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结婚,不生子「不结婚不生子36岁重新高考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作者丨张楠茜 编辑丨雪梨王

胡同里终日响彻夏日蝉鸣和建筑施工声。一扇不起眼的窗前，立着一块自制纸牌，“烟酒，饮料”，白底红字已经有些破损和发黄。小卖部店主行李（化名）就坐在窗后。他今年36岁，正在等待一张录取通知书——前不久，行李刚参加完高考，被一所三本中医药大学录取。

这是第一次高考的18年后，已经拥有硕士学历的行李，第二次参加高考。他想要系统性地、全面深入地学习医学，所以决定重读大学。2022年元旦过后，他买来一大堆教辅书，在小卖部复习。半年里，这个中年男人淹没在数学和生物的苦海里，经历了焦虑抑郁、失眠紧张，反复做题、默写背诵，努力拿到了总分493分的成绩。

复习数学做的笔记

十平米左右的小卖部，有顶到天花板的货架、贴墙放置的一人小书桌、铺着青红碎花被单的单人床。身高一米八几的行李站在店里显得有些拥挤，他圆脸，戴眼镜，留着短胡子，发际线无情地往头顶后方撤退——他说这是读研的时候经常熬夜写东西，头发给熬没了。他爱借用粉丝的话自嘲，说自己这面相，坐在医院里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老中医。

行李是人类学硕士，当过兵，在云南边境和少数民族采过茶，做过学术出版社编辑，裸辞后在胡同里开小卖部，到武当山太和宫当过义工……李小编、李小贩、李小道都是他的名号。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发在豆瓣上，拍成视频发在b站上，作为一种记录，意外收获很多点赞和批评。

武当风光

“骂我的人骂的是他眼中的我，夸我的人也不代表就很了解我。”行李对于所有评论都很淡然。他这些年的经历，对已经结婚生子、循规蹈矩的同龄人来说就像天方夜谭。他本人的故事，也远比他所写下的更为丰富立体——他是“北漂”着的地道北京人，是一直站在田野里的人类学学生，是久病成医的焦虑症患者，是始终拒绝被规训和定义的人。

一个跟随自己的兴趣生活的人，会活成什么模样？行李至今没有答案。他的人生意义，还在一个个选择当中不断形成，“我不知道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但也许所谓‘意义’就是建构意义的过程——西西弗斯注定失败，但所谓成功又如何？”

以下是他的自述。

最近我进了新生群，一直小心翼翼地没有暴露年龄和身份，怕老师和同学知道了，引起过多关注。我开学还想好好上课呢。前几天，梦到有人把我在豆瓣上写高考经历的文章转到新生群，把我吓得。

在群里，我提的一些问题让同学们觉得很中二。开学要军训，我问是在学校训吗？他们说这问得多新鲜，不然还能去哪儿？可我小学、中学都是去军营里训的。体育课要学太极拳，我问考劈叉吗？他们说你这么想可笑死人了。但我当年上大学时学散打，必考横叉竖叉。

我还很好奇，除了本专业，能不能旁听别的专业？人家说你疯了，自己的课都上不完。其实我高中就去北大旁听，大学最大的收获也是去宗教学和哲学系旁听，现在还和旁听课的老师关系很好。

时隔18年后第二次参加高考，是为了学医。我把备考的完整经历写出来、放到网上后，很多人评论说，你其实没有必要高考，看看书就得了。但人类学的方法告诉我，你想要去理解和解释一个事情，就必须完全参与进去，而不是说看了、问了就行。

高考当日

高考之前，我想过报补习班，但一打听，太贵了。亲戚同事家的小孩，高考前一个月报个班，一对一辅导，10万块钱。我显然负担不起。我也打电话到补习机构，对面一听我年龄，还冷嘲热讽一通。所以我干脆买来一堆书自学。

