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经济繁荣的原因「为何北宋时期经济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百姓的生活却更加困苦」

今天的北宋都城开封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中心是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江南地区的，这一进程从东晋时期开始，直到北宋时期才正式完成。而自此之后，中国南方的粮食产量和经济发展就远远超过了中国北方地区。

而之所以北宋时期可以被视作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节点，主要是因为北宋时期中国北方部分土地落入了游牧民族之手，因此中原地区一直面临着较大的军事压力。而且当时南方的人口也远远超过了中国北方，江南地区的农业技术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这都让南方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而北宋之所以将位于平原之上的开封作为自己的都城，也是因为其有着漕运之便，能够得到南方运来的粮食。

中国北宋疆域图

不过与之相反，在北宋时期南方百姓的生活条件反而比中国北方的百姓更加糟糕，在中国南方的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农奴制，而且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存在着杀婴的现象，而人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节省生活中的支出，维持其他人的生存。而之所以南方的百姓会出现这样生活难以为继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当时南方的贫富差距问题太过严重。

北宋时期的农民

北宋早期中国南方普遍存在的农奴制度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历史学者们普遍将西周的建立视为中国奴隶制社会结束的标志。在当时随着井田制的推行，中国国内的农民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那种没有自己资产完全依附于奴隶主的奴隶也暂时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但是随着周朝天子在诸侯之间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周朝的分封制度逐渐出现了松动，在全国各地内逐渐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而这也就意味着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了新兴的贵族。而在地主们进行土地兼并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自耕农阶级失去自己的土地，成为地主的佃户，但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国内的佃户的人身自由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因此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奴。

周代建立者周武王姬发

而且当时这些地主阶级在政治界中的地位还并不尊崇，传统的士大夫贵族阶级依然把持着朝中大权，他们对于这些新兴的贵族采取了打压的策略，因此当时土地兼并的现象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抑制的，这也让中国境内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农奴制复辟。

而在此之后随着君主集权制度的确立，以及门阀政治的影响，让国家的土地资源大多被国家所控制，而土地兼并的问题也都集中在官僚士大夫阶级之中，这些人作为国家中的真正贵族，并不会对于自己佃户的自由加上太多的限制，因此农奴制也一直没有产生抬头的现象。

不过随着五代乱世的到来，中国国内的士大夫阶级受到了朱温等军阀的屠戮，这让国内的政治局势以及社会资源被重新分配。在之前一直被官僚士大夫压在下面的地主阶级有了崛起的趋势，而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中国南方区域，地主阶级的影响力就更大了。

东晋时期的门阀官僚

一方面这里相对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这让当地的地主很难受到国家政府的有效管制，在中国古代，政府都是十分反感土地兼并的，因此只有在政府控制力相对较弱的地方，地主阶级才能快速兴起。

而在地主阶级兴起的同时，中国南方地区在北宋早期也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南方人多地狭的问题也就逐渐暴露了出来。而当时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因此大量的自耕农并不能通过农业耕种来养活自己，只能通过借贷维持生计。而北宋时期的高利贷利息十分惊人，百姓们根本无力偿还，最后只得变卖土地成为佃户，失去其自由民的身份。

旧时的高利贷字据

可是当时南方的地主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佃户，因此有大量的百姓会在失去土地之后成为流民。在北宋中后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这些人还可以成为手工作坊中的工人，而在北宋初期他们却无处可去。

与此同时这样的情况还在佃户之间造成了恶劣的竞争，给了地主阶级加重剥削佃户的机会。于是他们向佃户收取十分高额的地税，佃户们害怕失去工作的机会也只能敢怒不敢言。在这样的压迫下，佃户们的生活也逐渐变得难以维系，因此他们只能走出最后一步，那就是出卖自己的尊严成为地主的农奴。

在北宋时期农奴和佃户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当时农奴可以被当做商品来进行交易，可以被地主随意拿来抵债，而且其子女在出生之后也会直接成为地主们的奴隶，这也是农奴们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家人都再也没有自由可言。

中国古代佃户

也许此时有人会说这只不过是被压迫较惨的佃户，并不是真正的奴隶。但是在宋仁宗在位的时候，北宋政府曾经颁布诏令要在中国南方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对地主进行管制，让他们将自由还给手下的农奴，之后凡是有人要离开不得强加干预，否则地主将会受到官府的惩罚。这个诏令在《宋会要辑稿》中有如下记载：

