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由来,浪漫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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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晓时分，笔者抵达了诺夫哥罗德。这班从莫斯科北上彼得堡的高速列车是夕发朝至的卧铺车。头5个小时在昏睡中不知不觉过去了。车子一转到路况不好的诺夫哥罗德支线上，就开始颠簸起来。剧烈的颠簸生生将我从睡梦中拽起来。我只好穿戴好，啜着俄罗斯红茶，圆睁双眼静待终点站的到达。清晨6时整，我出了诺夫哥罗德车站，走进清新的晨雾里。
rr此时的诺夫哥罗德城还在沉睡。我便让司机拉我到沃尔霍夫河的另一端—大诺夫哥罗德。商人世世代代在这个古老的集市上买卖各种商品，散集后便聚集到白墙蓝顶的教堂做祈祷。而此时的集市一片静谧，一片冷清，呼出的热气都看得清。河对岸，一轮满月从诺夫哥罗德的克里姆林宫（译者注：“克里姆林宫”并非莫斯科专利。凡是旧日王公们“带城墙的城堡”，都叫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上升起，从而呈现出构成欧洲最超凡脱俗的一大景观—中世纪的红墙矗立在绿油油的河岸边，远方依稀可见索菲亚大教堂那高耸的金顶。
rr9世纪中叶，那时的诺夫哥罗德城还不属于俄罗斯，它是作为北方的波罗的海与南方的拜占庭帝国之间商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当时斯拉夫部落定居于此，为了争夺统治权而明争暗斗。就在祸起萧墙已不可避免之际，各部落的首领达成了共识。在那个武力至上的年代，这次事件有着重大意义。
rr“那时，法律尚未诞生，”俄罗斯《古史纪年》中记载，“各部落势均力敌，矛盾渐渐激化，战争不断爆发。他们最终意识到局面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于是达成共识：‘让我们推选出一位首领，以法律的名义为我们主持公道吧’。”诺夫哥罗德在9世纪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以后几个世纪里，这座城市能依法治理，人民更容易安抚—与其发动内战，人民更愿意在外来中立统治者的领导下达成共识。
rr所以，这些斯拉夫部落和其他部落的使者，漂洋过海来到了维京人的地盘。那时的维京人被叫作“罗斯人”（就像其他的群落被称作瑞典人、诺曼底人或盎格鲁人一样）。他们对罗斯人说：“我们的疆土辽阔富饶，却没有法度。来做我们的首领吧，来治理我们的部落吧！”他们最终找到了当地的三兄弟作为首领候选人。最年长的留里克来到了诺夫哥罗德—“俄罗斯”之名正是由他而来。
rr这是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无数俄罗斯人都是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然而和俄国历史上的很多事件一样，对于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细枝末节，俄罗斯人往往各执一词。记载留里克的到来以及那个时代的唯一可靠史料是《古史纪年》。但这部书只是编年史的一部分。编年史大部分是由后世的僧侣们陆续写成的。故事扣人心弦，行文诗意盎然，令人回味不已，只不过其真实性自然值得商榷。留里克或许确有其人，抑或只是凭空虚构，再或者是那些统治过俄罗斯的维京王子们的结合体。
rr然而，俄罗斯的历史绝非仅限于这些史实。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杂糅进浪漫传奇里，亦真亦幻，形成了各种历史神话，塑造了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特性。和其他民族一样，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历史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的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朋友甚至也能费力地记住一些重要的日期。他们一定会记得862这个年份。正是在这一年，留里克王子来到这里，建立了俄罗斯。古罗斯由基辅（今乌克兰首都）周围的许多独立的小公国组成，后来形成了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于谁才是古罗斯的真正继承者，两国争论至今。那个时期是没有俄罗斯、俄罗斯民族特性这一类说法的。虽然“罗斯”这个名词听起来拗口，却能最好地指代那个时期的俄罗斯。
rr诺夫哥罗德时间7时整。
rr克里姆林宫渐渐从睡梦中醒来，我沿着河上的人行桥一路漫步下去，一直走到巍巍的木门处。木门里，历史建筑群鳞次栉比，美轮美奂，众星拱月般环绕着7世纪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大教堂。草坪中央矗立着诺夫哥罗德建城千年的纪念碑。纪念碑建于1862年（俄罗斯巨大变革的一个时期）。一个身披铠甲，头戴北欧民族头盔的骑士铜像俯视众生。铜像底座标有862这个年份。1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指点着铜像告诉孩子，这就是维京人留里克。我随机询问了一些路人。他们众口一...