这次高考收获了什么？首先要学会接纳自己。我的备考过程很受挫，单科分数结果也和预估的差很多。我虽然做过出版社编辑，但却考不好语文。再就是如果你想做什么，想不清楚意义，就先把它干出来，因为其实干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也一直没想清楚我再参加高考的意义，结果考完，网友们的评论和转发，帮我找到了意义。

这次高考我收获了以前不曾感受过的心路历程。我高中学习一直都很轻松，玩着学，没为成绩发过愁。2004年的高考是先报志愿再考试，我糊里糊涂就考上中央民大。这次呢，拼命复习半年，中途经历纠结、抑郁、崩溃、遗憾等各种状况，考前最后一刻还在复习，担心考不上。

还好结果不算差，但为学费发了愁。三本高校的医学类专业是五年制，一年学费2万，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算下来，一年差不多4万。上哪儿找20万？我想着先交一学年，就当充一年会员。如果效果不好，明年就不续费了，行不行？

为什么会选择再读个医学本科？最直接的原因是之前经历了惊恐发作（panic attacks，也被称作急性焦虑发作），连滚带爬跑去看急诊。另外，想学医也和疫情之初我在武当山做义工、对生老病死的思考相关。

2019年年底疫情来袭，我刚好在武当山当义工，每天扫扫地，和道长、香客们聊聊天。去之前以为一两月就能回，没想到滞留半年多。虽然武当山物理意义上与世隔绝，但毕竟身处疫情中心的湖北省。物资紧张时，我们一天吃两顿饭，还能凑合。

义工期间帮忙值班

每天看到新闻播报感染和死亡人数，我特别焦虑。再加上我之前得过肾结石，如果这时候复发，应该怎么办？在当地没有医保，也怕住不进院。道长们倒是很豁达，说大不了我们给你出医药费。

因疫情封山了，道长们仍然每天下下棋，走走山，除了戴上口罩，生活和心情并没有受到很大干扰。相比之下，我却经历着巨大的恐慌。看到他们会一些基础的医学知识，我也对医学有了兴趣——是否能通过直接的手段，来解除躯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在道观的生活，是万分珍贵的一段经历，我也一直在整理写作，准备出书。

武当雪景

此前，我对道观的印象多停留在电视画面上——山门口一排台阶向上，建筑都遗世独立在云里。到这儿才发现，武当山绵亘800多里，有很多个道观。大家每天6点起床吃饭，上早课念经，或者去各自工作岗位，有检票的、搬运的、做饭的。我是扫地的。早上七八点钟，索道开，接待第一拨游客；下午四五点钟，索道关，我们也下班。

到这儿待了一段时间发现，道教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基层的许多救助工作。春节我们会募捐，买东西送给周围的贫困户。平时人们送给道观的东西，也都会经由道观再送出去。它就像是一个物资中转站，十方来十方去，不留下什么。

在武当山斋堂帮厨

道观还收留一些在社会上的“边缘”人。他们也许没接受过学校教育，事业发展不好，或家里子女多、负担重，出家是个人生选择。跟我一起上山的有个20岁的小伙子，只有小学文凭、父母双亡。大家都愿意接纳他，因为社会上没有人疼他，道观要大开方便之门。

他特别闹腾，每天上蹿下蹦，背着把刀上山后砍树。刀给砍坏了，把刀一扔，第二天又买了个100斤的沙背心说要练轻功。这样的一个人，大家会觉得他很纯真，很直率。但他实在是太跳脱，后来自己跑了。道长们说即便他将来回来，也会接纳他。

回到2004年前的夏天，18岁的我第一次读大学本科。当年考上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和新闻学专业。大三暑假看到征兵消息，脑袋一热就去体检了，到部队时21岁。

部队的基层生活和影视作品不太一样。几乎每天训练，在地上摸爬滚打，满身灰土。打扫卫生要钻到床底下，拿钢丝球把灰尘蹭干净。我在精神上很孤独，和战友没有很多共同语言。

入部队之前读的三年大学，也许是我人生自由的上限，而部队则是不自由的一个下限。两者都经历过，我大概知道自己的活动空间有多大了。

一开始我是因为好奇而当兵，想从人类学的视角去认识部队生活，但两年后退伍，我发现自己讲不出故事。写文章讲事情必须要有叙事逻辑，而不是用多么精巧的词。以前学的那些复杂的理论名词，原来那么不堪一击。

