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 华为不做手机,任正非谈华为的命运

从IDC数据来看，2020年第一季度，华为手机出货量超过2.7亿部，虽然总体出货数量稍低于韩国三星，但是依然保持了增长的强势劲头，尤其是自研海思芯片的崛起，让华为能够成为三星、高通之外独立研发芯片的企业。

相比于苹果缺乏基带处理器的研发能力，需要外挂三星的基带处理器，华为自研的一体芯片，优势越来越明显。看着华为手机强势劲头，很难想象华为之前一直是排斥做手机，任正非甚至在内部经常强调：华为永远不做手机，谁提做手机，谁下岗。

华为为何不做手机？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华为早期是做终端的，而且非常重视终端业务。1994年，当华为最拿手的C&C08交换机刚刚研发出来的时候，就成立了通信终端项目。1996年，通讯终端项目甚至上升到事业部的高度，当时研发了各类电话机，比如子母机、桌面电话、浴室电话、挂式电话，还有各种录音功能的电话等。

可是华为的主营业务是交换机，一台交换机价格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华为主要的客户也主要是这些大客户。面对企业端大客户，产品除了拼功能和质量外，还需要和客户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做好客户的服务工作。所以华为无论是销售团队，还是研发团队都是围绕大客户搭建的。

但是像电话这类终端业务，面对的是个人消费者，他们关注的往往是广告宣传，明星效应。当年谁能拿下广告的标王，谁就能够在个人消费端领域大卖，秦池、脑白金无一例外。无论是广告的投放，还是渠道的建设，华为经验几乎为零。

在市场上，华为遇到了类似华强北小作坊的竞争，他们不但品种多，产品更新快，而且价格非常低廉。小作坊经营灵活，可以用各种手段控制成本，而华为还是采用从上至下的管理模式，下面的这些组织不但没有人事、财务权限，甚至没有决策权，事事都需要向上汇报。

这就注定了华为在终端业务上惨败，这也让任正非认为华为没有做终端的基因，他甚至在内部不止一次的强调：华为永远不做终端。原信息产业部主动给华为办生产、销售手机的牌照，都被任正非给拒绝了。

华为不做手机，不是表面上看放弃了一部分的市场，同时它也失去了做终端机测试的能力。当你的通信设备做出来的时候，需要这些终端设备进行测试，可是市场上此类设备还没有生产出来，需要和设备厂商进行对接。

比如2000年的时候，华为为了做3G设备，可是苦于国内没有3G手机，于是找到NEC、松下成立了子公司宇梦通信，NEC、松下能够打开中国市场，华为能够获得终端技术。可是不到2年的时间，由于彼此的不信任，最终这一计划流产，华为前期投资均付诸东流。

为此，华为也没有能够赶上2002年中国手机市场爆发的红利，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跨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就连做电视的TCL，在2002年就实现了100亿元的销售额。中兴在小灵通上的成功，占据整个中兴集团利润的一半以上。

华为手机的崛起

2002年，在经历一系列决策失误之后（参见华为为什么想把自己卖给美国的摩托罗拉），任正非开始决定做手机，可是一直到2010年，华为都只做运营商的贴牌机。其实这还是做企业端的客户，和手机市场的通行打法完全不是一回事，手机好不好用不是客户说了算，而是运营商说了算，因此我们看到那时候的贴牌机，不但人机界面不友好，价格也非常昂贵。华为为这些运营商生产的手机，不但不受市场欢迎，而且都是一些低端机，利润非常微薄。

2010年，华为召开高级座谈会，任正非决定将手机升级为三大业务板块之一，重心由之前的贴牌机，转向个人消费者为中心的自主品牌的手机，并且豪言要做世界第一。

2012年9月份，余承东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最近被那些盲从的跟风者搞火了，我在此不谦虚地说一次，我们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将推出一款比iPhone5要强大很多的旗舰手机。”也是从那天开始，“余大嘴”的称呼便传遍网络。

在华为内部，余承东一直是技术流，他在1993年加入华为，算是元老级的人物。在华为成功研发交换机的时候，余承东主动要求做无线业务。经过十几年的打拼，余承东为无线业务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功做到世界第二。

在被召回深圳之前，余承东是无线事业部的总裁，主要负责欧洲片区，凭借分布式基站在欧洲攻城拔寨，与爱立信的差距非常小。所以当被任正非要求其负责手机业务时，余承东一脸错愕。他一直的梦想都是把无线业务做到世界第一，当时无线业务与爱立信相差无几的时候，却让他负责一个陌生领域，确实有抵触情绪。不仅仅是做手机，当时任正非还要求把芯片也要做起来。