rr“在我看来，留里克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缔造了俄罗斯的第一个王朝，是俄罗斯第一个沙皇。”语言学的学生斯维特拉娜如是说。“毫无疑问，留里克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统一了各国，成立了我们这个国家，”艾利克斯附和道，“在他来之前，这里还不过是几个分散的部落；在他走后，却留下了一个国家！”玛莎进一步补充说：“留里克建立了俄罗斯，组成了政府，为我国的整个体系打下了根基……他是罗斯王朝的第一人。所以说，他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领袖，更是这个国家的象征。”
rr这样的说法，不胜枚举。它们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浪漫的历史传奇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思维里，真相反倒无足轻重了。留里克及其后裔统治的地方，充其量也就只是众多部落中的一个小小部落群；也许几个世纪过去了，这个部落群也没有什么太大改变。若是说这个部落群就是一个国家，那未免太过牵强。然而，真相也罢，神话也罢，远赴重洋邀请留里克来到这里用法律治理战乱不断的各部落，至少证明了一点—这里的人们渴望采用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实现各部落间的和平，平息部落间的动乱。多少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思维模式渐渐融入俄罗斯人的血液里，成为他们的潜意识。“国家”一词在俄罗斯人的语言里有着不同的含义。它并非指经全民认可、执法公正的政府组织。相反的，它有点像旧时的王国，听凭统治者发号施令。若说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在若干个世纪后造就了俄罗斯，也未尝不可。
rr早在公元862年，我们就可以窥见两种意识倾向的萌芽，这两种倾向此消彼长，在接下来的1，100多年里轮番主导着国家的命运：一方面人民渴望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人民对君权神授的统治者会无条件服从，也会同他们讨价还价，随时准备积极参与政事，又时时刻刻做好让步的准备。近年来，这种看似民主的思潮在诺夫哥罗德城（而非莫斯科）以让人瞠目结舌的形式上演着。
rr由于有关这一时期的唯一记载保存在《古史纪年》中，于是我不远千里来到了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那里还保存着现存最古老的《古史纪年》抄本。图书馆面貌一如往昔。30年前，我做学生时来过这里。那时还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一睹上锁的珍贵抄本。《古史纪年》是一代代无名僧侣的毕生心血。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僧侣们蜗居在小小一室，伴着微弱烛光，一笔笔写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图书管理员手戴白手套，为我翻开那一页页古朴华美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这两部编年史展示了早期罗斯的全部景象。
rr拜读着这些珍贵史料，我仿佛看到了维京移民（编年体中称“瓦良格人”）如何在当地定居，如何统治并和当地人通婚的。留里克的后裔为自己取了俄罗斯名字—奥莱格、伊戈尔、思薇雅、陶斯拉维等—但他们的好战有增无减。古罗斯在南部与拜占庭帝国毗邻。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居民信仰基督教，讲希腊语。据史家记载，留里克的后人埃斯库德和迪尔曾率远征军围困君士坦丁堡，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屠杀了很多基督徒。
rr手稿的后半部分向我们解释了罗斯人被加上嗜血恶名的原因。“那些被抓来的俘虏，”文中写道，“不是身首异处，就是遭受大刑；不是中箭身亡，就是葬身大海。”文中半带戏谑地总结说：“罗斯人就像吊儿郎当的士兵那样，眼都不眨一下就将希腊人踢进了痛苦的深渊。”
rr然而按照编年史的记载，异教徒罗斯人忽视了一种更具毁灭性的力量：
rr拜占庭公爵整夜整夜地在圣母大教堂为战事祈福。他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圣母的祭衣裙边浸入海水。风平浪静的海面霎时间狂风大作，波涛汹涌，吹散了异教徒罗斯人的战船。战般被风暴裹挟着朝海岸冲去，瞬间撞得粉碎。罗斯人在这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rr9世纪后期，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两大主要思潮：一是专制统治倾向，二是军事扩张。君士坦丁堡人的溃败引出了第三大思潮。起初，罗斯人只想着将君士坦丁堡洗劫一空。谁想到，他们第一次接触到宗教，就沉湎其中。从长远来看，此战对罗斯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r埃斯库德和迪尔出发远征拜占庭，最终却在半路上找到了未来首都的城址。
rr在第聂伯河上航行时，他们发现一座山上的小镇，于是询问当地人这个小镇由谁统治。那里的居民答道：“这个城市是由三兄弟建造的，不过他们早已不在了。我们是这三兄弟的后人，定居于此，受哈扎尔部落管辖。”埃斯库德和迪尔于是占据了这个小镇，并在此扎下根来，开始统治周边地区……