"十一月，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宋仁宗赵祯

从宋仁宗的特殊关照来看，当时南方的奴隶制其实是十分普遍而影响深远的，而这也让中国南方百姓的生活状态变得十分糟糕。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有一种特殊的农民叫做"旁户"，其地位与职能与江南地区的农奴也十分接近，而在北宋初年的时候，旁户中的李顺等人就发动了叛变，由此也可见当时农奴受到压迫之残酷与其存在之普遍。

失去土地的流民

北宋时期南方杀婴现象的盛行与南方百姓生活的困顿

中国文化是一种以家文化为本源的文化类型，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这样的理念对国民的影响更加深刻。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中国百姓对于先祖十分敬畏，对于家族的延续也极为看重，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人们往往将人丁兴旺视为家族发展的前兆，除非遇到极特殊的情况，否则都不会轻易放弃新生的婴儿。

人丁兴旺的古代家族

不过在北宋时期，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杀死新生儿的现象，这样的情况从当时北宋政府发布的文件中就能看出来。在当时北宋政府多次发布诏令，严禁南方百姓杀死婴儿，一旦发现就要处以极为严厉的惩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量南方百姓杀死自己的孩子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南方的百姓大多数生活贫苦，无力抚养孩子，并且他们对于一些“不必要的支出”有着近乎固执的坚持。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一个新生的婴儿会给普通的家庭带来什么，在北宋时期，一位新出生的婴孩意味着你的家中多了一个新丁，而当时政府的部分税赋是按照人丁的数目来计算的。这位新生的婴儿就意味着这家可能要承担更多的税负。虽然按照正常的规定来说，这样的婴儿是不应该被计算在内的，但是在北宋年间地方官员在收取田税的时候经常私自加征，这个婴儿就相当于给官吏留下了口实，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更大的压力。

官员向农民收取田税

而且如果要照顾这个婴儿，那么这个家庭中至少要损失一个劳动力，这对于当时生活艰难的百姓来说很有可能是无法承受的，于此同时这位婴儿的存在也会加大这个家庭口粮的消耗，虽然这些消耗可能并不多，但也有可能是压垮一个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为了减少家庭的支出并避免被征收更多的税赋，他们只能选择杀死这些婴儿。

而与此同时，在当时中国南方的部分地区，尤其是福建一带，在婚丧大事上的支出是十分高昂的，因此每留下一个婴儿，就意味着这个家庭要为这个孩子之后的婚娶准备一笔不菲的钱财，而这部分成本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的，这也是他们会杀死孩子的原因之一。此事在《宋会要·刑法》中有如下记载：

"福建愚俗，溺子不育。……究其弊源，盖缘福建路厚其婚葬。至如殡葬……供祭罗列，焚献之物，创新缯帛。里闾之间，不问知识，尽行送礼。不顾父母具存，藏凶服以待送葬之用。利赴凶斋，意在所得，使遭丧者所费浩瀚。"

盛大的宋代婚礼

而且在北宋时期，中国南方的百姓们大多崇信佛教，他们会拿出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宗教事宜，这也让他们的生活成本显著增加，而这也是他们无力抚养婴儿的原因之一。

而且当时中国南北方的家庭组成模式也有一定的差别，自从东晋时期开始中国南方的家庭就逐渐从大家庭分化成为了小家庭，这与南方较少的耕地与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而北宋时期中国南北方在家庭模式上的差异依然存在，因此一个婴儿的降生对于南方家庭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对北方家庭的影响，这也是在这里会出现杀婴现象的原因。

建于北宋时期的寺庙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出北宋时期的南方百姓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承担着十分高昂的田税，而且由于地方习俗的原因，他们在婚娶，宗教祭祀等事情上也有较高的支出，这让他们的收入仅仅能够维持生存，根本无力抚养新生的婴儿，因此只能将他们杀死，这实在是一出人间惨剧。

经济发达的南方百姓生活较差的原因

我们知道在北宋时期中国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平衡的，当时中国北方刚刚从战争中恢复，而且当时北方的人口是远远少于南方的，这让南方的农业生产量远远高于中国北方。而且在当时的南方地区还出现了新的农具和生产技术，让南方的生产力迎来了更好的发展。

