人们注意创造一种能够推动新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寻求那种进一步反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抵抗立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鼓励和重视在口头和书面叙述中都能予以分享的理论。

反思我自己在女性主义理论方面的工作，我发现写作——理论谈话——在邀请读者来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参与女性主义实践时，是最有意义的。对我来说，这样的理论来自于具体的东西，来自于我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理解，来自于我对自己和他人生活进行批判性介入的努力。对我来说，这是女性主义转变成为可能的原因。个人证词和个人经历是解放性女性主义理论产生的沃土，因为它通常构成我们理论形成的基础。当我们努力解决日常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我们需要识字、结束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妇女的健康和生殖权利以及性自由等）时，我们就参与了一个关键的做理论的过程，这赋予了我们动机和力量。我仍然感到惊讶的是，明明已经有如此多的女性主义著作产生，却有如此少的女性主义理论努力向妇女、男子和儿童来讲述——我们是如何通过女性主义实践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状况的。例如，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一套女性主义理论，它旨在帮助个人将女性主义思维和实践融入日常生活？例如，什么样的女性主义理论旨在帮助生活在性别歧视家庭中的妇女、来努力实现女性主义之变革的？

我们知道，美国的许多人用女性主义思维来教育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我经常批评以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女性主义，因为我担心，任何寻求改变社会的女性主义变革进程，如果不是植根于依据大众的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承诺，就很容易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骑劫。在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父权制中，我们已经目睹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商品化（就像我们经历了对黑人本身的商品化一样），其方式看起来似乎让人可以轻易分享这些运动产生的“好处”，而不需要真正致力于变革性的政治和实践。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正迅速成为只有特权精英才能担负得起的商品。当作为女性主义活动家，我们申明致力于一场政治性的革命女性主义运动，并将社会变革作为其核心议程时，这一商品化过程就要被打乱和颠覆了！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出发，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要去创造面向最广泛受众的理论。我曾在其他地方撰文，并在无数次的公开演讲和谈话中分享，我关于自我写作风格、关于不使用传统学院派形式的办法，是出于包容性的愿望做出的政治性决断，目的是在尽可能多的不同场所邂逅尽可能多的读者。当然，这个决定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各种学术建制里的学生经常抱怨，她们不能把我的作品列入面向学位的资格考试的必读书目，因为她们的教授认为它们不够学术化。我们之中任何一个在学术圈子（其中我们及其作品持续不断地被评估）里创作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写作的人都知道，被视为“非学术”或“非理论”的工作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奖励。

现在，在我的生活中，与学院内外对我作品的绝大多数的正面反馈相比，这些负面反馈似乎并不重要。最近，我还收到了一连串来自监禁中的黑人男性们的来信，他们读了我的作品，并想分享他们正在努力消除性别歧视的行动。在一封信中，作者深情地夸耀说，他已经让我的名字成为“监狱里家喻户晓的词”。这些人谈论孤独的批判性反思，谈论用女性主义作品来理解父权制作为塑造他们的自我认同和男子气概观念的力量之含义。

在收到其中一名黑人对我的书《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的强烈批判性回应后，我闭上眼睛，想象着人们在监狱的环境中阅读、研究和谈论作品。由于对我的作品研究持批评态度的人通常是学术专家，我和你们分享这些不是为了吹嘘或不谦虚的表现，而是为了作证，让你们从第一手经验中知道，我们所有的旨在觉醒意识的女性主义理论，真诚的想与不同受众交谈的想法，确实有效：这不是天真的幻想。

在最近的谈话中，我曾谈到，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受到这样的肯定是多么“幸运”，能成为那些女性主义理论家中的一员，创造出跨越错误界限、推动社会变革的作品。早先有很多时候，我的作品遭到各种形式的漠视和贬低，这在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绝望。我认为，每一个黑人女性或有色人种女性思想家/理论家都曾感受到了这种绝望，她们的作品是反对派的，是违背常规的。当然，米歇尔·华莱士（ Michele Wallace）在介绍《黑人男子气概和超级女人的神话》（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 woman）的重新发行时曾尖锐地写道，她被早期作品收到的负面批评所破防，并曾一度消沉。