rr这个小镇就是基辅，很可能是以三兄弟中的大哥基辅来命名的。关于基辅的故事也许只是胡编乱造，就像艾尔弗雷德大帝烤糊了饼而被不知其身份的农妇臭骂的故事一样，不能信以为真。然而基辅地处第聂伯河中游，扼守着南北贸易路线。其地理位置使得基辅成为俄罗斯的心脏。公元882年，留里克的继任者—大王子奥雷格夺取了基辅，并建都于此。后世的无数作家、作曲家以这一事件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今天的俄罗斯儿童仍耳熟能详—他们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这些经典诗篇，让我们自叹弗如。普希金的《智者奥雷格之歌》就是这样一部经典。孩子们朗诵得既诚惶诚恐又自信从容，就像弗拉基米尔·普京2008年就任总理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
rr智者奥雷格，策马出营帐；r 身先为士卒，战马彰其威。r 杀敌何骁勇，荣耀岂旁落；r 凯旋任驰骋，幕僚友人随。r 或嬉山林间，或行水穷处；r 雨打笑益浓，影过土留香。r 风暴有时歇，波澜无尽时；r 回首并肩战，一曲怎得诉。
rr登上诗中描述的那流水环绕的山林，我恍悟智者奥雷格定都基辅的原因。虽然现在苏联时代的二战英雄纪念碑居于贝瑞斯托夫山顶，高耸入云，但仍不难想象当年奥雷格策马登顶，鸟瞰绿树成荫的第聂伯河岸时心中所感。基辅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得天独厚：这里易守难攻，四周一览无余；沃土绵延千里；森林资源丰富，建屋造船尤为便利；更重要的是，直通第聂伯河及其支流。
rr接下来的4个世纪，基辅成为古罗斯的中心，这预示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奥雷格王子率领大臣及随从，把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往基辅。他一面加固城池，一面派兵将周围蠢蠢欲动的游牧部落一举扫平。
rr史料记载，公元911年，奥雷格率八万将士，两千条战船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再度围攻君士坦丁堡。这次出征可谓大获全胜。罗斯军队刚刚到达，希腊人就吓得手足无措，慌忙派使者来求和。罗斯人不战而胜，要求希腊人对罗斯大公及继任者俯首称臣，并年年向罗斯纳贡。希腊人无一言抗议，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所有条款。奥雷格于是将盾牌钉在拜占庭的木质城墙上，宣告罗斯的胜利。事实上，盛气凌人的罗斯人同意退兵是为了在贸易条约上攫取最大利益，其中包括允许基辅商人每年可以在拜占庭逗留6个月之久。
rr与其说奥雷格热衷于军事征服，倒不如说他素来注重贸易。这个条约为基辅未来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年6月，满载毛皮、蜂蜡、蜂蜜和奴隶的基辅船队就会浩浩荡荡地南下。拜占庭后来的大公曾经怀着敬畏又不解的心情这样记录道：
rr每年6月，成群结队的罗斯人撑着独木舟从基辅顺流而下。航路极为凶险。沿途巨石星罗棋布，暗礁无处不在；瀑布声震耳欲聋、水流湍急；波涛汹涌，船只随时都可能被巨浪吞噬。然而这些罗斯人遇到大瀑布，就肩扛独木舟，拎着货物，用锁链将奴隶锁在一起，步行六七里寻找可以涉水通过的地点。这期间还会遭到佩切涅格人的突袭。长途跋涉的辛苦不说，还要担惊受怕，几乎九死一生。到了圣格里高利岛，罗斯人会在神圣的大橡树周围举行异教仪式，宰杀小公鸡、抽签抓阄，以取悦他们信仰的神明。
rr返回时，罗斯商人带回了各种手工制品—红酒、丝绸、珠宝和琉璃器皿等。表面看来，罗斯似乎就是个善于经商的国家，在和邻国互通有无，一派安定祥和。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中却潜伏着许多危险因素：一、罗斯位于草原地带，没有天险可以抵御外来侵略，于是令佩切涅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蠢蠢欲动，成为罗斯的长期隐患；二、罗斯贩卖到拜占庭的奴隶很有可能是两国小规模战争中抓获的俘虏，可以想见罗斯也有同样多的将士被俘或被杀；三、罗斯人独具特色的异教信仰说明他们常常受自然灾害的威胁。靠天吃饭的事实促使他们膜拜神树，向风神、雷神、太阳神献祭，以平息众神的怒火。罗斯国经历了一个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时期。了不起的是，它不但幸存了下来，并更加兴旺繁荣。
rr当罗斯商人的足迹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时，罗斯军队也四处征战，扩大其疆域。若干世纪后，在小小的基辅，一个世上最大的帝国赫然耸现，西临波罗的海，东抵太平洋，南至中亚的绿洲，北达北冰洋。直至今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然横跨九个时区，拥有100多个民族和150余种语言。
rr俄罗斯，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长久以来都面临着内忧外患。外部侵略和内部的权力纷争攸关国家的存亡，使得基辅罗斯自建国伊始，就致力于统一境内各个公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治理国家。
rr 二rr关于古罗斯唯一可考的史料就是《古史纪年》，很多事件被用文字记录下来时已是几个世纪之后了。因此“这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俄罗斯的起源、基辅的第一任统治者以及俄罗斯的第一个王朝”。然而，要让人们相信《古史纪年》的记载，就得对其编纂者有更多的了解。然而绝大多数的编纂者早已湮灭在时间的长河里，没留下一丝痕迹。就连其中最著名者，我们所知的也不过是他们当时的身份地位，几个可能的日期和他们编纂此书的地点，仅此而已。