可是在这种发展的背后，却是土地兼并现象的日趋严重，在当时中国南方的地主阶级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他们对于佃户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剥削，这让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而这些商业资本在当时被大量投入了手工业生产，创造了不菲的财富。

繁荣的北宋市场

可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却造成了中国南方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增大，商业资本的发展让中国南方的食盐，布料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显著上升，而百姓们却没有从这种经济优势中获得应得的利益。因此他们只能被动承担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这让他们本来就十分拮据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而中国北方的百姓则还处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之中，这就造成了南北百姓生活状态的差异。此事在《宋史·辛弃疾传》中有如下论述：

"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

而且在当时的中国南方，地方政府的实际控制力并不如中国北方，因此对于地主阶级的土地扩张以及残酷剥削无法进行有效的干预，这让当地的百姓们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希望。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北宋的地方行政采取了分权的政策，并没有掌握大权的地方长官，这让这些官员没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古代乡绅

与此同时从晚唐时期开始，中国南方就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中，而这种相对独立的状态让南方的百姓对于中央政府没有很好的概念，他们还是更习惯听命于当地的领袖。而前面我们提到北宋并没有真正的地方长官，因此他们便只能服从于乡绅等地主阶级的命令，这让他们无法找到为自己发声的代言人，因此其生活条件只会变得越来越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南方的生产力虽然远远高于北方，但是由于资本被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并且大量流入市场，导致百姓的钱财大量流入商人的口袋，百姓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他们的生活质量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而这些百姓又缺乏与政府沟通的手段，这让他们只能默默忍受这种剥削，最终在矛盾激化的时候终于引发了方腊起义等动乱，将北宋政府推向了它的末日。

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

结语

在研究北宋历史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达成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好于北方的共识，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商税收入，中国南方都是要远远高于北方地区的。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南方百姓的生活状态却似乎比北方的百姓更加糟糕，这样的情况十分发人深省。

在北宋时期中国南方不但出现了严重的奴隶问题，大量百姓的人身自由惨遭剥夺，而且还出现了杀婴的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虽然这里面有南方百姓执着于婚娶排场，醉心于宗教祭祀的问题，但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还是当地地主对于百姓的残忍剥削。

在北宋时期，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繁荣的商业文化，大量的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上流通，而在南方这样的情况更加明显。这些资本在为资本家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像吸血鬼一样将百姓们为数不多的钱财统统掠走，终于让他们的生活陷入了极度困苦之中。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北宋政府在地方行政上的不作为，因此北宋政府在南方地区的失势其实是他们自掘坟墓，实在不能怨天尤人。

参考文献

1《宋会要辑稿》

2《宋会要·刑法》

3《宋史·辛弃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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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国穷民富的状况是如何造成的？为何民间经济发达，政府却贫弱不堪、财政拮据？