我想我得把大学里的一些书重新读一遍，再反思一下，所以我决定考研。像费孝通的《中国乡绅》、《江村经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此前我也去农村做过短期调研，但当我在部队里扛农具、挖土坑，和来自农村的战友们聊天之后，对乡土有了新的认识。再去读这些书，才真正体会到土地的气息、手握锄头的感觉。我想，等到即便是日常生活的小事，我都可以用学的专业去解释，那才是真正的入门。

北漂时候最怕搬家，因为给书打包就要一周

2009年12月退伍，复习不到一个月就考试了。我当时刚扔掉枪回学校，腿肿得走不了路。两年没怎么接触书，我坐在图书馆里，拿起书来就打呼噜，书一放下立马就清醒了。专业知识我还记得，但英语忘完了，考到一个京剧“opera”，死活想不起来。

第一志愿报考中央民大的民族学，英语差一分没考上。调剂窗口快关闭时，我选择调剂到云南省民族研究所。2010年4月份研究生面试时，我还穿着北京冬天的厚棉袄。那之后，我就到昆明读研了。

我的毕业论文是去西双版纳边境研究一个仅有三千多人的族群——克木人。田野调查不是只去采访几个人，而是要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讲他们的语言、听懂口头传承的故事。当时没有完整全面的语言教材，我自学了国际音标，挨个去记录他们的词汇——吃饭、饿了、水、米……最后基本可以和他们聊天，听懂他们做生意的小伎俩。

在云南做田野调查

克木人以卖橡胶和卖茶叶为主要收入。清明节前后下完雨，茶叶噌噌开始发芽，我们整个夏天都在采茶，掐尖儿、扔到麻袋里，不断重复，一天下来几百斤，再装进大袋子扛到茶叶厂去卖。我采茶的效率很低，茶园里的一片茶叶地我往返4次采完，当地妇女过来还能再采一大麻袋。但是我会帮忙她们背茶叶回去。

读研期间我几乎每年都闹大病。以前看《三国演义》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征南遇到瘴气，特玄乎。没想到自己真经历了，持续一个月拉肚子，每天四五次。回来看中医，说是中了“霉瘴之气”，到西医验血却没有任何问题。每天吃大量的药，不是止泻而是补水，调节酸碱平衡。后来倒是自己好了。

还有一次在山里骑摩托车，拐弯没刹住，人比车先飞出去了。有那么几秒钟，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嘣噔一下坐地上了。回过神一看，车在后边，旁边是悬崖，底下是江。我全身被剐伤，摩托车电瓶也炸了。后来当地人用他们的巫术给我念念，弄一大片叶子包些七七八八的草药，吐口水给我贴伤口上。

2013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北京，家里催着找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买房。可能大多数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结婚生子、事业有成。然而我并不觉得人们只要结了婚就会幸福——幸福的家庭，是因为幸福的人组成了家庭，而不是人们组成了家庭才幸福。而且我的精力有限，更关注精神上的追求，结婚生子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去广州待了半年，跑到中山大学旁边租个房子，每天去旁听人类学、社会学的课。他们的社会学理论讲得非常好，我有一种被智慧之光照到的感觉。想考中大的社会学研究生，但又没考上，这次栽在统计学上。

春节回家，我妈又絮絮叨叨催我找工作，我就投了个简历，去一家学术出版社上班了。2014年3月份入职，从文字编辑到营销编辑，偶尔也写点新闻稿。

这期间我参与了出版社里几个品牌书系的工作，开发作者、策划图书出版，自己也写书评、做新媒体、策划文创，还经常“全国流窜”，走访高校，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带着不同国籍的作者做签售，经常一个月就可以完成上岗合同里规定的全年工作量。工作的前三年，我整个人处在很不健康的状态里，夜里睡着觉，甚至一口血涌上来，把自己给呛醒了。