rr为了探寻有关史家聂斯特的相关信息，我来到了彼切尔洞窟修道院。听完我的询问，门口的老妇人不慌不忙地答道：“聂斯特啊，他在基辅洞窟修道院里的圣安东尼洞窟。穿过教堂，往山那边走，有座白色建筑，你到了那儿再问问。”聂斯特死于1114年，距今好几百年了，可见当地人对他还是相当熟悉的。我走出修道院，经过华美的18世纪钟楼（位于金门中心），走上崎岖的山路。彼切尔洞窟修道院一千年前建立伊始，就成了东正教的圣地。而在当时，它不过是一个或数个小洞窟，作为拜占庭僧侣传教的一个据点。多少个世纪以后，修道院已发展成一个建筑群，并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rr到了老妇人所说的白色建筑，就有人引我穿过小小的门廊，下到窄窄的隧道。有位老太太递给我一根点着的蜡烛，说了句：“拿着这个，你会用得到的。”她说的没错。地下阶梯的尽头连着蜿蜒曲折的隧道，像兔子洞一样又低矮狭窄，害得我时时碰头，且仅有一肩宽。这隧道里伸手不见五指，死一般静寂。想到只能靠手上渐渐变短的蜡烛摸索前进，我心里就一阵发慌。一路上，我摸索着前进，不时会看见相联的隧道里烛光摇曳，擎着蜡烛的身影或进或退。我注意到洞壁上有一个个凹进的壁龛，不禁俯身细瞧。安装着水晶棺盖的棺木里躺着一个僧侣，干枯的手从绿色绸缎寿衣下探出。每隔几米就会有这样一个棺椁，每个棺椁中都躺着这样一个早已过世的僧侣。我刚刚适应这种怪异的景象，眼前突然一道亮光闪过，照亮了整个洞壁，一个低沉的声音念念有词，从烛光后传来：“我主保佑，大慈大悲的上帝，救苦救难的圣父……”我依稀看到这是个瘦小的老妇人，一次次深俯下身子祷告。她手拿着块布，敏捷地从一个壁龛走到下一个壁龛，擦拭水晶棺盖，并无比虔诚地亲吻了棺盖。而后她又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突然间又会冒出一道亮光，又一个狂热的祈祷者，念念有词，俯身礼拜，无比虔诚地亲吻棺盖。看惯宗教仪式的我，对着这些狂热的信徒也不禁愕然。这种仪式带有点中世纪的味道，大概从洞窟建成伊始，这种气息就延续至今。
rr走到四条隧道的交叉口时，我碰到了一个东正教教士，于是向他询问史家聂斯特的墓穴所在。教士朝一个通道点头示意，道：“聂斯特就在左边的隧道尽头。”
rr我终于找到了内斯特的壁龛。一眼望去，他和圣安东尼洞窟中被封入永恒黑暗的另外123位僧侣并无二致。然而第一次亲眼见到聂斯特本人静静地躺在玻璃棺中，想到的就是他编纂了俄罗斯那段神秘的历史，当时的感觉是很奇异的。尽管内斯特的记载并不十分详尽，其中的观点也并非不含偏见，但是他填补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空白。我们无从知道聂斯特的生平、个人经历、情感历程以及他的写作动机，但是这次拜访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拉近了我与那个时代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我对那个时期信徒对宗教的狂热、痴迷和虔诚有了更深的了解—信徒要按照规定的仪式祈祷，赎罪，礼拜，容不得一丝纰漏。言语礼节稍有差池便会遭永恒诅咒，致万劫不复。
rr也许是走得太急，蜡烛被风吹灭了。慌乱中，我紧紧跟在一个念念有词的妇女身后，巴望她能带我走出洞窟。谢天谢地，我得以重见天日。
rr那个时期充斥着对宗教的笃信，对世界末日降临的恐惧以及人人自危的气息，聂斯特就是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编纂（更确切说是创作）《古史纪年》。距留里克来到罗斯已过了200多年，基辅罗斯的疆域已扩张了不少。通过经济渗透、军事侵略，罗斯的势力已经南至黑海，东抵伏尔加河，西部与波兰、立陶宛毗邻。然而，斯拉夫部落联盟仍然处在不断的动荡中。在维京统治者后裔的统治下，时时有分崩离析的危机。罗斯内部有分歧，外部有虎视眈眈的邻邦。面对内忧外患，罗斯不团结起来，就只有死路一条。
rr在这种情势下，政府的宣传渗入了《古史纪年》。从事史书编纂的聂斯特和其他僧侣深知自己的利益和罗斯统治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基督教此时正和当地的异教神明（橡树神、土神、风神、雷神）竞争，希冀取而代之。所以很有可能，《古史纪年》为此大力宣扬王权至上的观念，拥护基辅首领的统治，并且将基督教宣扬为稳定团结各部落的一股力量。
rr基督教于公元988年被引入罗斯。聂斯特将此事件归功于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称这一举动为国家的统一、王朝的巩固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基辅大公确定希腊正教为国教，塑造了罗斯人的民族认同，影响至今。然而，这与《古史纪年》的记载大有出入。
rr弗拉基米尔是个实用主义者，引入希腊正教只是基于政治考量。弗拉基米尔佯装要发动战争，向各邻国派出使节，想要看看哪种宗教是罗斯的最好选择。使者考察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信犹太教的哈扎尔，信仰天主教的德意志以及信仰东正教的希腊。《古史纪年》把弗拉基米尔选定基督教看成一种精神顿悟：
rr使者视察各国回来后，这样报告道：“我们到伊斯兰教堂，看到人们被鬼神附身似的，坐下、鞠躬，愁眉苦脸，毫无快乐可言；之后我们又到了德意志，参观了他们的宗教仪式，也没有什么让人惊叹回味的；而当我们踏进希腊人恢宏的大教堂时，分不清这里是人间还是天堂。那种美轮美奂，世所罕见，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令人永世难忘，此刻方知人间确有神明。”
rr显而易见，聂斯特的叙述太过浪漫化，有失公允。除了宗教本身的魅力外，弗拉基米尔选择希腊正教很大程度上基于希腊人年年进贡，并给予罗斯贸易优惠。
rr罗斯自此成了希腊正教最东边的据点。皈依希腊正教对罗斯影响深远，之后的历史证明，基督教具有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在罗斯的统一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rr基辅市中心，圣米迦勒金顶修道院前，矗立着一座白色大理石纪念碑。这是为了纪念圣西里尔与圣默多狄兄弟。他们9世纪初生于希腊古城塞萨洛尼基，中年时到东欧传播基督教。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引入了希腊字母。当时的斯拉夫人操多种方言，也没有书写的习惯。为了方便讲授《圣经》，兄弟俩创造了一套规范的字母。直至今日，对比俄语字母（又称西里尔字母）和希腊字母，人们可以看出两者惊人的相似。新创立的字母表起初用于书写古斯拉夫语（教士和学者使用的语言），后来演变成俄罗斯通用的书写方式，到了19世纪初（普希金时代）已经成为俄罗斯辉煌文明的一部分。