2011年，苹果、三星如日中天，如今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小米、OPPO、vivo、魅族等也是在此时崛起的。中国能够迎来手机的全面爆发，源于全球产业链的转移，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电子工业向中国内地转移，产业链的聚集会形成马太效应，要素越多就会吸引更多的企业。

智能手机是仅次于汽车之外，全球分工最广的产业，以苹果手机为例，屏幕来自韩国LG，内存来自三星，CPU来自高通，GPU来自英伟达，基带芯片来自英飞凌，组装则是富士康。2019年苹果公布了其供应商200强，其中中国占35%，按键、边框、电池等很多元器件都来自于中国。

华为手机的“长征”

中国拥有了手机产业链的聚集效应，尤其是深圳，更是聚集了全球电子工业的产品应用。即使今天三星把工厂迁到东南亚，但是仍然保持着与深圳供应链深度联系。三星每年都会从中国采购几十亿美元的手机零配件，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手机企业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或者说离开过深圳。2019年，苹果公司在全球一共有59家代工厂，其中有7家在中国以外，有52家在中国。

所以华为在深圳做手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供应链健全，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可是在做手机的早期，余承东一直找不到感觉，无论其推出的“远见”，还是“火花”等产品，都得不到市场的响应。

这是长年做企业端用户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手机设计还是以技术为中心，以设计为中心，缺乏与普通消费者的互动。小米1的火爆，也让余承东找到对标的对象，于是余承东要求设计人员到地铁、咖啡馆、大街上听取消费者的意见，观察他们的购买行为。

根据市场的调研，设计师们洞察出了“薄”的卖点，只有单一要素最大化，才能够吸引市场足够的眼球。华为的Ascend P1手机 ，确实做到了全球最薄，为此还舍弃了电池容量，摄像头也不得不造成凸起的，这些都容易造成手机的损坏，为了保护手机，人们开始套上各种保护套，相机薄的特点就显现不出来了。

相比于小米，Ascend非常拗口，人们搞不清楚背后的含义，甚至很多消费者误以为是国外品牌。其实这个错误，华为隔壁的中兴也犯了，其品牌“努比亚”来自于非洲古文明，中国普通百姓完全没有认知，这就好比自说自话，只有自己人能听得懂。这也是做企业端客户，向普通消费者转型过程中的通病。

余承东顶着巨大压力，连续推出了D1、D2、P3等多款高端手机，其市场反应平平。而且华为手机还搭载着自主研发的海思四核芯片K3V2，这款芯片不但发热量高，而且游戏兼容性也非常差，在三星都已经用上29nm工艺的时候，K3V2采用的依然是40nm工艺。

芯片市场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行业，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根据摩尔定律，每过2年，半导体设备速率会增长一倍。技术领先的厂家可以利用时间窗口赚取高额的利润，这也导致中国半导体厂家始终无法进入主流的芯片市场。

海思如果没有自主手机的培养，也不会给它长达8年的研发迭代周期。同时台积电的存在，也为华为开辟了生存空间。现在的芯片企业只需要做无晶圆设计，不需要自己生产。最早一代K3V1芯片，不仅工艺落后，系统也是被淘汰的Windows Mobile，甚至只能应用在山寨机上，不敢在华为产品上使用。后来华为市场总监胡厚崑认为，如果自研芯片总是用在山寨机上，未来会影响华为的品牌形象，因此逐渐停止山寨市场供应。

之后任正非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让海思移动芯片部门直接划归到手机公司，用手机公司的利润补偿海思的前期投入。华为走出了利用手机利润，反哺芯片的模式。

这让余承东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从2012年开始，华为很多高端机开始用海思的芯片，比如D系列、P系列、Mate系列，都是搭载海思K3V2芯片。此时消费者甚至开玩笑说：海思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甚至在华为内部，也有传出余承东下课的消息，直至任正非拍桌子说：“不支持余承东的工作就是不支持我”，这种内部“下课”的消息才最终平息。

海思芯片被市场认可要等到P6的推出，芯片不再是万年不变的K3V2，而是麒麟Kirin910，这款采用了28nm工艺的芯片，真正与高通的高端芯片处于同一档次，不但功耗大幅降低，而且改善了GPU图形处理单元，游戏的体验和兼容性更好。相比于苹果手机，华为的待机时间更长。

2014年，三星Note 4依然采用塑料外壳，和华为金属机身相比质感相差非常多，同时期的iPhone 6plus出现了弯曲门、夹发门，由于苹果手机铝制边框与玻璃屏幕之间空隙非常大，导致经常会夹住头发。这一系列的故障缺陷，让中国的政企精英们纷纷放弃三星和苹果，华为Mate 7迎来市场井喷式发展。

