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去捡地上的钱
那一天日头很大天气很好,母亲拉着我,她的母亲拉着她,我们两家人一起去医院看姨婆。印象中我从未见过这位姨婆,她是祖母的姐姐,年纪大生病住院,父母带我们一起去探视。走过医院门口的时候,她突然指着地上大声喊起来:“钱!”
地上有个布钱包,很简单带拉链那种,深色,花纹我已记不清,看样子应当是老人用的钱包。她母亲一个健步捡起来,翻出来里面大概有四五张百元人民币,那时候的百元人民币还不是红色的,灰突突和泥土地一个颜色
那一年我10岁,她8岁半。我们差十八个月的生日,注定了她要喊我一辈子的“阿姐。”
那一天日头很大天气很好,母亲拉着我,她的母亲拉着她,我们两家人一起去医院看姨婆。印象中我从未见过这位姨婆,她是祖母的姐姐,年纪大生病住院,父母带我们一起去探视。走过医院门口的时候,她突然指着地上大声喊起来:“钱!”
地上有个布钱包,很简单带拉链那种,深色,花纹我已记不清,看样子应当是老人用的钱包。她母亲一个健步捡起来,翻出来里面大概有四五张百元人民币,那时候的百元人民币还不是红色的,灰突突和泥土地一个颜色。
“这么多钱?”她的父母都笑了,笑着把钱包装进自己口袋,那时候大家都算不上富裕,我虽没有多大概念,也知道四五百元应当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捡钱总是让人高兴的吧,毕竟意外之财。我看了看父母,他们没有做声。她的父母把目光转向了我:“你看看,两个孩子一起走路的呢!你怎么就没有先看到?”言辞中不乏得意之色。直到离开的时候她母亲才又补了句,“应该是看病的钱吧。”
但因为我没有先看到,所以这钱被他们家捡了去。都是差不多大的孩子,差不多高的个子,我怎么就这么笨?我再次抬头看向父母,他们表情没有任何变化,直到回家甚至以后,也没有和我再提过一句这次捡钱的事。
我想起一个细节:母亲以前每次回娘家,因火车上人多小偷也多,她常常会在贴身衣物上缝一个袋子,然后把钱装进去再缝死,到家后才敢拆开来。当时钱对于每个家庭都很重要吧,尤其清贫家庭。但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母亲,从未数落我捡不到钱。
作为一起长大的姐妹,孩子之间的友谊天真无暇,但无形中总会被他人比较。母亲结婚时一穷二白,而她们家早早有了熊猫牌彩电和录像机。亲戚都是镇上的,她母亲时不时向我我们展示她身上穿着的镇上表姐给她的旧背带裤、绿色小洋裙。一起出门时她甜甜地叫着所有人,肤白脸圆很是可爱,而我瑟瑟躲在母亲身后一言不发,就像所有人都不喜欢的那种面黄肌瘦木讷无言的怪小孩。
但我与她关系仍是极好。放学后我在学校里等着被老师留下的她好一起出去玩,周末为了尽快完成作业我教她写作文,我说一句她写一句,连逗号句号我都一一告诉她。我带她撒野疯玩,帮祖父捡废品去卖,偷钱买雪糕,骑着三轮车冲进菜田,从墓地的田埂上走过,吓得她一脚踩进沟里,我俩上学双双迟到。
自从那次她捡到钱后,她时常都能捡到钱,即便长大后也是(明明那么高的个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童年的经历足以影响一生。她经常走在路上就能捡到硬币或者五元、十元(百元当然少见),然后就大大方方带着我去小卖部理所当然地花掉,很骄傲的样子。到后面我已有阴影,成天也希望着自己能捡到钱,可以有一副骄傲的神气。唯一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回程,我低头看到一个闪闪发亮的硬币,是一元钱,我想捡又不敢,于是推了推同学,想和她商量是不是我们一人一半?结果她毫不犹豫地捡起来装进口袋,完全无视我后扬长而去,留下我呆在原地像个傻瓜。
整个童年我从来没有捡到过钱,但我仍是她的阿姐,她有事都会求助我,我也觉得理所应当要帮她,直到那一天。那是个暑假下午,一点左右她打电话给我,电话那头她在哭,哭得很伤心却说不清楚。我连忙骑车赶到她家里,家里没有人只有她。她哭着和我说父母都去上班,中午时分她一人在二楼,楼下大门敞开着,邻居家男人喊她父母没有回应,就跑到楼上来看见了她,然后那个男人捂住了她的嘴,强行脱下了她的裤子,她一直在哭,但是没人听见……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那一年我还不满15岁,她才13岁多。那一天日头也很好,好得让人觉得一切都是一场梦。我和她都刚来月经不久,我从初中的生物书上前不久才看到女性从来月经到生育的整个过程(年轻的女生物老师刻意略去了这一章节),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我们都没有恋爱经历,没有面对过男性的身体,也不知道所谓“性”到底是怎么回事?长辈甚至学校从不会进行这样的教育或知识普及。我和她都站在阳台上,太阳炙烤着我们,沉默着,我非常艰难地开口,到最后也只能勉强问出两个问题:“他也脱裤子了吗?”“不会怀孕吧!”事实上她说不清楚,我根本无法追问更细节的问题,也的确完全不懂。还记得当我提到怀孕的时候,她幽幽叹了口气道:“如果这样,那要让他赔钱,赔很多钱。”我一脸震惊地看着她,却似乎在心底认同她的说法,也许这是最好的办法?“不能告诉大人,不能告诉别人。”“这是一件很不好甚至羞耻的事。”我们都在心里有这样的认知,却不知道这认知是谁灌输给我们的?又是从哪里诞生的?
