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仅余十年,中国人口寿命2023年

最近关于七普数据、三孩政策、延迟退休、教育内卷非常多的人口话题都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在全球范围内，人口结构也正在发生逆转。人口结构的逆转、疫情的影响，这些已知的未知将如何重塑世界经济的增长、通胀、收入分配的未来，同时对投融资模式和金融市场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中信出版集团和北京基金小镇特组织邀请了著名的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和独立智库Talking Heads Macro创始人马诺吉·普拉丹，携新书《人口大逆转》做客，探讨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

出生率走低,“人口红利”正在逆转

古德哈特说，在18世纪晚期，世界各国的情况大致相同，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最重要的是，各个经济体都很相似。后来，工业革命让西欧和北美的经济体迅速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差别越来越大，西方和北美经济体一马当先，将亚洲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远远地抛在后面。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这是因为政府非常高效，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注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从西方引进了技术、资本、管理知识，以及合资公司的形式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的1/40，而现在这一比例大约是1/4，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强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

大规模劳动力供给原因之一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婴儿潮，中国出现了婴儿潮，西方国家的婴儿潮规模甚至超过了中国。因此，到了70年代，中国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0%，老年人口仅占4%。

由于近些年出生率的下降，到2010年，中国年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快速下降。年轻人从占总人口的40%，下降到19%，降幅为21%。老年人口的占比从4%上升到8%。使人口抚养比恶化，可以说，年轻人的比例下降非常剧烈。

古德哈特谈到，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消费品的日益丰富，你会发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女性都会开始参加工作。在他年轻的时候，当时的妇女基本上都是家庭主妇，全身心照顾家庭，照看孩子和采购商品，每天都要外出采购，要把冰箱填满，等等。然后，随着出生率急剧下降，消费品越来越丰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从非常低的水平增加到80%~90%。在中国，这就意味着人口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从乡村地区迁移到沿海城市，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全世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来自中国，这就使得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下降，并将制造业从西方转移到中国和亚洲，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因为当这种劳动力供给急剧增加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下降，对于拥有资本的人来说，投资回报率就会上升。这种不平等的加剧不仅出现在中国，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但是现在这个趋势开始逆转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出生率在急剧下降，也就是说，中国自身的劳动力供给其实在下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会变得日益短缺。这同样适用于西方经济体，只有非洲和印度不同。未来几十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非洲将如何变化，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劳动力。

预期寿命延长，赡养老人成本高

劳动力的短缺，也就意味着未来劳动力会更加昂贵。随着工资的上升，中国所抑制的通货膨胀会抬头，甚至可能会逆转。在过去30年中，通胀处于下行状态，劳动力很丰富，资产价格上升，但是未来30年，这些趋势都会逆转。

未来技能型人才的工资会上涨，随着实际工资的增加，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利润率和资本回报将无法跟过去相提并论，不可能还像过去那么高。

古德哈特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的占比不断上升，将会发生什么？

虽然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现在还不到10%，但是以后会上升到20%甚至25%的水平。这一老龄化进程会相对较快地进行，因为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会越来越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该怎么办？西方经济体又该如何应对？

过去，中国的老年人都是由家人来照顾。可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能照顾过来这么多老年人吗？似乎不太可能，那怎么办？又比如，是否有足够的积蓄去赡养老人？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赌博。

一般来讲，老年人的身体会越来越弱，甚至会得帕金森综合征、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也许预期寿命没有那么长，但是总体的预期寿命不见得会缩短，如果一个人的寿命只有七八十岁，哪怕拥有一定的积蓄，如果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还能活到90岁呢？积蓄还够用吗？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政府介入，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更好的护理？

你会发现，照顾老年人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这在西方已经是一大问题，因此西方很多国家的财政状况很困难，并且在未来几年似乎也很难解决。如果财政方面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那么我们未来就会面临一些非常困难的时期，包括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问题。

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抬头

另一位作者普拉丹谈道，他们写《人口大逆转》这本书是在2019年，当时，他们也不确定什么时候通货膨胀会变得很严重。但后来新冠疫情暴发，彻底改变了经济和政治格局。

金融市场也希望央行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但央行想要控制住通胀，恐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这是有原因的。第一，从周期角度看，这是一个历史上最为同步的全球经济扩张的年代。第二，这次扩张的主要政策驱动力是财政政策，不是货币政策。西方的货币政策主要用来为改造升级融资，财政政策把钱转移给了作为消费主体的企业和个人，而没有给金融危机中的银行。第三，人们对政策运作方式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西方往往误解了中国的角色。

