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病毒为何频发感染「新病毒为何频发」

【聊健康】

作者：王琦（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一级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30年来，新的病毒病不断出现，甚至大规模流行，如尼帕病毒性脑炎、SARS、埃博拉出血热、禽流感等，不仅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在积极防控疫情的同时，也应反思——

新病毒为何频发

“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思想，强调“天”与“人”的和谐关系，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受生存环境（“天”）的影响。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应认识到，病毒和传染病疫情的暴发，与生态失衡有很大关系。种种证据表明，许多流行性疫情的暴发，离不开人类社会行为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生态破坏，包括但不限于全球变暖、过度开发、捕食野味等。

法国医学教授让-路易·维尔代在《新疾病可以被预测和预防吗》一文中指出：“传染病和可传染性疾病，是特定时期中人与周围微生物环境关系的结果。每一方都在不停发展，使这种关系发生变化，建立起新的平衡。”也就是说，新病毒之所以频频暴发，其实并非偶然，除病毒本身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城市化与居住环境、社会治理等因素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

生态失衡促使病毒传播与“进化”

人类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给生态系统造成了直接影响，导致生态失衡。病原微生物是传染病的重要源头，生态失衡一方面导致一些野生生物的病毒直接传播给人类，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病毒的“进化”——产生全新的病毒，或在致病性、抗原性、传播途径和感染宿主的类型等方面发生改变，导致一些对原生宿主无害的毒株跨越物种屏障而感染人类。人类对自然不同破坏行为引发的病毒流行问题，具体分为以下三类：

全球变暖——提供病毒流行的温床。一方面，全球变暖为病毒的传播媒介和中间宿主提供了良好环境，如蚊虫、鹿鼠等物种大量繁殖；另一方面，气候的变化引起鸟类迁徙，促进其携带的微生物传播至其他地带，出现病原与传播媒介分布地区的扩散。例如西尼罗病毒，以鸟类为主要的贮存宿主，原来主要流行于气候干燥、气温较高的南半球非洲地区，但随着全球变暖，鸟类迁徙，1999年在纽约出现一次暴发流行，结束了西半球无人和动物间感染报道的历史。

过度开发——野生动物被迫走向人类。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大规模开发，野生动物被迫从森林深处迁移至森林边缘的农场等处寻找食物，导致野生动物之间、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发生接触，使得以野生动物为自然宿主的病毒传染给人类，或通过家养动物间接传染。1999年，尼帕病毒在马来西亚猪农中出现一次暴发流行。研究发现，由于当地人肆意砍伐森林，致使森林面积减小，狐蝠由于缺少食物被迫迁移至森林边缘附近的果园取食，尼帕病毒于是从狐蝠传染给猪，偶然机会造成人类感染，引发大规模流行。又如，源于非洲刚果的埃博拉病毒，虽然最初来源尚未明确，但中间宿主大猩猩、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均可将埃博拉病毒传给人，继而造成病毒在人类之间暴发流行。

贪食野味——舌尖上的病毒新物种。2002年暴发的SARS、2012年暴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2019年末发展至今的新冠肺炎，均有证据显示与蝙蝠有关。蝙蝠与人类不论是活动时间，抑或是栖居环境，重叠都不强，使二者发生联系必然需要特定的社会行为。在一些地区，蝙蝠会被用作食材，因此，从捕猎、加工到制作、食用等一系列活动均使人类与蝙蝠有机会发生接触。2019年2月，一种被称为“僵尸鹿”的传染病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的鹿群中传播。“僵尸鹿”病是一种朊病毒导致的“慢性消耗性疾病”，主要感染野生的麋鹿和驼鹿等鹿科动物。美国研究人员指出，未来几年，存在人类捕食感染的野生鹿科动物而患上“慢性消耗性疾病”的可能。

反思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环境的破坏就是灾难的降临，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命题。工业文明发展后，人类对大自然开展了更深、更广的征服行为。这种行为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也收获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改造与探索的行为破坏了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面临严重危机。原本，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中的病毒长期共存，如今疫情大规模频发便是生态给我们的反噬，促使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善待自然，同时防范不良环境对人类的报复，这是现代环境安全问题的核心内涵，也是对人类盲目征服自然带来恶果的反思。人类的生存环境与其健康的关系实质上是生态平衡关系，疾病-病因模式表明，任何流行病的发生发展或多或少地与环境发生联系。SARS、禽流感与新冠肺炎等疫情的出现，都和动物有关，如果没有生态平衡破坏带来环境整体上的巨大改变，疫情不可能大规模流行。新冠肺炎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自然属性，认识到自然是人的本质之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便是具有自然价值的生态系统。正因为这样，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本身。

不管新冠肺炎是如何暴发，从我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来看，审视自身尤为重要。经过这次疫情，我们应当痛定思痛，自我约束，拒绝为了口腹之欲贪食野味。没有买卖便没有杀害，一方面保护了生态平衡，也是保护自身不受野生动物源性病毒的侵害，同时，对于我们的卫生陋习，也应当反躬自省，由他律走向自律：勤洗手，戴口罩，共同抗击疫情，做到不聚集、不扎堆，主动居家隔离，有情况积极上报。

人的本性并不等于带自私意味的“自我”，恰恰相反，自我超越是人生的永恒追求。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充分展示了人类自身如何提升、完善与超越，重新建立起我们的美好家园。医务工作者不畏牺牲，救死扶伤，在危难中彰显大医精诚；普通人也尽己所能，不论是捐献爱心，抑或是志愿服务……这些正是人类在精神上自我超越，推动社会进步的真实写照。

对疫情的防控不止于病毒本身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全球传播性的特点，任何国家很难独善其身。目前，全球已有上百个国家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风险。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视野下，我们更应建立国际合作的防控体系，共同商讨应对，合作来抗击疫情。我们还应意识到，对疫情的防控不止于病毒本身，而需要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治理，并向地理环境、气象等多学科延伸，从全球化视野推动可持续发展。

过去的几十年，全球可持续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便有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可持续，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诸如全球气候变暖、全球资源短缺、全球污染加重等。现代文明让我们拥有征服自然的创造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又是强大的破坏力，人类发展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进而更好地在新型现代化道路可持续发展。

应当看到，单以经济尺度来衡量社会进步是不全面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告诉我们，自然环境是社会进步绝不容许忽视的因素。虽然目前对新冠病毒产生的原因尚未有定论，但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其与生态环境破坏有关。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放在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地球是一个有机体，它的任何一个部位的病症，都会引发整个机体的危机。如今，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全球合作，万众一心抗击疫情才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应当克服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种种弊端，化危机为重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契机，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实现全人类一起抗击疫情。

（方旖旎整理）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4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