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文物讲故事牙雕蚕丝帛文明由此始

大约5300年前的一天，在伊洛河汇流入黄河处，一只胖胖的家蚕正在吐丝，先民许是被触动，将这一瞬间精心雕刻于兽牙之上。

5300年后，考古工作者用手铲拂去历史的尘埃，牙雕蚕在郑州双槐树遗址“破土而出”。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对探寻“中国丝绸起源”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9月1日，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在河南郑州开幕，牙雕蚕文物数字藏品同步上线发行。众人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件国宝级文物。

这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蚕（资料照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这只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其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呈绷紧的“C”形姿态，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形神兼备。

“野猪獠牙材质基本透明，符合蚕吐丝阶段蚕体透明的特点；而牙雕蚕的一侧是牙的原始表面，则是因为吐丝阶段的蚕体会发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认为，牙雕蚕工艺之精巧从选材就可见一斑。

一件小小的牙雕蚕，为何如此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早在黄帝时代，就流传下“嫘祖始蚕”的故事；大约在战国时期，古希腊人已经称中国为“丝绸之国”；到了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盛，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之一，传向世界各地。

中华文明史始终与桑蚕、丝绸密不可分。对于中国蚕桑和丝绸起源及发展历程的探索和研究，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点课题。

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半个蚕茧。自那以后，几代中国考古人执着“寻丝”，在我国多个史前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与蚕、丝绸相关的考古实证材料：

在安徽蚌埠双墩遗址，距今7000多年的碗底，刻画有写实的蚕吐丝结网图像；在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出土了距今6000多年的石雕蚕蛹；在河南荥阳汪沟遗址的瓮棺中，发现有距今5000多年的丝织物残存，其中有一块被专家认定为“绫罗绸缎”中的罗织物，这也是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丝绸实物……

这是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出土的碳化丝织物（资料照片）（郑州市文物局供图）

“但仍有关键问题有待厘清：这些蚕究竟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远古先民是否对蚕丝进行了规模化利用？一直是难解的谜题。”顾万发表示。

双槐树遗址牙雕蚕的发现，让上述“谜题”迎刃而解。

“通过吐丝姿态识别出此为家蚕极其重要，这意味着它不是古人对于物类的一般表现或单纯的宠物性表现，说明中原地区的古人当时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顾万发说。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全国其他地方却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说。

这是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蚕与现代家蚕的比对图（资料照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和大量的农作物，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时期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了在距今5300年左右，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如今，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展厅，不断有观众前来一睹牙雕蚕的风采。这只栩栩如生的“雕蚕”，向今人讲述着5000多年前先民们“黄河畔、事农桑”的生活……

文字记者：桂娟、袁月明

来源： 新华社

丝和帛是谁发明的

种桑、养蚕、缫丝、织帛是中华民族的先人们独创的发明世界上所有养蚕的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的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去的。 那么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什么时候、怎么发明的养蚕、缫丝、织帛呢 新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荥阳青台村发掘出包裹儿童的丝织物残片和十余枚陶纺轮。它们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物距今已有5630年了。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物。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一件距今7000年的牙雕小盅盅壁上雕刻着四条宛若蠕动的虫纹虫山上的环节数与家蚕相同可以断定雕刻的是家蚕。我们把以上两处发现的文物联系起来推断我国养蚕、缫丝、织帛可能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大概不会错。昆虫的驯化是非常艰难的。世界上昆虫成千上万种然而迄今为止被人驯化的昆虫只有蜜蜂和蚕。如果从昆虫驯化艰难的角度看我国养蚕、缫丝、织帛的历史也许会更悠久。 养蚕、缫丝、织帛之所以起源于中国是有原因的、是有条件的。 首先是资源的存在。研究人员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我国5000年前的土壤发现当时长江和黄河中下游流域分布着丰富的桑属植物。现代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和南亚是蛾类昆虫的集中区其中包括蚕蛾类昆虫。这就为种桑、驯蚕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次是文明曙光的出现。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中国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是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先民们步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时候先民们在衣、食、住、行、生产、宗教、战争、艺术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借助文明的曙光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这就为养蚕、缫丝、织帛的发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最后是文化契机的捕捉。这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先民们的智慧。1962年以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李济为首的考古工作者在距黄河40公里的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半个”蚕茧壳。1928年美国史密斯索南Smithsonian大学对这“半个”蚕茧壳鉴定认为确系蚕茧壳。此枚蚕茧壳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李济在发掘报告中说壳茧在坑中埋藏位置不深发掘现场周围的土有被搅乱的迹象不排除这枚蚕茧有后人混入的可能夏县周边一带有着非常古老的纺织业的传统当时夏县城中仍有许多织绸工厂。但据此推定夏县在新石器时代既有蚕桑业却未免武断。这枚蚕茧只是一个古来蚕桑实物而已与现存夏县纺织业的姻缘关系尚有待考证。新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也认为以此枚茧壳证明西阴村仰韶文化时期即有养蚕显然证据不足。

