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尧舜禹的文献叫什么「考證大禹之本字」

原文載於豆瓣古音小組，今晚看到有人點讚，所以找了下錯別字，重發在這裡：

我最早了解的大禹之禹，在小學時

老師講，大禹應該是一條娃娃魚，因為甲骨文畫的很像

又因為史書記載他的父親叫鯀，也是魚

這條解釋影響了我三十年，今天我將繼續分析是否妥當：

然而，我有了工具：我自己的周音理論

禹 yu，根據周音，u保留上古韻母，而輔音y可能來自c，也可能來自d

甲骨文長這樣：

其實，因為研究周音，我具備了一定文字學知識（甲骨文 金文 基本書法）

知道，這個字=也/它/蛇 手/力，

周音裡面，也/它/蛇 古音為do，這個符合u韻，因為上古o、u通押

手/力古音也是do，所以基本斷定，禹上古讀作do

讀to也不算錯

那麼，按照現代拼音tuo，最類似的漢字有：

托（手 乇）

（附註：儘管乇的甲骨文與禹不同，但禹的金文已經趨同乇 力）

拖（手 也）

扡（手 也）

（附註：扡為拖的異體字，有幾種讀音：①扡tuo，同拖，牽引、延長之義。②扡chi，顺着木纹剖开：「析薪～矣」。這個意思南陽方言裡也有，但有所區別，指的是照著原來的方向或凹槽再刮一次，例如，「用勺子/刀再把XX扡一扡」。③扡yi，施加、遷徙之義，我認為施加之義=施，遷徙之義=迤，也就是說，扡-拖-施-迤-蛇都是同一字在不同音變階段的白字或新字而已）

魠（魚 乇）

（附註：也是一種魚，說文註解為哆口魚，玉篇註解為黃頰魚，而黃頰魚=鱤鱼=鯤，可能=鯀（古音同），見：读凤凰、鹏浅谈 。如果鯀就是大禹，那上古歷史確實有錯誤，將一個人分演二角）

也組：乸他匜吔地她弛彵忚扡拖施杝柂毑池沲灺炧牠狏砤祂竾粚肔胣衪袘迆迤酏阤陁驰髢絁訑貤釶鉇馳駞，讀音：Nǎ tā yí yě de tā chí tuǒ xī tuō tuō shī lí yí jiě chí tuó xiè xiè tā tuó tuó tā chí chī chǐ chǐ yí yí yí yí yǐ zhì tuó chí dí shī yí yí shī shī chí tuó，確實可以追溯到d輔音，後世音變繁多，有yi、chi、shi、tuo、ta等典型，看來南陽方言裡的chi，也歸屬於此。

考慮到且-助-鋤的演化過程，我認為禹=也/它 手/力，也會像助一樣被加上偏旁，變成一種農具。可查到的是釶鉇，也就是鉈，而釶鉇多理解為短矛，這與傳統的大禹所持鏟子不同，若為鉈，則有多重意思，其中有秤砣義，而作為短矛義，有晉書舉例「丈八鉈矛左右盤」，根據讀音和科技歷史，橫槊賦詩的「槊」很可能就是鉈的白字，指的是一種加厚、加重的戈矛類，而作為這個意思是，讀作shi或she，也許三國演義張飛所用「丈八蛇矛」是後世根據讀音又寫了白字，誤以為是蛇形長矛，其實非然。根據科技歷史，漢代和漢末使用槊/鉈應該是真實的，也就是後世所謂方天畫戟之類，很笨重，但主要用於對付重甲。

柁/ 杝（附註：通舵。這個與大禹還是有一定關係，杭州之杭本義為木船，即航之本字，而大禹葬在杭州，嫁接聖經，則阿古船=杭，大禹可能就是諾亞，而禹-諾上古音確實可能同時為co或do。但如果按照舵理解，大禹整天划船指揮抗洪，而非歷史所載的拿著鏟子。可能坐船比較符合現實。而根據周音，舟在古代讀作do，似乎暗示，禹=舵=舟，然而舟的甲骨文早已有之，似乎不宜附會若此。但也不排除上古小船的舵並非方向盤，而是更簡易的一種轉把，類似櫓把，這個意向可能也是乇的象形：如下）

乇可能=最早的舵（附註：金文乇的那個圓點，似乎指向櫓把部位。如此，乇=舵的本字，同時，禹=乇，甲骨文存在一個意思幾種造字的例子）

而櫓從魯，魯從魚，上古應該也是du音，近似do，通押，見：魚du古音考；而自古魯、魚、豕、亥之訛，除了形同，音也是相同的，但亥ci除外。從這一點講，有可能櫓=禹=舵，而禹、魚的今音都同，古音也同，演化路徑相同，而櫓-魯也許只是一個更晚起的音，c輔音也有零聲母的演化過渡類型，想必d輔音也有，這個零聲母的過渡型，應該是承上啟下，禹u（零聲母）晚於舵do，早於魯-櫓lu，也就是d-->？-->l。