在出版社工作时都要参加每年的图书订货会

然而工作时间久了我反而变得迷茫，焦虑也开始显现。我会突然心律不齐，每天反反复复睡不着，睡着也会不断惊醒。

焦虑症成为一种病症，就不讲道理了。不是说你脑子想明白，内心就能接受。最严重的时候，惊恐发作，整个人像被扔到冰水里一样，胸口像炸开了，一股凉意直窜到头皮上，后背冰凉，头皮和手发麻。去医院一查，心率100多，血压上180了。我后来发现很多朋友都有过类似经历，来自媒体、出版、编剧等各个行业。

也不是说遇到一件事受了刺激，咔嚓一下精神就崩了，而是各种事情在日积月累地消磨你。好比你有一座城，四周的敌人一直在围攻它，城墙慢慢地磨损掉。等到有一天你以为他们都散了，其实城已经没有任何的防护。

当时不仅我自己状态差，我妈的腰摔伤了也需要人照顾；我租房的房东又要卖房子，我需要搬家。各种原因综合，辞职是最省成本的选择。

辞职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工作中的自己很虚荣。比如我会给人介绍书，和对方互相尊称老师。时间久了之后，好像真觉得自己是“李老师”，混入文化圈了。但静下心来会反思，你给人家讲这本书的时候，你真看完了吗？没法那么理所当然地出去招摇撞骗。

辞职后我考过人类学的博士，想看这个专业能不能读到最高学历，不行就转去学别的。结果笔试考第一，面试考倒数。一起面试的有不少年轻的高校老师，家庭事业有成，从聊天里透露出他们认识学术界的大牛。而我显然不是老师期待的那种学生。面试的时候有老师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对家庭也不负责任，还过来考博。

辞职后我没地方去，就搬到姥爷生前住过的老胡同，在这十平米大的地方开小卖部。

小卖部内景

北京人并不都是大家想的那样的——家里几套房、天天收房租过活。我在胡同里出生，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长大，而房子仍然是那个又老又小的破平房。偶尔还会有亲戚为了争产权而打上门来。我高中开始就一直“北漂”着。高中住校，一到周末大家都回家，只有远郊区县的同学留校，我家虽然离学校就十分钟公交，但我死皮赖脸地不想回去。上大学后，每到春节我会回来待一天，过完大年初一初二就回学校。

我还记得一到冬天，胡同里每家每户要买两件东西：蜂窝煤和大白菜，保暖和饱肚子。30年前的冬天，街坊邻居聊天就开始说，“咱们今年还买不买蜂窝煤、大白菜了？如果拆迁住楼房去，蜂窝煤用不上了，大白菜搬家多不好搬”。结果一直说到现在，连煤厂都没了，我们那房子也没拆。北京胡同里的家庭，大多都有个拆迁梦，但是谁也不会拿青春去赌这个事，孩子该上学上学、该工作工作。

小卖部最开始生意不好。因为在路边太不起眼了，别人不知道这是个店。我也不知道应该卖什么，觉得垃圾食品太不健康了，夏天喝点酸梅汤多好，后来发现可乐和辣条卖得最好。

大家总以为开小卖部就是每天往外一躺，晒晒太阳，想吃什么随手拿。其实开小卖部是个需要自律的自由职业，也是一个性价比很低的营生。

人要特别自律，才能做好自由职业。因为没人盯着你、替你拿主意，完全是靠觉悟和行动力。如果今天有事我出去，明天起晚了，后天晚上出去看电影了，几天没开门，周围顾客会觉得这家店不靠谱，以后就不来了，送货大婶也不乐意。