宋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它的经济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远远超越了汉唐，明清二代也仅仅重复这宋朝的状况而没有超越。
一、杯洒释兵权。节度使强权导致唐代灭亡。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将主要将领，都封为节度使，但太祖的节度使是官位虚职，意思是只拿钱不管事，而且薪俸很高，让这些手握兵权、从战争中杀出来的优秀将领，彻底做富翁去了。再提拔些年轻的、资历浅的上来。在开国之初，面对强敌时就削弱了战斗力，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了。
当然，雄才大略如宋太祖，自然是明白这一点。但他仍这样饰处心积虑地安排，自有他的考虑。唐代在最鼎盛的时候，积军、政、财权如一身的节度使起兵造反，这就是长达十年的安史之乱，之后，五代十国，更是造反纷纷，短短几十年，武将们造反称帝的人实在太多了，中国残破不堪。
这样血的教训，宋太祖以温和的办法，杯洒释兵权，将节度使变成一个虚职，消除了那些功勋们作乱的可能，这又是当时时代不能不说是比较好的选择。
二、设驱密院为军事最高机关，管部队调动；设三衙管部队日常训练；将领由皇帝临时指定；彻底分权，兵不知将，将不识兵，自然战斗力就大为减弱；好处，将领们想造反是难上加难。
三、募兵制。发生天灾时，择灾民、罪犯等为兵，一直到60岁才退役。简单试想一下，在部队当30－40年兵，不说身体原因，精神状态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兵能打仗吗？当做不能，那怎么办，就只有不断募兵。倒仁宗时，部队由开国之初二十万到了一百二十万，军费开支占朝庭收入几达六分之五。这就是“冗兵”问题。
四、冗官。宋朝是最重视读书人的。科举先士的人最多，只要考上了，就都是官了，而且还是真正的高新。但天下职位有限，考上的人多，怎么办？朝庭养起来。宋朝官和职分开，多大的官，就拿多少钱，比如节度使最高。但官不代表职权，就象现在的职称一样。只有差遣，才有职权，比如知xx州等，职位有限，当官的人多，到神宗时，十个官里可能就有七八个官只拿钱不做事。
好处就是一大批文人，日子过得很滋润，宋朝又有祖训，不能杀士大夫，所以也过得很自由，导致文化空前发达，甚至有几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
五、制度。宋朝基本上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地方官。路、州、府、军、县，都由朝庭直接派遣，三年一换，所以说还是中央的官，只是临时负责地方，就象现在的“挂职”，如果算上路途的时间，三年实在是太等了；以府为例，临时地方官有知府、通判、转运使等管行政、刑法、财政等，中央集中几乎所有的税收，实现分权，互相监督，其它制度大体都是以分权为本。
这样的制度效率低，急功近利，毛病太多，特别是地方政府虚弱，外敌入侵时，只要拿下首都及可。好处当然是地方想造反，基本上不可能。
六、地理，燕云十六州在辽国的手上，开封之北全是平原，辽国铁骑几日就可杀到黄河边，宋朝无地利。辽国随时开打，主动权在辽国，这就是为什么宋朝在军事上占优时还是签下了“潭渊之盟”，每年进贡50万。
七、无马。我国只有河套地区和热河、东北、工蒙一带适合养马，这三处地方都沦落敌手，所以宋朝骑兵少且弱，基本没有进攻能力。
八 无钱。冗兵、冗官，宗室增多，基本上消耗了财政收入，加上战事常有，驻守部队一年一换防区，更是入不甫出，想打仗没有钱。
九。王安石变法。变法不以说不先进，王安石不能说没有能力，变法后，国库确实增加了许多，可也是釜底抽薪，富了国家，穷了人民。司马光说多好，钱是一定的，国库增加了，老百姓就没有钱了。确实有道理，当时的生产条件，短时间可能通过拓展生产，加快流通来增加财富，因此，一定意义上讲，生产总值是一定的，当然就是国家富了，人民就穷了。
十、重文抑武。
还有很多原因，打字太慢，不说了。
结果就是，以童贯（有本事的太监将领呵）领兵20万，进攻被金国打得抱头鼠窜的辽国，辽国拚凑了二万部队，打得宋军20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辽国的都城被金国打下以后，宋朝又想沾一点便宜，派遣十五万禁军，辽国怕了，前来求和，宋朝当然不答应了。辽国没办法，又拚凑了一万部队应战，结果又打得宋军大败，宋军只好求金国来帮忙，金国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辽军，并且有一个另处的收获，原来心目中的天朝上国是一只纸考老虎呵，好，我就打这一头肥猪，非常轻松地干掉了北宋。
宋朝是积贫积弱的，同时又是文化昌盛的。
在传统观点中，宋朝却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郭教授认为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主要有在于：第一是“守内虚外”的政策和外患国势的影响，宋朝缺乏汉唐时期强盛的对外扩张气势，对内严格防范却疏于外防，又加上长期处于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侵犯之下，而不得不采取和议措施来换取短暂的安定；第二，“上行下行”阶段说的影响??“下行”阶段，使得人们在较长时间内一直误以为宋朝是贫弱不堪的。
郭教授在指出传统观点产生原因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综合国力而言，宋朝虽然算不上中国古代最强盛的国家，但却是中国古代史上文明最昌盛、最辉煌的时期。对于这一观点，郭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从物质文明角度来看，宋朝较前代有了重大进步：农业单产量和土地利用率都有所提高；手工业中的冶金业和纺织业发达，出现了“煤铁革命”，并且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商业上，出现了“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产生了最早的纸币；科技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代发明或得以改进的。
从精神文明角度来看，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更加思辩化、哲理化，出现了大批哲学家和理学家；教育更加发达，而且教育的平民化进一步加强；产生于民间的词逐渐雅化，并产生了大批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在完成由“下里巴人”向“阳春白雪”演变过程的同时，也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山的地位；史学的发展更加兴盛，出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和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巨著，同时还首创了编年体史书体例；绘画和书法的审美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由唐朝时期的“尚法”转为“尚神”；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形式话本出现，并开了明清白话小说发展的先河。
从制度文明角度来看，宋朝是制度建设成熟的时期，政治运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视以文治国，厚待文人，保护进言；宰相权力资源分化，无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擅权专政。
宋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朝代：它被认为积贫积弱却在强敌环拱之下维持了三百余年，甚至在历史上最强悍的蒙古铁骑面前也有诸多出色的表现；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科学家，以至有历史学家将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效果；它的开国君主制定了最开明的政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但在这个朝代发生了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冤杀岳飞；这个朝代之前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这个朝代之后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朝代，以至许多人认为它应该对后来的耻辱负责；它是一个让本民族的人备感耻辱，但却让外民族的人备感羡慕和赞誉的朝代……正因为种种的扑朔迷离，所以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最南辕北辙：明朝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它持批评态度，但王夫之认为它“郁郁乎文哉”，并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的“治世”；陈寅恪认为“华夏文明历数千载演进，盛极于赵宋之世，其后势衰，终必复振。”邓广铭认为“无论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的。”而国际上的汉学界则对宋朝的评价更是超越了汉唐：“东方的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时代”、“最令人激动的时代”。