之后三星为了挽救颓势，不断缩短手机的研发周期，导致之后的爆炸门，让他们彻底丧失了中国市场，其所留下的市场份额，逐渐被华为所占领。

华为手机的成功，有运气成分，但是离不开自身的努力。比如海思的自研芯片，前几年一直拖手机的后腿，甚至华为内部都开始怀疑海思的芯片。现在海思芯片成为华为手机的核心竞争点，GPU Turbo芯片大幅提高了华为手机游戏体验，昇腾910是目前全球已发布的单芯片计算密度最大的AI芯片。

《少有人走的路》中有个“推迟满足感”的概念，那些看起来非常艰辛的道路，虽然不能马上有回报，但是在未来可能是你的救命稻草。华为看似走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自己研发芯片，现在成为对抗苹果、三星的核心武器。

华为曾拍板不做手机，任正非为什么食言了？

他们只是说不做别人的手机品牌，而要创立属于自己的手机品牌。华为的逐步壮大，终于引起了海外竞争对手的注意，一些跨国大公司开始采取针对性策略。2001年左右，华为无论出个啥新产品，就会发现国际市场立即降价，让你卖不掉货。

直观地反映在数据上，就是国内外市场冰火两重天。2001年，华为销售额225亿，但海外销售额只有3亿美元。今天的华为受美国政客刁难，那时候是受外国企业围追堵截。同时，任正非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现在华为手机一系列一系列的出，2002年任正非开会可是拍过桌子的，一句话：

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已早有定论，谁又在胡说八道！这个失误有多大？21世纪的前五年，是手机从中高端消费品走向普及的关键时刻，但华为却没有搭上这班车。

创始人交权！

2004年，任正非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交权！他改组了公司领导层，以前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以后变成个委员会，八个人轮流当首席运营官。再后来，几个人轮流当CEO，当董事长。

这个决定，今天看来是科学的，但那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创业者，在企业里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从他手里夺权，等于让神主动走下神坛，谈何容易？但任正非就是交权了。华为这个时候不仅早已开始做手机，而且在做手机的路上越走越远。2004年，国内还是2G一统天下的时候，华为就抢先出了3G手机占住市场。

从“绝不造手机”到“绝不造车”，华为式“阳谋”也只能骗骗小孩

两个月前，一辆赛力斯SF5悄悄开进北京金地中心华为授权店，标志着华为正式走上“卖车”的道路。

虽然空间多少有些局促，但手机店卖车这样罕见的场景还是吸引到不少顾客的目光。然而，这辆在华为授权店里销售的 汽车 ，却并非是华为制造，车辆的生产商是赛力斯。

据华为销售人员介绍，展车进店后，消费者咨询的最多问题是“这是华为制造吗？”而当得知车辆制造商为赛力斯时，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赛力斯是谁？”。

凭借华为的背书，让赛力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品牌，突然就成为了焦点。

赛力斯是谁？为何华为会替他卖车？

赛力斯这个名字大家很陌生，但它的母公司东风小康集团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2016年，小康集团投资3000万美元成立金康赛力斯，并在2019年推出了首款车型赛力斯SF5，不过由于没有什么知名度，该车上市两年销量还不到两千台。

而华为在手机业务遭受致命打击之后，选择将业务重心放到 汽车 领域，并推出了两种与车企合作的模式，一种叫“华为Inside”，另一种叫“华为智选”。

赛力斯正是第一家愿意以“华为智选”的模式与华为深度合作的车企。在这一模式下，华为深度将深度参与 汽车 的设计与研发，并为赛力斯提供采购、销售等各环节服务，仅仅只是不参与整车生产。

对于华为与赛力斯的这次合作，网上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与华为合作不但能获得华为的技术支持，还能大幅提升品牌影响力。确实赛力斯在华为品牌加持下，不但知名度大增，销量也立马攀升。

但也有人认为，华为目前已经具备了电动 汽车 的全套技术，唯一欠缺的就是整车开发的经验，与赛力斯看上去是合作，实际上是借赛力斯的平台为自己以后造车练手。

对此，华为官方的态度是：绝不造车！

华为的“绝不造车”

从2015年开始，华为就一次又一次地声明：绝不造车。

最严肃的一次，任正非直接放话：“以后谁再建言造车，干扰公司，可调离岗位，另外寻找岗位。”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2002年，在华为内部商讨是否要造手机的时候，任正非也曾说：“不做手机已经是定论，谁在胡说八道，谁再胡说，谁下岗！”

而就在任总放话后不久，华为于2003年成立了手机研发部门，并一路发展为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商。