我渐渐摸清了附近的一些日常脉搏。早上8点开门，8点半会有几个下夜班的保安路过，买零食和生活用品。然后我出门买早点、遛弯，9点50左右得赶紧回来，因为10点会有个邻居过来买两瓶啤酒，每天雷打不动，后来他因为喝酒住院了。中午有路人过来买点零食和水。下午3点半以后学生放学，5点多上班族下班，会有几拨买东西的。

夜晚的小卖部

每天的事情挺多，要收拾屋子、进货、拾掇货架。剩下不多的时间就看书写东西，弹琴发愣。之前能卖烟的时候，收入好一点，平均下来一个月挣2000多块糊个口。平时买菜很便宜，在菜市场翻着跟头也卖不出20块钱。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是自己交社保的1600块。

小卖部的功能不光是卖东西，也是便民服务站。邻居家临时有事，会把钥匙放我这儿；居委会的人过来干活，也会来借个工具；还有人来打听附近租房的，或者谁谁谁住在哪儿。还有小学生拿着家里老人给的300块钱过来，让我帮忙转到手机上。

我把小卖部的日常记录在豆瓣上，一些网友看到了会自己找过来。我没有说具体地址，他们看着周围的建筑物就能找到。有一回我早上起来，蓬头垢面拉着个车去胡同口打水喝，正困得迷迷糊糊的，旁边一个年轻男生突然说，你是不是李老师？我跟我媳妇都是你的粉丝！从此我彻底开始没有“偶像包袱”了。

小卖部收到滥竽充数的残币

有人感到人生困惑迷茫，有人上班不如意，都会过来看看。我记得有个小伙从南四环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过来，买瓶矿泉水，冲我笑一下就走了。还有人类学相关专业的网友，过来跟我聊毕业论文。

在很多人看来，我的人生很跳脱，但回过头一件件梳理下来，也有内在联系，我想要自己去定义自己的生活。我读大二时，想到自己将来20多岁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到50岁左右，孩子上大学，估计在单位是个中层小干部，每天坐办公室喝茶，等着退休。陶醉在自己人生的小成就里并安于现状。

二十多岁就已经看到人生的尽头，好像是顺着一条江水往前流，你在里边躺着站着卧着都行，不用扑腾，反正最后都会被江水冲到那儿的——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那我就从脚下开始，去做我自己选择的事情。

比如当兵，即便再苦再累再委屈，我自己选择的就走完。当完兵回来读研等等，其实也是在找自己。

对于我的人生选择，家人基本都站在对立面。我比较倔，有时候做一件事情需要说服他们，找很多理由，也是让自己更坚定的过程，所以他们的反对意见反而是我前进的动力。父母两边的亲戚里，我是学历最高、社会经历最丰富的，但也是混得最惨的，没车没房没家庭。这让一些亲戚“喜闻乐见”，跑来教育我，说他家孩子怎么怎么好，让我学学。

我周围的北京朋友大都过着稳定的生活，他们认为我太能折腾了。这次高考，之前宿舍的小群里的朋友调侃说，当年前我是宿舍里唯一一个考上重点本科学校的；如今，他们都在国企事业单位稳定下来了，我又重新去“高考”了。

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他们不理解我是正常的。现在我的压力和焦虑都是来自自己的，关于生存、意义之类的问题。现实生活中，朋友和家人不太理解我的感受。反而是网上的一些陌生人，大家没什么现实交集、利益冲突，他们会给我一些善意，安慰到我。

我也一直觉得自己跟不上社会上新造的一些名词。说“内卷”的时候，我还以为人类学火遍全国了。其实它是格尔茨在研究爪哇岛的农业生产时发明的一个专业词汇，跟我们所说的内卷不是一回事。豆瓣上还有个“逆社会时间”小组，所谓社会时间，也只是城市里直线向前的工业时间，但农业社会原本就是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圆形的。

有人爱给我贴标签，“逆社会时间”、活出了自己、很酷之类的。但我没觉得，也没有在对抗什么。我只是做了选择，就承担后果。我现在唯一想对抗的是身体衰老和体能下降。明天早上起来跑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