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缘何恸哭

（二）

一是1975年的7月，毛泽东认为，他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遇到极大的阻力，且极可能失败；中国党、国家和民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而自己的身体却如西凤残烛。此时的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虽然正确且无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鲜有人坚定有力支持。环顾当时的天下大势: 从国际上看，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了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加上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支持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重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即将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之，此时的国际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但从国内看，“文化大革命”虽已进入“收尾阶段”，却极不顺利。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无疑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关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结论。在党的八大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毛泽东一直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性、严重性和长期性，甚至在其晚年他还作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等石破天惊的结论来。在毛泽东看来，对自己的上述思想，包括与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在内的相当多的各级干部不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对者众；他所精心培养的一批新人对他虽然支持但却很不得力、屡屡出错甚至严重干扰，直至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另外一个极端，使自己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已经处于失败的境地。联系到1969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林彪、陈伯达的等人突然袭击，毛泽东说，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党的高级干部要读十几本马列的基本著作；联系到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四人帮”一系列的严肃批评，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联系到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上“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批语；联系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20多个小时还蒙着眼睛的毛泽东，在六张纸上盲写了对电影《创业》“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评价等种种复杂现实，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体味到毛泽东曾经叹谓“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的心境和此时深深的焦虑。当年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会”这一沉重悲壮的感叹自然会引发毛泽东的强烈共鸣。

二是毛泽东认为，党、国家和民族虽然面临着如此险境，但有相当多的干部，却不察此危险，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即不少干部为了个人家庭蝇头私利而放弃党、国家和人民的大目标，满足于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顾党、国家民族未来根本利益之风日盛，有的甚至恰如当年的王谢诸人，虽也曾跑到“多景楼”上登高望远，留下所谓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泪，即在公众场合发出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并奋斗到底的誓言，但这仅仅是为掩饰图谋“门户私计”故作姿态而已，其结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无际的“腥膻”之苦。这真是令人悲叹！

三是此时的“文化大革命”已历时九年多，党内外忧心之事繁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已有明显的失控之势，中国共产党将来的前途如何？中国老百姓未来的命运何在？这正是对党、国家和民族有着极其强烈责任感并已达82岁高龄且疾病缠身的毛泽东所日夜深深牵扯挂念的。此时的毛泽东，除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即“河洛腥膻无际”危险的深深忧虑之外，他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只成门户私计”私心的顽疾，对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懂得马列不多的现状，更是深深地忧虑。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和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理论素养不高，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党的干部队伍中的私心和理论素养不高同样是结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私欲膨胀和理论素养不高发展的最终导向则必然是资产阶级的重新上台。捧读并沁入当年陈亮的《念奴娇. 登多景楼》这首词所渲染的悲壮的意境中，毛泽东的忧患、无奈、悲伤、悲愤的强烈共鸣，自然会油然而生。此时的失声恸哭，则应是毛泽东忧患老百姓忧患党的强烈责任心的集中迸发。

如在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员读周恩来逝世的《讣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他念中央送来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 这其中无疑有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同时也可能有他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深深地隐忧。

如在1976年前后。“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令据毛泽东身边卫士周福明回忆，当电影《红灯记》放映到李玉和搀扶着李奶奶走向刑场时，主席难过地哭了，喃喃地讲: “敌人又要杀害我们的同志了”。

以上两个例证可以作为毛泽东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一谈话的心灵的注释。

如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噙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 “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大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 “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伤亡达24万多人，其他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这体现着他对党和国家根本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千千万万基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