因此，可以说外界从来就没把华为的表态当回事。

而华为之所以反复强调自己不造车，单纯是因为时机未到。

一方面，如果华为现在宣布造车，它就从车企的合作伙伴变成了竞争对手，多少会影响到它与部分车企正在进行的合作。

另一方面，华为的长处在于智能 汽车 、5G通信，这两项关键技术想要有施展空间，还需要等到无人驾驶 汽车 真正普及，但这至少也是十年以后的事；而华为的短板在于没有整车开发的经验，也没有量产、销售 汽车 的经验。

因此，华为如果现在就选择亲自下场造车，不仅短板还没得到弥补，长处也没地方发挥，甚至还可能会损失一部分合作，当然是不明智的。

华为早晚会自己造车

虽然华为对外宣传自己的定位是“ 汽车 增量零部件供应商”，但它与同样定位为“第三方服务商”的博世、麦格纳等厂商不同。

其他第三方厂商提供的是 汽车 零部件，而华为提供的是智能系统、自动驾驶、车载电源、电驱动等无人驾驶 汽车 的核心技术。

对于车企来说，零部件由谁提供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在核心技术领域，相信任何车企都不会想要拱手让人。

一旦在核心技术领域形成了依赖关系，则车企随时面临被技术“锁喉”的风险。华为自己作为被技术“锁喉”的典型，现在又想去“锁”别人的“喉”，显然别人也没有那么傻。

按华为现有的合作模式，只有像赛力斯这样的弱势车企才愿意接受，而强势车企比如大众集团，就选择自己开发软件，自建电池厂。

另外，盯住无人驾驶技术这块蛋糕的企业还有百度、苹果、Uber等公司。所以，未来华为在 汽车 领域不但要面对不愿意轻易“割肉”的众多车企，还要面对同行的激烈竞争，而华为凭借技术领先能为其占得多大市场，现在还无法下定论。

因此，结合各方面因素可以推测，华为如果单纯将 汽车 业务寄托于成为“ 汽车 增量零部件供应商”，恐怕其市场占有率和营收都无法取代曾经手机业务的地位。

2019年以前，华为的手机业务几乎占到了整体营收的一半。手机业务夭折以后，华为如同断了一臂，而如果想要靠 汽车 业务来续上这条断臂，只能自己造车。

只有自己造车才能避免合作过程的各种掣肘因素，实现利润最大化，华为的手机业务也是从“通讯服务商”跨度到“手机生产商”之后才开始腾飞。

如果华为亲自下场造车，会怎么布局？

华为擅长的领域，注定了它只会将目光放到新能源车，甚至不会去考虑混合动力。

这也意味着，新能源车产能强劲的城市，政策、市场环境愿意为新能源车开绿灯的城市，就会成为华为未来的重点布局地。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昆明，昆明作为一座曾经都没有 汽车 工业的城市，经过近几年的持续发力，已经在新能源车领域崭露头角。

截至2020年底，昆明市 汽车 产业已累计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69.11亿元。去年1-10月 汽车 制造业规模上工业企业产值达102.08亿元，同比增长46.9%。

同时，政府对于新能源 汽车 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断加快，截至去年底，昆明已建成充电站314座，充电桩23986枪，换电站11座。

可以说无论是政策环境还是产业规模和基础设施，昆明都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新能源 汽车 产业链。

昆明的这一系列变化当然也引起了华为的注意。今年3月16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云南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尤其提到将在绿色能源发展领域加强合作。

不久后的8月2日，华为云南总部也正式在昆明落地。华为这一系列与昆明相关的举动，很有可能就是在为将来正式下场造车前进行的战略布局。

巧的是，华为云南总部的选址也是金地中心。

金地与华为的强强联手

从第一辆赛力斯SF5开进北京金地中心，到华为云南总部落地昆明金地中心，华为与金地这两家 科技 、房地产行业的巨头似乎有着奇妙的缘分。

当然，华为总部的选址不可能是随缘的巧合，之所以选择昆明金地中心，正是看中了昆明金地中心出众的企业服务体系、良好的办公环境以及丰富的业态设施。

金地中心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每隔3层就会设计一个挑空空间，并在内设置了室内攀岩、艺展、书店、瑜伽健身、共享会议室等丰富文娱配套，这样的配置可以看齐腾讯滨海大厦。

并且，金地中心以自身的服务体系搭配西山区管家团队，形成了政企协力共建营商环境的良好局面。写字楼能够协助企业与政府搭建沟通的桥梁，这也是每一家企业都求之不得的。

因此，包括华为在内，金地中心还吸引了融创、龙湖地产、贝壳、重大设计院、梵途旅行、致云高速等20余家优质企业入驻。

不管华为未来会不会在昆明造车，至少其目前在 汽车 领域各方面的布局都已经铺开，相信任正非在等待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入场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