《尚书》中的伯益（存读）。

《尚书》中的伯益
　　

伯益是上古时期的著名部落首领，关于他的家世，在《史记·秦本纪》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曰：‘非禹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禹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赢氏。”伯翳即是伯益。根据《史记》，可知伯益不仅是帝颛顼的后裔，在虞夏之际担任重臣，而且还是秦始皇的先祖。因此，对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一些文献上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

　　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载伯益事迹的是《尚书》。《尚书》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区别，《今文尚书》即伏生本，《古文尚书》有壁中本、孔氏本、献王本、中秘本、杜林本、孔传本的不同。西晋永嘉之乱后，《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大多散失。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这部《古文尚书》有孔安国所作的序，也称孔传本。唐代孔颖达撰《尚书正义》，依据的就是孑L传本。这个本子也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尚书》传世本。孔传本除篇目略有出入，基本上保留了《今文尚书》的篇目内容。其增益篇目内容的真伪，自宋代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为方便引用，涉及伯益的内容，暂依据孔传本五十八篇的篇目。

　　在《尚书》里，涉及伯益的篇目，有三篇，分别是《舜典》、《益稷》、《大禹谟》，大体上提供了我们认识伯益的三个视角。

一、出任虞官

　　在《舜典》中，记载了伯益被舜任命为虞官，原文作：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

　　佥曰：“益哉！”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偕。”

　　舜询问谁能胜任主管山林河泽草木鸟兽的虞官，大家推荐伯益，于是舜就任命伯益为虞官。伯益行大礼后向朱虎、熊罴推让，舜帝命令他们协同伯益去做。

　　《舜典》的篇名，见于《古文尚书》，而不见于《今文尚书》。《尚书正义》载《今文尚书》的篇目有《尧典》而无《舜典》。《汉书·艺文志》说：“《古文尚书》出孔子壁中。……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尧典正义》进一步指出：“刘歆、贾逵、马融之等并传孔学，云十六篇逸。”东汉古文学家马融、郑玄曾为《书序》作注，注及这十六篇。其中有《舜典》的篇名。但是，赵歧在《孟子万章上》注曰：“逸书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是说，逸书仅有《舜典》的序，而没有了文章。

　　在孔传本里，也有《舜典》这一篇。《尚书序》说：“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按“孔安国序”，伏生传的《尧典》是包含孔传本《舜典》内容的。那么，再来看相关典籍引书的情况。《孟子·万章上》引“二十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称为《尧典》，而这几句都在今《舜典》里。《汉书·王莽传》两次引“十有二州”，称《尧典》而不说《舜典》。郑氏《周礼》注说：“《尧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所引在今《舜典》。可见，今《尧典》在《今文尚书》中是《尧典》的下半部分。其篇首二十八字，据《经典释文》，为姚方兴所加。

　　从内容上来看，今《尧典》和《舜典》也是密不可分的。《尧典》记录了尧任命羲氏、和氏观测日月星辰，制定合理的历法，从而使各项事业都非常兴盛。在用人方面，尧注重德才兼备。到了晚年，准备禅位，大家推荐了舜，尧要考验他。《舜典》记录了舜经过各种考验，登上帝位，巡守四方，设置十二州，制定刑法，并任用禹、弃、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担任百官。《舜典》中，有两个“帝”，一个指的是尧，一个是舜。今《尧典》的结尾和今《舜典》的开头是前后联系的，《尧典》结尾要考验舜，《舜典》的开头就是舜遍试诸难。因此，今《舜典》和《尧典》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礼记·大学》引述“克明峻德”时称《帝典》而不称《尧典》，可见一斑。

　　《舜典》在文献上不存在真伪之争，是比较可靠的史料。文中舜任命伯益做虞，主管山林河泽草木鸟兽的事情，也见于其他古籍。《孟子·滕文公上》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史记·五帝本纪》引述作：

　　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罴。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

二、助禹治水

　　伯益助禹治水的事迹见于《益稷》，原文作：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大禹说：“洪水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群山，漫上了高陵，百姓都被淹在水里。我换乘四种交通工具，沿着高山砍伐树木作为标志，引导百姓上山，并和伯益一起给百姓提供新鲜的鸟兽。我疏通了九条大河，流人大海。疏通田地里的排水沟，让它们流进江河。和后稷一起播种庄稼，给老百姓提供粮食。让百姓交换实物，互通有无。民众才得以安定，天下万邦才得到治理。”