rr俄语在塑造这个国家的民族认同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干世纪后，俄罗斯人已经视俄语及俄罗斯文学为国粹。当1917年，大批俄罗斯人被布尔什维克人驱除出境时，许多人安慰自己，“他们可以占领我们的国家，却夺不走我们的母语”。诗人科瓦廖夫1922年挥别祖国时写道，“我只带走8卷普希金诗集，但是它们代表的却是整个俄国”。
rr新的宗教信仰和文字，让俄罗斯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也让世界听到了俄罗斯的声音。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娶拜占庭公主为妻，从而为皈依基督教画下圆满句号。然而他坚持俄罗斯教会独立于希腊教会之外。这种独立延续了几个世纪，赋予俄罗斯人一种独特的宗教使命感，俄罗斯人于是对改造世界热情高涨。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这种热情有增无减，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通过不同形式展现出来。不过，无论以何种形式展现，这种热情根植于一种信念—俄罗斯人的血液中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力量。你可以称之为基督教精神，抑或农民的集体主义，再或者是共产主义精神。似乎将改变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是俄罗斯人的使命。
rr公元988年，倒向基督教世界似乎意味着暂时摆脱亚洲国家（位于罗斯的东边）的影响。我们会发现，俄罗斯试图融入西方世界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眼下，弗拉基米尔成功地巩固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并且引进许多新的社会价值观。《古史纪年》对此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rr弗拉基米尔下令推倒异教偶像，并在原址建立教堂……天堂里充满欢声笑语，大家庆贺那么多的灵魂得到了拯救。魔鬼大恸道：“呜呼哀哉，可怜我永失乐园！”这时大公将乞丐穷人都邀到宫殿里，尽情吃喝玩乐，并送给他们食物饮料、金银珠宝。那些来不了皇宫的人，大公就用一辆辆满载着面包、鱼、肉、蜂蜜酒、淡啤酒的马车，给他们送去。
rr即使除去《古史纪年》中的夸大成分，信仰基督教的基辅统治者至少在以较为人性的方式进行统治—如果这不能称之为民主，至少是一种比较开明的统治方式。经济上，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蒸蒸日上，罗斯商人出国经商，德国、丹麦、亚美尼亚以及希腊的商人也涌进了罗斯。弗拉基米尔加强法治，减少对邻国的军事侵略。
rr弗拉基米尔害怕惩处强盗土匪会触怒上帝，所以对他们听之任之。于是国内强盗土匪肆虐、横行无忌。大主教一再向大公保证，称他接受上帝洗礼，是被派到人世来主持正义的，绝不会触怒上帝。大公才下令惩治为非作歹者……但是他始终坚持通过法律程序来惩处他们。
rr“通过律程序”的说法的确很有吸引力。它是对君主绝对权力的一种潜在削弱，认可法律意味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rr10世纪是专制君主实行统治的时代，他们用高压政策和强大的武力量治理国家。即使当时最发达的国家，要实现民主也远非可能。然而，基辅罗斯坚持“通过法律程序”，似乎给人这样的错觉：冠冕堂皇的法治指日可待。事实上，之后的俄罗斯政府并没有沿着依法治国的方向走下去。
rr弗拉基米尔在民间被视为传奇，被歌颂成俄罗斯的“救主”，可是直到1015年他死后才被封圣。尽管如此，他却做了件极不明智的事。他将王子们派往12个公国，权力不分大小，从而为日后的王位之争埋下了伏笔。1019年，他的两个儿子鲍里斯和格列布死于王位之争。他们因为不愿以暴制暴，被尊为俄罗斯最早的殉道者。史家聂斯特写道，两人早已知晓他们的兄弟斯维亚托波尔克想要除掉他们，但为了避免因争夺王位而引发内战，他们放弃了抵抗，甘愿成为牺牲者。
rr斯维亚托波尔克暗地里布置人手刺杀鲍里斯。自知死期将至的鲍里斯正在做晚祷，看到刺客时，他从拜垫上站起，说道：“上帝啊！请赐我力量经受这一切，因为那是我的亲弟弟啊……”然后他便和衣躺在床上，任凭刺客像野兽般向他扑来，将长矛一次次刺进他的胸膛。鲍里斯就这样加入了殉道者的行列，成为圣人和先知中的一员。格列布也同样成了殉道者，在天国里享受无限的荣耀……他们成了光荣的殉道者、高尚的代祷者，让我们为他们欢呼歌唱吧！让我们祈求上帝，但愿活着的王子能够和睦相处，再不要同室操戈！
rr鲍里斯和格列布的自我牺牲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徒的谦卑，看到了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后一点在聂斯特看来尤其重要：“但愿活着的王子能够和睦相处，但愿他们能学习鲍里斯和格列布的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用春秋笔法来讲述这个故事，有着很深的用意。聂斯特写下这个故事时，事件已过去了70年，罗斯早已陷入内部纷争中，所以有必要宣扬这样一种价值观—自我牺牲最终会得到举国赞颂。这种价值观贯穿了俄国的历史。