我很感激我能站在这里证明，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念——即女性主义思想必须与每个人分享，无论是通过谈话还是写作，并牢记正是这一过程创造了理论——我们就能推动人们渴望——是的，渴望——去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其中一员。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在分享着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当被要求在大学环境中演讲时，我还会转而寻找其他环境条件，或者主动回应那些注意到我的人，这样我就可以把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带给任何人。有时环境条件会自发出现。例如，在美国南方一家黑人开的餐馆里，我和一群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黑人男女坐了几个小时，讨论种族、性别和阶级的问题。我们中的一些人受过大学教育，另一些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我们对堕胎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讨论黑人女性是否应该有选择权。在场的几名非洲中心论式的黑人男性认为，男性应该有和女性一样多的选择。在场的一名女性主义黑人女性是一家女性健康诊所的主任，她雄辩而又令人信服地谈论了女性的选择权。

在这场激烈的讨论中，在场的一位黑人女性发表了意见，她沉默了很长时间，在参加讨论之前犹豫不决，因为她不确定是否能在黑人们的大白话讨论中传达她思考的复杂性（以这样一种方式，作为听众的我们会听到和理解，而不是去取笑她的话）。当我离开时，这位姐妹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抓住我的双手，表示感谢我的发言。她在分享自己感谢之词的开头说，这次谈话不仅让她能够有机会表达自己一直“保留”着的感受和想法，而且通过这样说出来，她为自己和伴侣创造了一个改变思想和行动的空间。当我们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她握着我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受到了太多伤害。”她感谢我们的这次会面，我们这天下午对种族、性别和性的理论化，减轻着她的痛苦，证明着她能感觉到内心的伤害正在消失，她能感觉到一种疗愈的效果发生在心里面。她抱着我的胳膊，身体对身体，眼眸对眼眸，她让我共情地分享这种治愈的温暖。她希望我作为见证，再次听到她的痛苦之名，以及当她感觉到伤害消失时出现的力量。

…...

为我们的苦痛命之以名，那并不容易。

我感谢许多敢于在与痛苦斗争的场所创造理论的女性和男性，ta们勇敢地揭露伤口，给我们传授和指导ta们的经验，作为规划新的理论旅程的一种手段。ta们的工作是解放性的。它不仅使我们能够回忆和恢复着自己，而且激励我们重新致力于积极、包容的女性主义斗争。我们仍然需要集体地大搞女性主义革命。我很庆幸，我们作为女性主义思想家/理论家正在集体寻找实现这一运动的方法。我们的寻找将我们引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回到那一刻，一个女人或孩子，她可能认为自己的战斗是孤独的，她开始了属于女性主义的颠覆运动，并开始给她的实践命名，真正开始从生活经验中寻找活生生的理论。让我们想象这个女人或孩子正在遭受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痛苦，以及她想让这一苦痛消失。

我很感激我能成为一个见证者，见证着我们可以创造一种女性主义理论，一种女性主义实践，一种革命性的女性主义运动，我们可以直接谈论人们内心的痛苦，并为ta们提供治愈的话语、治愈的策略和治愈的理论。我们中没有人从未感受过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痛苦，父权制的统治在日常生活中就可能造成伤害，那是深刻而无情的痛苦和悲伤。

玛莉·松田（Mari Matsuda）告诉我们，“我们被灌输了一个谎言，说战争中没有痛苦”，而正是父权制使这种痛苦的掩埋成为可能。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则提醒我们：

“我们在用自己的生命来体验、了解事物，我们生活在这些知识中，这是超越了任何理论的理论。”

提出这一理论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因为正是在它的生产中，蕴藏着我们解放的希望，蕴藏着为我们所有的苦痛命名的可能性——驱赶我们受到的所有伤害并使其消失。如果我们创造出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发起解决这种伤害的女性主义运动，我们将毫不困难地建立起一场以群众为基础的女性主义抵抗斗争。这一次，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实践之间将不会有任何所谓鸿沟。

————————

译者注：

再引用一些胡克斯《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中译者沈睿在豆瓣的一段介绍，纪念胡克斯：

作为一个出生于劳动阶级的学者，她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阶级在文化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坚持自己的边缘立场，向既存的理论进行挑战，既通过挑战检验理论意义和针对性，也帮助修正和提高这些理论。从性别、种族、民族、阶级、边缘、全球与地方等等角度出发，贝尔胡克斯分析美国社会与文化，像一个勇士与多重敌人做战。她描述自己是一个“黑人女性知识分子，革命活动者。”这种自我描绘的革命立场在美国知识分子中是很罕见的。