蚕丝是谁发现的？ 哪个朝代开始使用的？

　　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广泛的利用蚕丝作为织物原料了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绢丝织物的国家，这是全世界各国最早已公认的事实。然而养蚕取丝这一奥秘在远古代是怎样被人们发现的？由于时代遥远，以往还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
　　随着原始社会遗址不断发现和发掘，"古史摄影师"-我国的考古学者展示了新石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黄河流域的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等。从这些遗存出地文物中所反映的事实告诉我们：随着原始社会的进化，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从游牧过渡到了农耕；北粟南稻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农业和手工业也已有了较明显的分工。同时也发掘到了这个时期的蚕茧。早在一九二六年，我国考古学者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个"半割的茧壳"（山西夏县西阴村）。
　　这半个蚕茧的报道，在三十年代学术界很快的传开了，当这个消息飞过千山成水，远涉重洋，传到法国、美国、日本......，引起了许许多多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直到1968年，日本布目顺郎还对这半个蚕茧作了专题研究）。对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是否已有养蚕业的存在问题，中外学者面对这一"孤证"议论纷纷；再由于过去对仰韶文化遗存所作的推断分析各说其是，仰韶文化标年的估计开差竟达二、三千年之久。自从碳-14半衰测定发明后，给我国考古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放射性碳-14对半坡村仰韶文化测定，最早标本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960…前4600年。以仰韶村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它的发生年代大约公元前5000年延续至公元前3000年。这就是说，整个仰韶文化是距今5000…7000年前的史事了。那么说，这半个蚕茧至少也是5000年前的遗物了。不过。这一个"半割的茧"，有学者对它的时代可靠性也还有异议。
　　一九五八年，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地区，结合在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发掘了这个新石器时代遗存。在钱山漾遗址的第二次发掘中，出土了一批丝织品，有绢片、丝带和丝线。遗物大部分保存在最下层（第四层）的一个竹筐里。与这些丝织品同一层位同一探坑还出土了大批稻谷，考古工作者将稻谷标本经碳-14测定，绝对年代距今4715约100 年上下，树轮校正历年距今5260约135年上下。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地下发掘，它说明在我国长江下游的太湖之滨，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广泛的利用蚕丝作为织物原料了。钱山漾遗存中的残绢片：绢片为平纹组织，经纬密度为每厘米40根，粗细相仿；丝厂家；带子组合，观察为10股，每股单纱3根，共计单纱3根，共计单30根编织而成。
　　了解织物结构的人都清楚，钱山漾残绢片经纬密度一毫米有4根细比较均匀的经纬纱，在那样早的时代，应该说是可贵的丝织品了。细丝带编织方法与现代的草帽鞭一样，有着两排平行的人字形织纹，体扁；但靠近尾端一节呈圆形。看来这是一根美观大方的装饰品，也许是当时劳动妇女作围腰带之类用的吧。