rr内斯特的记述有粉饰权力斗争，为特权阶级歌功颂德的嫌疑。他改编甚至创作了鲍里斯和格列布的故事，使之符合俄罗斯对死亡的审美—在苦难中得到救赎，同时也宣扬了国家的团结统一高于一切。其实这则传奇故事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一是为俄罗斯增添了一段独特的历史；二是暗示这个国家是受上帝庇佑的。
rr然而就当时来说，鲍里斯和格列布是白白牺牲了：骨肉相残的悲剧还是无可避免地上演了。王位之争造成了国家分裂，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最终导致了基辅政权的灭亡。
rr 三rr随着古罗斯将首都从诺夫哥罗德迁到基辅，权力中心也从北部转移到了南部。基辅的统治者自称“大公”，以示与其他公国首领的不同。各公国的首领都要朝觐大公，以显示大公地位的至高无上。这种尊卑分明的安排极为巧妙，公国首领若受到不公待遇，抱怨也罢，谋反也罢，都只针对大公一人，而不会牵连无辜，从而避免了上演手足相残的悲剧。虽说13世纪古罗斯的衰亡与国内的权力斗争以及内部的撕裂不无关系，但是弗拉基米尔死后的两百年间（也就是11、12世纪），罗斯国文化高度发达，达到了自由社会的水准。
rr尽管时时有分裂的隐忧，基辅罗斯的中期仍然算是一个辉煌的时代。这时候专制统治与民主参与相辅相成。特别是在诺夫哥罗德，国家法制远远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所以，笔者决定出发，亲眼见证一下这一时期的民主。
rr在诺夫哥罗德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我找到了当时民众定期集会商讨国事的地方。河对岸的集市区紧邻圣尼古拉大教堂，那里是商人举行集会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又叫“维彻”，在古俄罗斯语中指“畅所欲言”。当“维彻钟”那悠扬、节奏独特的钟声响起，便宣告了集会的开始。
rr我迫不及待地想一睹维彻钟的真面目。突然间，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钟楼上的钟声响起，声音浑厚天成。我举目望去，只见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钟以不同的姿态在空中摇荡，令人眼花缭乱。敲钟人穿梭于钟楼四面没有栏杆的高高拱门里，极其娴熟地拽开长绳，轻撞钟锤。很显然，钟声在诺夫哥罗德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官员似乎很想向我介绍一下钟声的文化意义。导游领我到了一个钟楼前，一排排的古钟就摆放在那，每个都有一人高。导游介绍说，这些古钟很早以前就被搁在这里，快被人遗忘了。我很好奇它们到底闲置了多久。导游笑了笑，引我到了“瘟疫警世钟”前，说：“自从1437年，这口钟就弃之不用了。”
rr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维彻钟。导游面色凝重地对我说：“你知道吗？维彻钟被莫斯科人偷走了。他们并不像我们这样热爱民主。他们认为维彻钟代表着自由，就偷走了它，仿佛这样他们的国家就能文明起来。他们一贯如此。”
rr我抱歉地笑笑，导游还是一脸的庄重。“你知道，诺夫哥罗德还没被莫斯科占领前，公民有多大的权力吗？”他问道，“那时他们参与诺夫哥罗德的政事，能决定王公的任免！人们可以选举市级官员，甚至可以废黜大公，另选新主！”
rr我试图指出，享有这些权利的人只是每家的成年男女，一无所有者是没资格参与政事的。但导游对此不屑一顾。“你看看历史记载，就会知道，”他说，“维彻包括来自各个阶层的代表。可考的文献显示，大主教、地方行政长官、人民代表、贵族、中产阶级、商人，甚至处于社会底层的纳税黑人，都能参与政事。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吗？这是当时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我们是民主的典范，维彻可以批准各种法律，也能决定开战还是媾和。官员的选举，王公的确立也离不开维彻。不仅如此，它还能确立税收，处理外交事务，甚至作为法庭解决公共纠纷。你知道吗，1136年，人民受够了基辅大公亚罗波尔克二世·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统治，联合起来试图推翻他。你不觉得很振奋人心吗？后来，大公和人民就开始共同执政。而且以后的大公不能住在城内，而要住在城外，以示对民意的服从。”
rr虽然导游刻意夸大了诺夫哥罗德的民主程度，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大致不错。基辅和普斯科夫也有类似的集会。“顺便说一声，”他临别时建议，“你不妨到国家博物馆来看一下桦树皮经卷。”
rr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诺夫哥罗德市郊建造居民楼的工人惊奇地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桦树皮经卷。这批经卷埋在东欧平原的泥炭底土里，时间可追溯到11世纪。考古学家在这个地点发掘出了成百上千块桦树皮，历史跨度有400多年。
rr我在国家博物馆看到了一部分桦树皮经卷：从政府公告到商人的货单再到日常生活的流水账，不一而足，为我们提供了诺夫哥罗德11到15世纪文学和文化发展的翔实资料。我也读到了少男少女间的情书、讨债信、线条画甚至还有考试小抄。“我爱你，你也爱我，为什么不能长相厮守？”一个女子在信中写道。“你还欠我的钱没还，速速让你仆人送来……”一人警告道。我最喜欢的是一个小男孩绘的线条画：一人双手举过头顶，每只手六个手指，画周围的文字错误百出。专家说，这幅画的作者是个叫奥菲姆的七岁小孩。画中的人正在指天发誓，那是在向朋友借钱。
rr11世纪到过诺夫哥罗德的人都说，那里男女平等。女性在城市事务中举足轻重。该城那时已经有健全的排水系统，加固的木板路—导游自豪地介绍道，要比巴黎早200多年，比伦敦早500多年。