　　《益稷》的篇名，不见于《今文尚书》，在逸十六篇作《弃稷》，未知其详。根据孑L传本的《孔安国序》，今《益稷》是从《今文尚书》的《皋陶谟》分出来的。

　　从内容上看，今《皋陶谟》记载了大禹和皋陶之间的对话，大禹向皋陶请教，皋陶陈述了他的政治思想。《益稷》主要是舜帝与大禹、皋陶、夔等讨论政事的对话。《益稷》篇首即有“帝曰：‘来，禹！汝亦昌言。’”一句话，“汝亦昌言”中的“亦”字可知是承接皋陶陈谟而来。清代阎若璩说：“今试取《皋陶谟》、《益稷》读之，首尾相应，其为一篇，即蔡氏犹知之。”《史记·夏本纪》在引述皋陶的谋略之前说：“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随后分别转录了皋陶、禹的话，更加证明了今《皋陶谟》和《益稷》密不可分的关系。

　　《益稷》中伯益助禹治水，是和大禹一起给百姓提供新鲜的鸟兽，使他们不被饿死。这跟《舜典》中伯益任虞官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伯益主管山林河泽草木鸟兽，所以有丰富的经验来提供食物。

　　伯益助禹治水，还见于其他典籍。《吕氏春秋·求人》载：“至劳也。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史记·夏本纪》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其后，又转引了《益稷》中关于伯益的内容：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榉，行山刊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

三、政治思想

　　伯益的政治思想体现在《大禹谟》中， 《大禹谟》中有三段伯益的话：

　　1．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2．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已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3．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馘感神，矧兹有苗？”

　　这三段话的意思分别是：

　　1．伯益说：“啊！尧帝的德行广大，既圣明又神奇，既英武又文雅。皇天顾念，赐予福命，使他尽有四海宇内，成为天下的君主。”

　　2．伯益说：“嘘！警惕呀！警惕才能没有忧患。不要丧失法度，不要放纵游逸，不要过度享乐。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清除奸邪，不要迟疑，不成熟的计谋不要实行，这样，各种想法都会实现。不要违背正道来博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的心愿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事，这样四夷都会来称臣归附。”

　　3．过了30天，苗民依然抗命不从。于是益向大禹建议：“只有德能感动天地，不管多远都来归顺。自满招致亏损，谦虚才会受益，这是天道。舜帝当初在历山，每天去地里，向天空哭喊，对父母，自动承担罪过引来的恶名，恭敬地侍奉。看见瞽叟，显得恐惧而战栗发抖，结果瞽叟也应诺了。至诚能够感动神灵，何况是苗民呢？”

　　《大禹谟》篇不见于《今文尚书》，逸十六篇有篇名。孔传本有这一篇，但是该篇的真伪仍有争议。先秦文献一些引书见于《大禹谟》，通过比较，可以进一步认识《大禹谟》的性质。

　　《左传·庄八年》引《夏书》：“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鲁庄公引此句，是羡慕皋陶之广布德行，使人降服也。因而罢战修德，以待时机。《大禹谟》中却是：“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春秋左传注疏》谓：“孔安国以为：‘迈，行；种，布降下也。言皋陶能行布其德，德乃下洽于民，故民归之。’”《左传》引文的原始含义似乎与《大禹谟》该文的含义不符。

　　《孟子·万章上》载：“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这一问一答，实际上是在引出“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是在肯定舜的孝道。《孟子·万章上》又引：“《书》曰：‘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叟亦允若。’”这句是在佐证“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依然是赞美舜之大孝。但是，在《大禹谟》里，伯益对禹说的这些话，是在证明“惟德动天”、“至诚感神”，瞽叟既非天也谈不上神，这个例子显然不太合适。

　　《墨子·兼爱下》说：“虽《禹誓》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予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这条引文，自称引自《禹誓》。在《大禹谟》也有类似的话：“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除了篇名不同，就是后面话的也有了出入。

　　《国语·周语上》有：“《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这句在《大禹谟》里作：“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相比，《国语》前后文行文则相对较为连贯。

　　此外，《左传》等还有一些引书的句子，亦见于《大禹谟》，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尚书》的伯夷，是舜帝的重臣，主管山林川泽鸟兽，并帮助大禹治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舜典》、《益稷》分别是《今文尚书》中《尧典》和《皋陶谟》的一部分，记载伯益的事迹应属可信。《大禹谟》的真伪存在争议，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和先秦引《书》的比较，我们认为表现伯益政治思想的内容，暂时存疑。（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闻一多说禹是一条虫，为什么要这样说？

闻一多说，禹不过是一条虫，这话是有甲骨文根据的。“尧、舜、禹”三个字的过程，就是在画一个人从土里被拉上来的过程。所以闻一多当年根据甲骨文，说禹只不过是一条虫，这话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

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