　　一九七九年十月，作者在浙江省博物馆文物保管库内看到了钱山漾出土的绢丝织物，那样平整的绢绸，那样细巧的丝带，且单丝纤维表面光滑，条纹如此清晰，必然是先缫后织的产品，可以想见，在距今5000年前，"蚕"不单是进入了家养时代，且人们在缫织技术上也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这样熟练的生产技术决不是一个早晨得来的，在原始生产条件之下，它必然经历了一条漫长的经验积累的时间过程。那么，它的前一站在什么时代呢？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又给我们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九七三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又发现了我国原始社会迄今为止最早的遗址--河姆渡文化。从这个遗址的地下发掘告诉我们，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层中，人们已经在用茧丝纤维作为纺织原料了。
　　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七年，我国考古工用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分两期发掘了这一原始社会遗存。河姆渡路遗址的绝对年代，据碳-14测定，两个数据的平均值是公元前4887年，显然河姆渡下层居民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近七千年之久了。据发掘报靠告，河姆渡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是谷物（已人为栽培水稻），农具是骨耜，家畜有猪、狗，还有水牛，这表明人们已从渔猎进入了农耕；住的是木结构住房，这表明已从游牧过渡到了定居。人们的穿着又是怎样呢？这从出土的纺织术已经初具规模。原始人类冬天披兽皮、夏天围树叶草筋之类遮体的那个时代，对河姆渡人来说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在1973年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有关纺织工具有：陶纺轮（缚）、骨针、管状会、织网器、刀、匕、小棒等。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都是原始的纺织工具，有学者据此推断河姆渡人已经有了原始的踞织机。这个推断果然在一九七七年十月第二发掘中已被完全证实。在第二次发掘中出土的纺织工具有：木卷布棍、骨机刀和木经轴。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织机的组件。纺织原料有否蚕丝？有。这是从一个骨器上雕刻有"蚕纹"反映出来的。原发掘报告这样写道："牙雕小盅，平面呈椭圆形，制作精细。中空作长方形。圜底。口沿处钻有对称的两外小圆孔，孔壁有清晰可见的罗纹。外壁雕刻有编织纹和蚕纹的图案一米，高2.4厘米"在这个"牙雕小盅"上，"织纹"和"蚕纹"组成一个图像，反映了蚕与织的相互依赖关系。如果您认为仅凭图纹作判断尚有疑虑的话，那末从另一出土的"稻穗纹陶盆"的图像上还可以给您提供一个消除疑虑的有力旁证。原发掘报告写道："稻穗纹陶盆，……刻有对称的稻穗纹和猪纹（残）图像。一株稻穗居中，直立向上，加外二束沉甸甸的谷粒向两边下垂。旁边刻有一只猪纹，形如猪纹方钵，惜只剩后半部分。这一图像，反映了猪与农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下层居民已栽培水稻，农作物的肥料来源靠猪积肥（--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远古尚不知农作物施肥）；同样，"织纹"与"蚕纹"在同一图像上出现，那岂不是同样表明了纺织与蚕丝相互依赖关系吗？由此可见，蚕茧利用的秘密已被河姆渡人所掌握，茧丝纤维已经作为纺织原料之一当无疑问。这一文物的出土，对我们考证养蚕起源的时代概念是一个重大发现。不过，河姆渡人是否正如发掘报告中所指出。猪、狗、水牛都已成为家畜那样驯化，野蚕进入了农养阶段，这还有待于地下发掘的进一步证实，因为采集野生蚕茧是同样可以作为纺织原料的。
　　近年来，长江下游诸多原始社会遗址的发掘，特别是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我国学术界有关学者由此论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这个摇篮显然也孕育着我国蚕业的发生和发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养蚕的起源只在长江以南、而不在黄河流域；也不等于说长江以南蚕的家养和它的早期发展已肯定早于黄河流域。这些还有待于肯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两个文化摇篮各自在经历着必然走过的道路：从漫长的采集野生蚕茧经验积累中逐步驯化到了家养时代。从社会进化、发展方面看，蚕的家养应该说是私有制催生下来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