rr桦树皮经卷也向我们展示了当地完备的司法系统，包括陪审团以及仲裁机构。较之刑罚，法庭更倾向于罚款。当时的一些判例现在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比如说，商人雇佣工人后，如果临时毁约，合约在法律上仍有约束力，所以雇主要赔偿违约金。再比如，雇主通过中介雇佣员工，中介没能按时发薪，这时雇员有权直接要求雇主赔付。当然了，那时的法律和现代社会的司法还有相当差距。不过诺夫哥罗德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法制的雏形。
rr在俄罗斯历史上，有很多转折点，基辅罗斯时期就是其中之一。倘若基辅罗斯的司法模式能够发展下去，倘若专制力量没有占据上风，今天的俄罗斯将会是另一番模样。然而法治社会的模式没能在基辅罗斯发展下去。甚至在基辅罗斯最鼎盛的时期，也饱受内忧外患之苦。
rr尽管说基辅大公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国家的实权却掌握在拥有各自军队的王公手中。然而他们也没有绝对权力，因为不论是在处理内部事务还是抵御外敌，他们都像一盘散沙，团结不起来。这种内部凝聚力极差的现实是罗斯的致命弱点。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让罗斯陷入上百年的政治倾轧。周边蠢蠢欲动的敌国对这一弱点也了如指掌。
rr1241年，条顿骑士团（以军纪严明著称的普鲁士十字军）对罗斯西北部发动了“闪电战”。这场战争让罗斯人极为震惊，在若干世纪后对俄罗斯人心理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条顿骑士对广播天主教无比执着，更无所畏惧。信仰东正教的罗斯人对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很是恐惧。在采邑主教赫尔曼（拥有政、教双重权力的主教）的率领下，骑士团突袭并占领了普斯科夫。1242年，他们在塔图一战中大败诺夫哥罗德军队，开始向诺夫哥罗德城进发。20岁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诺夫哥罗德王公）率部在城西的湖区列阵迎敌。诺夫哥罗德的命运未卜。
rr几个世纪后，在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中，谢尔盖·爱森斯坦捕捉到了这次战役的血腥和恐怖：罗斯军队死伤惨重，却仍在与强大的德意志军队浴血奋战。我们看着涅夫斯基聚拢残部、冲向敌军，看着他佯装败退，将敌军引诱到楚德湖薄薄的冰面上。冰面上的激战扣人心弦，最终德意志骑兵掉入了冰凉刺骨的湖水中，罗斯人取得了胜利。谢尔盖·爱森斯坦从俄罗斯的《古史纪年》中摘录了这个传奇故事，并将涅夫斯基的足智多谋刻画得栩栩如生：
rr罗斯人斗志高昂，胸中满是杀敌的渴望，他们高呼：“全能的君主啊，今天就是我们为你效忠的时刻！”太阳升起的时候，两军交战，敌军冲入我方军队。楚德河黑压压一片，密不透风。激战中，长矛断裂、刀剑相击的声音响彻云端。冰面刹时间被鲜血染红。但没过多久，冰面开始塌陷……上帝的天兵天将显现在天边，助我们的王公取得胜利……这事千真万确，是有人亲眼所见……
rr史书的记载者显然很愿意相信上帝与他们同在。“有人亲眼所见”这样的话表明俄罗斯的过去不仅有历史，更有浪漫传奇。当今的时代自然也不例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是很好的佐证。这部影片制作于1938年。那时莫斯科还没和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还被视为潜在的敌人。所以影片被指控煽动反德情绪。这部电影在斯大林的催促下，加班加点地拍摄，完成后却不能公映。两年后，也就是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这部影片才重见天日，成为反纳粹宣传一个强有力的像征。
rr涅夫斯基在1242年的胜利，实际上是被无限夸大了。那不过是次小小的遭遇战，是基辅罗斯最后的天鹅之歌，根本不能扭转大局。不久后，强大的敌军就从南边袭来，消灭了罗斯。
rr12世纪，俄罗斯南部边界上的游牧民族实力渐渐增强，野心也日益膨胀，刚开始只不过在边境不定时发动突袭，现在快要威胁到俄罗斯的腹地。绝大部分俄罗斯人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中。佩切涅格人、鞑靼人以及异教徒部落常常到边境城镇烧杀抢掠，掳走俄罗斯人充当人质或作为奴隶任意贩卖。“乌克兰”的字面意思就是“边疆国家”。俄罗斯四面都没有天险，实在让人头疼。危机四伏的大草原，以及草原上潜伏的各种势力成了俄罗斯人永远的噩梦。
rr罗斯的王公们清楚他们需要和衷共济、同仇敌忾，只是多年的敌对让他们彼此交恶，互不相让。早在楚德河之战前50年，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克的南部边界不断受到鞑靼人的骚扰劫掠，王公伊戈尔试图联合罗斯其他王公进行远征，却以失败告终。伊戈尔一怒之下，带领麾下的一小队人马与敌军殊死战斗。勇则勇矣，却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就像在英国，英雄主义备受推崇一样，在俄罗斯，他的英雄壮举，他的悲剧命运也广为传颂。他的事迹因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战中》而得以永世流传：
rr伊戈尔凝视夕阳良久，缓缓回身对着跟随他的士兵说：“兄弟们，与其沦为鱼肉，任人宰割，我们为什么不拿起刀剑，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让我们跨上快马，与敌军厮杀至鞑靼草原的尽头。兄弟们，让我们一起为了俄罗斯流尽最后一滴血！”
rr《伊戈尔远征记》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史诗，也是俄罗斯口头文学的砥柱之作。那富于节奏感、铿锵有力的诗句，那壮丽、惊心动魄的景象深深地烙印在每个孩童的心里，并成为宣扬爱国主义的代表作，被后世反复吟诵。然而，这部史诗远非庆祝大军凯旋，相反，它传达的是国内四分五裂、国将不国的警告：