我们商量了两三个小时也不知该怎么解决,到最后我也没有劝她要告诉父母。我骑车回家,临走前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下个月月经来了,一定告诉我。”
“不来月经会怀孕。”这大概是当时的我作为姐姐唯一能告诉她的了。
沿途回去的过程中我回想她方才断断续续说过的话,很多年后那些话才开始渐渐清晰起来。她一直喜欢去隔壁邻居家玩,他们也经常欢迎她去并且给她零食或玩具。除了那个男人,他们家还有个老爷爷,也是一直喜欢抱她,抚摸她的身体,有时候甚至会开玩笑脱下她的裤子……我到家后她打电话给我:“阿姐,那个男人又来了,他在楼下厨房里和我妈又说又笑,我很害怕,躲在楼上不敢下去。”
“你可千万不要下去。”我在电话里咒骂,“他怎么可以那么不要脸呢?你以后都要躲着他,也不要再去他们家。”
“我知道了。”她挂断了电话。
从我骑车离开她家的那一刻起,我好像已经和她达成了共识,这辈子只要还活着,都不能将这个事故说出来,尤其是我,必须烂在肚子里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所以直到现在也并没有任何熟悉的人知道此事,很多时候我也好像已经忘了。后来的电话中,她说“阿姐,这个月月经来了。”我们俩如释重负,我甚至鼓励她“太好了”。完全不去想这件事对一个女孩子以后的人生影响又会如何?
我要怎么去想?我当时也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啊!
当时的我们似乎都觉得,只要没有怀孕,只要没有人知道,这些事就可以彻底当没有发生过。
前两年林奕含出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自杀,有什么东西突然在我心底捣腾起来,它开始跳出来折磨我,有一百个一千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奔腾咆哮,“傻子啊!为什么那件事不能告诉大人?为什么就这么放过那个狗男人,为什么不找一堆人打得他满地找牙?”虽说我并不知道,告诉了又会怎样?会达到那样的结果吗?如果村上有人指指点点,背后嚼舌根,这样的后果承受得住吗?初三时有个与我同班的女孩忽然休假,自称生病其实是结交了其他学校的帮派“小混混”,不幸怀孕去流产。这件事大概传了好几个乡镇,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猥琐的体育男老师在上课时问我们知不知道XXX做什么去了?“她去排卵了!”他当着全面同学的面很夸张地笑,耸动着他瘦弱的肩膀。若干年后听说他因嘲笑一个男生娘娘腔,男生一气之下回家喝农药自杀,于是他也被学校革职。
林奕含事件曝光后,我有几次很愤怒的时刻。我时常想,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今天,如果当时能有现在的意识,那么无论如何也要揭发,无论如何也要伸张!要知道那个男人和他家老头子会这样做,我绝不相信就只侵犯过一个小女孩!他们甚至觉得习以为常,或者在心里窃喜。那天傍晚再度来访就是为了试探,试探女孩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结果和他想得当然一样,是啊,当然会一样。
近期鲍毓明性侵继女案件沸沸扬扬,我没做太多转发评论,但心底放不过的那个情绪又涌上来了,无奈无力,愤怒压抑。如果不是被曝光,这个男人还可以衣冠禽兽地伪装到何时?但这个事件能被曝光还算幸运,也可能因鲍毓明本人的社会影响力。但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多少没被曝光出来的类似案件?有多少人逃脱了法律制裁活得潇洒自在?很多时候甚至连受害者身边的人都在纵容,某种意义来说“我们”都是帮凶。
我还是不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男人究竟无耻到哪一步?也许只是猥亵,并没有再糟糕?但对她来说或许并不重要了,也许她早已忘记,我却俨然成了放不过自己的那个“受害者”。我们都已长大,她已成家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然而一直感觉命不好。我回想起她的母亲一边表扬她时常能捡到钱,一边因一点小事就用皮带抽她。她咽不下药片,母亲用拖把、板凳追着她满地打,强迫她。初中时我偶然在她床头发现治疗癫痫的药物,我只是看了下说明书,依旧沉默放下。对于她的事,我似乎习惯了一言不发。直到她产后抑郁癫痫发作,她亲戚朋友和我父母才知道她罹患过癫痫。前两年她艰难剖腹产生下第二个男孩,只因第一个男孩三岁时不幸跌落池塘,大面积脑损伤,也不知未来对智力是否有影响,接着又是父亲出轨闹得沸沸扬扬。当我的母亲惊讶说起原来她患有癫痫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个小小的瓶子,还有那个捡钱的下午,很多个快乐的下午,沉默的下午。
移动支付时代到来,能捡到现金的机会越来越少。前两天我无意刷到她的朋友圈,她用开心的语气在朋友圈发道:“今天出门财运连连,捡到了人民币。”天,她真是个单纯的姑娘,把朋友圈完全当成自己娱乐的平台,毫不顾忌他人的眼光。她不像我还有其它树洞,把真实刻薄的另一面深深藏在这里。
“不要去捡地上的钱,那会带来坏运气的!”下班路上,高架沿途灯火通明,朋友开车我在后座,我合上手机看着窗外的霓虹发呆,沉默地咬住了手指才没有让自己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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