正如经济学中广为人知的菲利普斯曲线，它表示的是失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在过去30或35年里，西方的许多央行行长都声称，菲利普斯曲线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中，因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发生了变化。比如，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在很多情况下，通货膨胀并没有上升。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中国发挥的作用确实如此。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以往的中国，中国本身的经济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然后，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似乎认为，看似非常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可能并不平坦。

随着财政政策收紧、产出缺口不断扩大，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抬头。事实上，旧金山联储银行做过一个研究，表明这一个周期性通货膨胀几乎与供需不平衡导致的通货膨胀一样严重。

所有这些是由于金融市场造成的吗？

我们非常希望它不是。但如果按照我们书中的分析，债券市场的定价就是不合理的。纵观金融市场，10年期收益率、20年期和30年期的债券收益率，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个故事。大家觉得通胀水平可能在短期内有所上升，但其实它会下降到央行目标以下，我们将拥有一个非常良性的利率环境，其中高债务水平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如果他们二人的预测是对的，利率将会上升，这将使偿债成本变得极高，这也意味着经济中效率低下且依赖债务融资推动业务发展的部门，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在这方面，普拉丹认为中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正如在过去5年中，类似淘汰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等做法，让一些低效率的经济部门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是西方需要学习借鉴的事情。

关于金融市场，普拉丹谈到，如果他们对实际利率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实际利率上升和通胀上升的结合，会使回报率的前景变得非常困难。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通胀出现之前，从结构上讲，可能会导致通货紧缩的压力，因为利率上升得太快。

普拉丹也指出了他们可能出错的地方。他们可能出错的第一个地方是，可以找到治疗方案，使我们能治愈阿尔茨海默病或是其他跟老年人群有关的一些疾病，普拉丹和古德哈特都希望如此。如果有这样有效的治疗方案，那么对大家是个利好的前景。二位作者的家庭都曾经历过患有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情况。但是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大家对它的认知还非常有限。在老龄化社会，它不会导致人们死亡，但是需要我们的重点关注。对于家庭或者社会来说，它会导致巨大的成本或者是代价。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需要比现在更加认真地对待它。

第二个可能出错的地方是，如果技术发生巨大的变化，它可能会给我们的经济格局带来一些巨大影响。

普拉丹说，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有全新的资本存量，而且还有极度高效且廉价的劳动供给，这使得中国逐步赶上西方国家。中国的这段历史是无法复制的。

尽管印度和非洲这两个地方也有过剩的劳动力，也可能有人口红利，但是，有三个原因削弱了它们将劳动力和资本转化为产出的能力。

第一，全球化时代似乎已经过去。像在过去30或35年中的供应链共享变得非常困难。第二，这两个地方的劳动力不像中国的劳动力那样训练有素，也没有那么高的配合度。第三，行政资本在这些经济体非常短缺。

在印度，联邦和各邦之间的摩擦总是造成很大的张力。非洲是一个人口数量与印度大体相当的大陆，但分为50个不同的国家。如果想让非洲像中国劳动力这么高效率，那就意味着需要协调50个国家，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人口大逆转》作者：查尔斯·古德哈特 马诺吉·普拉丹

全景式解读人口结构变化对全球经济影响后新冠时代政策制定的宝贵指南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遭遇哪些挑战？

相信很多人对人口红利这个词比较陌生，那么什么是人口红利呢？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但是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是和“债务”相对应的，当期的人口红利往往就是下一期的“负债”。

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把国家比作大家庭，人口红利就是说这个家里劳动力，青壮年比较多，这部分人不需要额外照顾，反而可以为这个家庭带来很多收入，家庭负担小。但是这部分人也会变老，这样同期的劳动力、青壮年一下变成了无法创造财富，需要额外照顾的一部分人，家里的劳动力减少，负担加重。

所以说人口红利的下降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哪些挑战呢？

1、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过去人口红利存在，劳动力便宜，供给充足，企业发展加速，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使得政府有能力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加大在基础建设与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经济的 发展开始减速，问题开始出现。

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开工不足，竞争力下降，迫使企业往成本更低，劳动力更为充足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比如说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就与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关。