来源：贝尔·胡克斯：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的声音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哪些方面策略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
1 原作与译作的关系
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中心论和二元论,往往假定了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对立的其中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而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中心是本原和本质,而边缘是派生的和非本质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翻译隐喻以及传统译论对译作的歧视,来源于极端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像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一样对立起来。女权主义认为,男女的差异是相对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不是截然相反且完全不同的两极。翻译与原作之间也应是一个连续体。根据互文性,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其他文本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特征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后来的文本与先前的文本存在着发展和继承关系。因此,女性主义认为译作并没有损害原作的完整性,也没有背叛原作,而是延续了原作的生命并使它继续生存。译作使原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原作对译作的依赖不亚于译作对原作的依赖。
为此,女性主义创造了新的隐喻来描写原作与译作的关系。苏珊巴斯奈特认为,译者首先对文本作精心地选择,向原作“移情”(empathy),从而建立起亲密的“情感纽带”(sympathetic bond),并通过对原作的仔细阅读,形成“共生”关系。译作与原作相互依存,融为一体。译作的存在不在是为原作的存在而存在,它的存在是“自为的存在”(being-for-self)和“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的统一。女性主义通过解构传统的男性与女性、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的性别逻辑和翻译逻辑,指出了原作与译作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从而彻底否定了贬低译作地位的论调。
2 译者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运动使女性意识到:语言不单单反映现实,还促成现实。因此,语言不仅仅是话语表达的工具,更是意义争夺的场所,它可以用来检验主体和证明自我。女性主义认为,翻译是译者传达、重写、操纵一个文本,使该文本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的语际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可以――甚至应该――利用第二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在概念层面,句法层面和术语层面对原文的支配性表述进行改变,这就是“重写”。为了解决“重写”与传统的“忠实”之间的矛盾,她们重新表述了对“忠实”的定义: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她们否认了意义的确定性和价值中立,认为意义是“性别的建构”,即“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语境,为了特定的目标,而构建的特定时间的特写”。
3 强调翻译是政治行为
女性主义认为的译者主体性与一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不同,它不是为了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存在,也不是为了强调翻译中由于译者的个人修养和不同语言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它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力求克服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带有严重性别歧视的陈旧意识。所以以女性主义进行翻译活动,本身就有相当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性的言语行为。女性主义者大声呼吁:在翻译中也要争取女权,即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她们坐言起行,还尽量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
先看她们在词汇层的努力。以早期的《圣经》翻译为例,早期的《圣经》充斥着男性化的语言,男性化的形象和男性化的隐喻,以至人们“很难避免不把上帝作为男性”。女性主义者虽没有改动文本的内容,但她们使用了中性化的词汇对《圣经》进行了改译,也就改变了文本的调子和意义。
她们在理论上也是不遗余力.如Lotbiniere-Harwood 译完《来自她者的信时》,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为女人说话。因此,我若在一个译本上签名,那么,这意味着我在该译本中尽量使用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本的字里行间清晰可见”。这一宣称除了强调女性翻译的政治性,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译者的签名被赋予了与原作者同等的权威.