其实，研究宋朝不仅可以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而且有助于理解元朝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以及探索今天的民族复兴之路。

宋朝的国策：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治理天下？这是每一个夺取天下以后的开国君主面临的首要问题。古代的思想家们总结了各种人才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唯才是举”“唯贤是举”的用人策略，告戒统治者要以“才”“贤”为标准选拔人才治理天下，但古代的政治体制是皇权至上，所以碰上一个英明的君主，能够举用贤才治理天下。（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因为过分信任宗室而给国家带来祸乱，如汉高祖刘邦因为大封宗室而导致“吴楚七国之乱”）但如果碰上一个昏君，则各种小人会乘机占据高位。而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因为离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窃取高位，专政擅权。而军人则因为有实力，往往也容易割据一方，祸乱国家。

在汉朝、唐朝的时代，既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极为黑暗的时代，宦官、外戚、后妃、宗室、武臣各种势力祸乱一时，给政权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权的统治。

宋朝的开国君主宋太祖、宋太宗在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训之后，作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并将这决策上升为国策。

宋太祖、宋太宗为了保证士大夫的“共治”地位，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密立誓碑。宋太祖曾在宫中立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否则，将遭天谴。这条誓言奇迹般地被宋朝历代帝王所遵守。这条誓言的意义在于为士大夫参政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安全的保证，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参政意识特别强。同时宋朝的大臣也是最敢于管事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掌握实权的皇太后的非分行为，敢于管理宫中的一切事物，甚至敢于抵制皇帝的不合理的要求。这样，杜绝了各种其他势力插手政治的可能。

二、尊崇士大夫。宋朝采取了各种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强他们的自豪感。例如让宰相上朝时站在亲王的前面，在东华门外“唱状元”，在启蒙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种种措施使得士大夫们在其他各种皇亲国戚面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例如刘太后专政时曾想以美差拉拢高级官员，但这些官员大都保持了一种清高的姿态，主动地和刘太后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三、两宋大多数帝王主动地抑制了皇亲国戚干政的欲望。

由于种种合理的措施的施行，使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决策落到了实处。

宋朝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对两宋三百多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理解这一国策，是理解宋朝政治的一把钥匙。

士大夫的阶级本性

要分析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的意义，必须分析士大夫这个阶层的本性。

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这个特点使得他们这个阶层具有如下特点：

一、他们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忠君思想浓厚。在中国历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却没有士大夫纂位。

二、他们对王室感恩戴德。因为他们原来在社会的底层，能进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他们自然对王室感恩戴德。

三、他们来自底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背景，一旦朝廷将他们罢官，影响力就急剧消失，没有尾大不掉之虞。

