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深入理解把握两个确立的倾心力作,两个确立是啥

作者：齐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的提出，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最重大的政治成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新著《从五个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出发，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现实维度、未来维度和实践维度，对“两个确立”这一重大政治理论命题进行了深入解读和阐释。该书不仅集中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重大命题的深入理解，也倾注了作者的真挚情感。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两个确立”作为一个重大政治理论命题，是党的最高政治要求、政治纪律，对此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但对“两个确立”的认识，绝不能仅限于表面化的政治表态，这一命题也绝不简单是一个政治要求，它是一个包含着丰富科学内容的重大命题，必须放在多个维度下进行全方位考察。该书提出的理解把握“两个确立”的五个维度，无疑为我们科学认识这一重大命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命题，其理论依据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依据来自党的历史经验，现实依据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趋势的依据来自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迫切需要，实践依据来自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历史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辉煌实践。书中阐述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使得对这一重大政治命题的理解，牢固地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二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历史是现实存在的根据，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该书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两个确立”的视角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同各种政治力量和困难挑战的较量中一次次取得胜利，根本就在于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事业发展需要确立了党的领导核心；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历史表明，在实践中形成一个坚强、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对于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两个确立”作为重大政治理论命题，不仅为党的全部历史所证明，特别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所充分证明，而且是党的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是这一新著中理解把握“两个确立”的重要基石。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是任何时代性命题的鲜明特征。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不是科学的理论，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从理论上看，“两个确立”作为党的重大理论和政治命题，包含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也包含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作者认为，“两个确立”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阐述党的领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问题时，作者对党的领袖的优秀品质作了精辟概括，认为党的领导核心都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都为党的创新理论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党的创新理论都对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起了重大支撑作用。在阐述党的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时，作者认为人民群众需要党的领袖，党的领袖来自人民群众之中，没有党的领袖，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实践就会陷入自发、涣散、盲目、摸索的状态。从实践来看，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是党和国家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严明党的各项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积极总结经验，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持守正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着力完善制度，建立健全相互衔接、系统完备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体系；加强宣传教育，强化贯彻落实和督促检查。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顺势而成，坚强的核心、科学的思想、伟大的事业相互辉映，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两个确立”既是理论的强烈呼唤，也是当代中国实践的迫切要求。

四是多种因素合力与未来发展趋势的统一。坚持“两个确立”既是理论的要求，又是实践的呼唤；既是历史的启示，又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以及党和国家事业继续推进的根本要求。这些因素和维度，都预示着未来发展的一个鲜明趋势，这就是：坚持“两个确立”，不仅是新时代十年我们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原因，也必然是我们在新时代新阶段取得新的胜利的决定性原因。该书把“未来纬度”作为认识把握“两个确立”的重要方向，走好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发展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各种矛盾挑战异常复杂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坚强核心领导全党全国继续前进；我们需要科学理论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指引方向。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6日0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这一概括。
主要内容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党的基本路线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而制定的，其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依靠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政治保证（四项基本原则）、直接动力（改革）、外部条件（开放）、基本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扩展资料：
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
（1）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2）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经济建设是基本路线的核心和主体。
（3）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保证；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经之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
（4）“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它们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请问《边城》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地位

《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文化概念，然而深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故事的阴影却被人们所“忽略”。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买椟还珠”。
一
《边城》描画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鉴于此，似乎可以如刘西渭（李健吾）先生所说：“……在这纯真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留一丝阴影吗？”然而，在这充满善与美的“世外桃源”里，发生的却是一场以悲剧告终的爱情：翠翠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而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下的是凄凉的余韵，是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感伤。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多数论者把它归结于天保泡坏的偶然因素，以及迫使老船夫做出“老而好事”的举动的社会因素——封建宗法和买卖婚姻。这种说法有理有据，似乎已把握了悲剧的全部构因，然而仔细一推敲，我们会发现，它仅仅抓住了悲剧构因的客观方面，而把主观方面——在爱情中起决定作用的顺顺及傩送的心理缺陷相对忽略了。
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诚如作者所说：“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湘西的人生具有“人与自然契合”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恐怖”，“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这种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原始自在的人性，不可避免地有其阴暗的一面。翠翠与傩送的悲剧正好把这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那就是边民纯朴健康人性下潜藏着的几千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天命的迷信思想。他们以为祸患都渊源于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对于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祸患，总把它们与人的言行生硬地联系起来，认为人的言行悖于常理势必惹来祸患，于是由猜疑、误会而产生隔膜，甚至最终酿成悲剧。正是这一心理痼疾，使顺顺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先是“船总性格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地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再是傩送虽然面临爱情与金钱抉择时选择了爱情，却未能向着翠翠再靠近一步，并只身下了桃源。于是，老船夫对于翠翠的美好将来的希望无形中被顺顺父子的不自觉的冷漠毁灭了，他的生存意志也随之被摧毁，终于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程。而翠翠终于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什么时候，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战胜了心灵的痼疾，消除了由迷信导致的隔膜，什么时候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然而要抹去这人性的阴暗面着实不易，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能否突破这一心理障碍殊难预料，这一切只能由时间来回答。
二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作品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自然”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为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谈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性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子。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过于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不忍心将人物的命运推向悲剧的结局，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人情美的一面。然而，即使他使人物越过了现实的障碍，漠视封建宗法和金钱势力而追求自由爱情，却无法擦去传统天命的迷信思想投在纯朴人性中的阴影。由于这阴影，他笔下的儿女们终于产生了隔膜，演出了一场不知归期的悲剧。这是作者所不愿见到的，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
三
美学家桑塔耶那曾把艺术表现分为彼此相关的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我们考察沈从文小说的内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为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而是展现人性的阴暗面与“人与自然契合”的对抗关系，以及在这种对抗中人类所受到的惩罚，启发人们通过对这种惩罚的认识，从而“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尽力”。
（选自《名作欣赏》2000年第4期）
五、关于《边城》的评语摘编
1．著名作家汪曾祺对沈从文有过一句评语：“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高呢？”
2．沈从文小说独具地方特色。他的题材、人物、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语言，无不涂上“湘西”的标记。题材是湘西社会日常生活中摄取的；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生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沈从文更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令人神往，令人惊叹。加上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十足的方言土语，这更使他的小说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
（王嘉良、李标晶《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3．《边城》的诗意首先来自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作家通过翠翠和傩送、天保之间的爱情故事。将茶峒的自然景物和生活风习错综有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而不加浓涂艳沫。
（潘旭澜《重读〈边城〉》）
4．“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向刚《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5．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为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6．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余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7．《边城》是一首哀婉的抒情诗。刘西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杰作”。苏雪林认为“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敖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沈从文自己也承认，从废名（冯文炳）那里受到启发，“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融化了唐诗的意境，形成了一种朦胧美。
8．《边城》的地方色彩是极鲜明的，时代投影却是不易捉摸的，仿佛作者只叙述了一个故事，只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沈从文先生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朱先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可是，为了“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边城》的时代投影又是极淡极浅的。
9．《边城》是老妪絮絮地讲的一个完美的童话。童话大多很美，但童话的毛病在于太过完美。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批评得比较中肯，她指出沈从文的小说“过于随笔化”，“于结构更疏忽了”，“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敷百言还不能选出‘中心思想’”。不少学者也说沈从文“了解湘西人民的生活……他仅是晓得他们一些情形，并不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自然更没曾血肉相连”。所以“沈从文的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很广阔但不深厚，思想意境不高”，“好像雾中的花，云中的月”，给人以“虚”的感觉。王瑶也指出沈从文“用散文温叙故事，有时很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