分析女权主义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味着妇女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五四时，传到中国，定为女权主义。在西方，最初是指追求男女平等，首先是争取选举权。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基本上都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在社会生活与人们的观念中，仍与男子不平等。女权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这其中有一个性别关系，性别权力的问题，所以女权运动就变为分析男女为何不平等，男女的权力架构，强调性别分析。在我国也认识到，先讲女权是不行的，也要讲性别分析。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的加深。在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用性别研究两性权力有深层次的意义，而且用女性主义也容易让人们接受。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不平等。
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有四种流派：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妇女的不同需求。
①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
代表作：玛丽·沃斯通克拉克拉特《女权辩护》，约翰·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传统观点认为女人智力低下，认为他们没能力从事政治社会事务。而女权主义认为人人都有理性，都有权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其理论根源于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其缺陷为a.没找到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没有实现平等的途径，只是从人性上呼吁显得苍白无力b.没看到在男人社会中也有等级差别，同一等级的男女是平等的，没有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c.没有看到私域的男女不平等。
②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
代表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贝贝尔《妇女与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把争取妇女平等诉诸于人性是靠不住的。而认为男女不平等是由于经济的不平等，经济问题解决了，男女问题也解决了。但这种观点，把问题简单化了，经济解放固然是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经济问题解决了，妇女解放也不一定能实现。马克思义的女权主义指出了经济落后是妇女受压迫的一个原因，其缺点在于夸大了阶级，经济的作用。
③激进的女权主义
代表作盖尔·鲁宾《走向妇女人类学》，凯特·米利特《性政治》他们认为，妇女的从属地位不是经济压迫的结果，而性别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特别强调性的不平等。他们认为，男人通过性在社会各方面对女性加以控制，他们反对父权制，家长制，认为这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男从先是统治女人，然后才统治被统治阶级）。其缺点在于夸大了妇女的优越性，认为女人生育与性欲的特点表明了女人更关怀，更广泛。这又陷入了本质主义，与认为男人天生优于女人无本质区别，这会导致女权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是实践的恶果。
④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
代表作：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漫长的革命》这一理论认为妇女受压迫有四个关键因素：a.经济地位低下b.生育的负担c.性的差别d.儿童的社会化。并认为四个环节的解决缺一不可，任何单方面的完成都不可能使妇解放。
女性主义关怀：女性主义关怀是伦理学的内容，有女性主义论理学，它是与“关怀伦理学”(Ethics of Care)及“关怀模型”(Caring Model)相对立，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对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批评。审视女性主义对生命伦理学的批评，对照和比较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我们发现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理论和内涵，确实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如能互补，将对伦理推理和伦理难题的解决，提供较好的伦理理论和实践方法。
妇女受压迫和男女不平等是阶级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存在的原因主要财产的私人占有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不平等的社会分工，包括性别分工模式。不同的社会分工模式决定了男女在社会生产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也形成了一套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妇卑、男高女低、男主女从、男优女劣的价值判断体系。所以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从学术上，国家一直都努力把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实现立法领域的男女平等，作为妇女解放的基本目一，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完全解决所有制问题。
在我国所有制多重性在市场经济时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生产资料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与管理权可以相对分离的背景下，女性在这些领域的权力和参与依然不如男性，男性在资源享有和支配方面的垄断地位虽然有所松动，但从根本上说，占有权与支配权向男性倾斜的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逆转。有资料显示妇女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男女的收入差别仍然很大。
第二，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局面相适应，我国社会分工领域的男高女低，男主女从的分工模式也未获得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资源调配功能的弱化，市场自发调节功能增强，男女在社会分工领域的不平等问题，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继续扩在的态势。同时，随着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在实际中强化了性别之间的竞争与排斥，这种超越国界的竞争，无视男女竞争起点的不一致，使妇女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剧了妇女就业的艰难拉大了男女收入的差距。市场经济的特征默认了这些差距，并与之相伴随、共生产。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力求从根本上控制着社会分工上不利于女性的方向变化，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是有过程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男女不平等问题将长期存在并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第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也将对妇女地位提高产生相应的距力。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个人能力与分配的关系就越密切，在崇尚创新与个性发展的今天，所有制在分配中的作用，从总体上说是趋于弱化的。妇女虽然在个人能力上，并不天生比男子弱，但历史形成的女性在资源和技术方面劣势状况，并不能在短期内获得改观，还承认因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观念的影响，女人的潜力开发还远远低于男性，因而形成的女性能力的弱势不可能短期内完成改观，这必然影响到资源的分配，造成从资源分配到技术能力增长到女性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不良循环，改变这种不良循环的态势，实现男女平等，需要社会财富分配向女性倾斜。
第四，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包括传统的性别观念，依照是影响现阶段男女平等，制约妇女权益彻底实现的文化障碍。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进程，虽然汇聚了许多精华，通过提炼加工，上升为现代的、先进的文化理念，但其中的许多糟粕，如男尊妇卑的男女美德的封建思潮都根深蒂固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具有强烈的生命力，仍然在破坏着男女平等的系统，阻碍着妇女权益的实现。
第五，社会制度和政策的不完善，也是影响妇女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政府成立后，就一直致力于妇女平等的实现，从立法上不断完善和修订，为保障妇女权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兴起，原来的法律体系已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一些政府的政策也无形中制约了妇女发展，羁绊了男女平等的进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是在当时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背景中酝酿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