经济增速的下降带来财政收入的下降，但是政府开支增加的速度却在加快。随着人口老龄化浪潮的到来，对于社会开支的要求更高，会进一步减缓经济的增长速度。

2、人口红利消失带来抚养比例的上升，同时会伴随许多社会问题。

人口阜阳比例的上升会极大增加同期年轻人的负担。不利于整个社会资金的积累，甚至会出现很多家庭入不敷出的现象。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不利于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开支集中在老人和小孩身上，劳动力人群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代际关系，社会稳定方面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面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1、更加注重教育和技术研发投入。促进劳动力的素质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2、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改变传统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其次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再次由主要增加物质消耗为主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3、充分发挥第二人口红利期作用。即延迟退休年龄，增加老年人生活需求，刺激消费。

怎样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一个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个更富有生产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远不限于增强体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
基本情况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人口红利”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红利”的影响，相反则是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10年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经济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这一窗口在中国和泰国将于10年内关闭，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关闭。
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
不利因素
1、短期影响因素 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
（1）、如，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 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3）、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不高。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
②、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另外，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并且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有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是：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将引起未来农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如何在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1.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转移和流动，促进协调人口结构调整并带动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更新转变，鼓励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转移的另一个层面是要积极推进人口的对外交流，具体方式包括：留学深造，外派劳务，人员交流等等。当然这种人口向外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数量压力上可能作用甚微，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发展。
2.继续积极地推动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源于中国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理念。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逐渐完善，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后顾之忧。而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还不能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这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还容易滋生城乡人口的对立矛盾，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只有取消这种对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将所有居民，不论城乡，不论本外地，都纳入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两大体系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和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3.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在成人教育上，一方面应该降低门槛，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将更多更广泛的人员吸引进入学校，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包括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老年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教育氛围，使国家的人口素质逐步提升，这才能把中国的人口状况引入到由数量型转变成为一种质量型的发展轨道，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不利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具体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应对措施
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而要有效地化解将来的“债务”，我们必须做好这样两件事：一是必须长时期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2012年12与9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实体经济的回归与转型，而回归实体经济就要增加投资者的信心、调动民间积极性。
厉以宁称，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他指出，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中国正在从技工时代转向高级技工时代。同时，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也在产生新的资源红利，相对于旧资源红利而言，新的资源红利主要在于对科学技术的利用，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等；而新的改革会给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厉以宁强调，中国贫富差距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次分配有问题，西方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缩小差别，而中国则是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
厉以宁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就是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新城区就是开发区、试验区、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等；新社区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其着重点应该放在两方面，一是保证农村公共服务到位，二是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如果这样做，不仅可以绕开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将来进入高收入社会，也仍然会继续前进。”厉以宁表示。
介绍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应当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够准备。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蔡昉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一升一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蔡昉坦言。[4]
影响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将使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出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潜在增长率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生产率进步决定，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这三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会使劳动力减少。除此之外，还会使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蔡昉解释说，过去我国抚养比低，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的情况正好相反。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短缺，就会出现资本投入报酬递减现象。“打个比方，如果劳动力充裕，1台机器对应10个劳动力，那么有多少资本就可以买多少机器；一旦劳动力不足，1台机器对应1个劳动力，甚至10台机器才能对应1个劳动力，这个劳动力的体力、智力能照顾得过来吗？买相同数量的机器，其产出自然会减少。”蔡昉说，“报酬递减，资本投入就会减少。”
“一句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蔡昉说，“‘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5%。我们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4]
应对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坦然接受、积极应对。”蔡昉说，“应对之策，可以分为不该做的和应该做的两块。”
不该做的，就是不甘心经济减速，企图用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人为把经济增速拉上去。“今后，一些人或许会提出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等等。这些有驾轻就熟的手段、有实施的抓手，而且过去干得也很成功。”
面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应该做的，就是科学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高。”蔡昉说，劳动力投入方面还能挖潜，比如，今后劳动力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他们通常40岁左右就退休回乡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就能干到60岁。这样一来，劳动参与率增加了，潜在增长率也能因此提高。”
生产率进步方面也有空间。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无效率的“僵尸企业”淘汰退出，有效率的企业能得到更多资源发展壮大，导致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美国的研究表明，这种“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生产率进步，约占全部生产率进步的30%—50%。“如果能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该因此调整？蔡昉认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即使人们还愿意生，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难以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不过，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应该研究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政策底线应当是放开二胎。”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