四、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治理能力。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古代能够对国家产生影响的政治力量群体依次有：士大夫、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从个体来讲，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有正直之人，也都有奸佞之人。但从群体来讲，士大夫群体 在历史上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武臣起的作用绝大多数是负面的。个中原因是因为士大夫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从底层选拔上来的精英人物，无论是素质还是气节、品德都还是比较强的，而宦官、后妃、外戚、宗室都是依靠裙带关系登上历史舞台的，虽然其中也有优秀的人才，但就总体而言，素质低下，品德败坏，无气节可言，同时他们自恃有皇帝撑腰，所以往往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其中尤其是宦官，生理残缺而导致心理阴暗，所以宦官专权往往是最黑暗的时代。而武臣则因为掌握着军队，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导致藩镇割据。

而在宋朝，各种曾经在历史上风光一时的政治势力如宦官、武臣、外戚、后妃、宗室都已经风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势力一枝独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碑，所以使得政治斗争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充满血腥气，所以就总体而言，宋朝的政治是君子政治，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清明时期。

虽然说宋朝的士大夫中也有小人，但从总体上说，小人的势力很难压住君子的正气，在北宋一朝尤其如此，而南宋即使在如秦桧专权之时，也有正直之士对他进行抨击，所获之罪也最多就是流放岭南。并且即使是专权的权臣，其嚣张程度也远比不上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的权臣可以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更不象明朝的太监竟然能罚满朝文武下跪。

而至于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风度，例子则不胜枚举，如范仲淹多次激烈抨击吕夷简，但吕夷简仍然提拔范仲淹；而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政争更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争论，不夹杂着私利，所以虽然激烈但却充满君子之风。这样的例子翻开宋史随处可见。

宋儒气象：先忧后乐

宋朝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后，士大夫进入了历史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历史发展到宋朝，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为现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社会见惯不怪的现象。

因为朝廷的信任，也因为士大夫的阶级本性，所以宋朝的士大夫们呈现出一种与以往朝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以往朝代的精神风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宋朝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则变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以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着天下苍生的福址和朝廷的安宁。而作为王室来说，当然欣赏这种对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后的忠勇奋发，所以也不断地提拔和奖励这种精神。

所以在宋朝，士大夫对王室的认同感最强。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王室的稳定和安宁，对纂位的行为甚至哪怕是企图都不能容忍。正因为如此，在金国灭掉北宋以后，并无特殊才能和功绩的赵构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而被胁迫纂位的张邦昌虽然能得到皇帝的原谅，但却为舆论所不容，所以最后仍被处死。在南宋虽然出了很多权臣，但没有权臣的势力强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不管什么时候，皇帝都是最高统治者。南宋被蒙古所灭之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一大批朝臣仍在为复兴宋室而努力，这是?朝的大臣又是最大胆的，他们敢于公开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李沆将真宗要求进封皇妃的诏书当着宦官的面烧毁，包拯多次要求仁宗收回对爱妃伯父的任命，御史鞠永公开说如果刘后敢任命钱惟演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毁诏书，南宋宁宗时朝臣常常激愤于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为什么说北宋“积贫积弱”

宋朝可以说是封建王朝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但是很多历史学家仍然用积贫积弱这几个字来形容宋朝，宋朝商业经济虽然发达但是宋朝为了分化瓦解政治集团势力，在朝廷内部设置了很多官员职位，这种现象导致了宋朝官员体系当中人浮于事，很多人拿着钱却不做事情，没有发挥自己真正的价值。而且宋朝对于这些官员的待遇非常优厚，宋朝之所以没有出现太多的当贪官，是因为宋朝给他们发放的工资完全可以满足他们奢侈的生活。

他们没有必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搜刮民脂民膏。但是虽然满足了官员的内心欲望，却给宋朝朝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宋朝官员每年都拥有100多天的假期，在他们离开自己职位的期间会有一些储备人才顶替他们的位置，而平时这些储备人才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朝廷依然要花钱养着他们，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这就是宋朝积贫的主要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就是通过武力手段来建立统一政权。他害怕自己手下的武将也效仿自己，为了让赵家天下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赵匡胤不断削减武将手中的权力，赵匡胤还制定重文弱武的国策。当时社会当中刮起了一阵读书之风，虽然这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现象，但是过分强调文治而忽略武治也是一种极端主义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政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但是在面对外来侵略势力的时候却显得无能为力。

手上有剑可以不使用和手上没有剑这是两码事情。宋朝朝廷可以不主张用武力手段解决矛盾，但是作为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