rr同胞们看哪！王公们各不相让，冲突不断，基辅痛苦地呻吟着，看着他们将百姓推向痛苦的深渊，看着他们这样断送了国家的前程。罗斯处处可闻乌鸦不祥的鸣叫，那巨大的黑色羽翼笼罩在顿河上空。王公们仍在为小利小义争得面红耳赤，揎拳捋袖地叫嚷，“这个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浑然不觉敌军已经逼到了家门口。
rr《伊戈尔远征记》的手稿在1795年被发现。自那时起，便不断有人声称手稿并非真迹，所以史诗的创作年代及其真伪一直众说纷纭。这部史诗的文字生动有力，引用的文献翔实，笔者认为可能是亲历过或是参与过这场战争的人所写。整首史诗似乎都在传达这样一种根植于心的信息：国家式微，强敌虎视眈眈，边疆无险可守，容不得一丝懈怠，所以俄罗斯人要在中央集权的政府领导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不然就只能亡国。这也在一方面解释了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国家的利益、集体的荣耀永远是第一位的。俄国人可以为报效国家，不计代价地和敌人同归于尽；可以因为国家实力不济而在军事上表现得更具攻击性；可以以国家的名义铲除政敌，而无人有任何异议。
rr在俄罗斯，文学、音乐、艺术以及电影受到普遍的认可，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程度。尽管在有些时期会遭遇审查、压制，艺术仍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这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文化的主题一直是以国家为中心，折射出民族认同，并促进民族认同的塑造。
rr可悲的是，《伊戈尔远征记》这样光辉耀眼的诗篇也不过是黑暗中的一线亮光，亮光消失后，剩下的是数百年的漫漫长夜。一盘散沙般的罗斯灭亡，正如《伊戈尔远征记》叙述者所担心的那样。之后200年中，俄罗斯文化萎靡不振，《伊戈尔远征记》歌咏的那种精神只能尘封在古老的记忆中。黑压压的蒙古大军正从地平线上逼近。
rr 四rr《图画展览会》（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在《基辅城门》这个部分达到了高潮。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和艾默生、雷克和帕玛（20世纪70年代的前卫摇滚乐队歌手）都曾将之改编为管弦乐。实际上，《基辅城门》并非真的指城门，而只是穆索尔斯基亡友的一幅画作。但这丝毫不影响旅游者在基辅导游的带领下去参观。只是旅游者实际参观的是基辅的金门，建于11世纪，木石结构，基辅城墙的一部分。
rr金门位于乌克兰国家歌剧院外。基辅城墙现已荡然无存，门楼只是装饰，就像中国的长城一样，不再作为防御工程。在1240年时，基辅市民可将之作为抵御外敌的最后屏障。1237年到1240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汗率领蒙古大军（当地人称鞑靼人）几乎征服了整个基辅罗斯。罗斯史料记载，拔都汗占领梁赞（苏联西部城市，在莫斯科东南）后，展开了血腥的屠杀：
rr万恶的拔都汗……采用火攻、攻城槌以及钩梯，攻陷了这座城市。在圣母升天大教堂，鞑靼人抓住了公主阿格莉皮娜，将她和其他公主都剁成了肉酱。大主教和牧师被活活烧死，教堂被付之一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是葬身刀下，就是溺死水中。我们的圣坛上溅满了鲜血，我们圣洁的城市，不可估价的财富，以及那无与伦比的美丽，顷刻间化为乌有。偌大的城市，没留下一个活口。父不必怜子，子无需悼父，俱饮干了生命的苦酒，共赴黄泉。
rr攻陷梁赞后，拔都汗又向弗拉基米尔（古罗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的首都）、科洛姆纳、切尔尼科夫以及莫斯科周边的小城发起了进攻。到了1240年，蒙古大军已经逼近了罗斯首都基辅。站在金门旧时的城楼上（政府现已重建好），你可以想象，当年蒙古大军压境，在城市四围安营扎寨，而基辅城内的守军只有一千左右。目之所及皆是成千上万的敌军与乌压压的帐篷，守军该是怎样胆战心惊、心如死灰。虽然蒙古首领出人意料地派使者劝降，但被基辅人拒绝了。经过短短七天的猛烈攻城，蒙古人拿下了基辅。蒙古士兵如洪水般涌入城内，将死亡和毁灭带到基辅的每个角落。
rr惊慌失措的罗斯人拥入大教堂（坐落于基辅老城宫殿）寻求庇护。这座教堂，用石头建成，是用来存放弗拉基米尔大公及其妻儿的灵柩，并不能承受那么多避难者的重量，于是上层结构坍塌了，导致成百上千的人被活活压死。而幸存者被蒙古士兵活活烧死。大教堂的废墟至今仍隐在锈迹斑斑的围栏后，愈见凄切。夜幕降临的时候，基辅已是一片火海，亮如白昼。5万居民中，幸存的不足2000人。基辅罗斯的文明就此陨落，悠久的文化中断了，已成雏形的民主胎死腹中，对法治的尊重、对公民价值观的包容都成了过往云烟。
rr1245年，教皇特使途经基辅，让我们得以窥见基辅满目疮痍的图景：
rr当我们经过这个城市，触目皆是累累尸骨，白得瘆人……蒙古异教徒在罗斯大肆杀戮，几乎将罗斯夷为平地。曾经，基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今有人烟的住所不及200，而里面的幸存者还受着惨无人道的奴役。
rr蒙古人冷酷无情，杀人如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能征服亚洲，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战略是全面战争结合速战速决。由于战线太长，蒙古所有的资源几乎都消耗在了军事行动上。蒙古不像个国家，倒像个运作不停的战争机器。
rr蒙古军队占领了太过辽阔的土地，分不出足够的人手来治理，于是就在罗斯诸王公中中扶持傀儡，向他们征收很重的税，要他们俯首称臣、奴颜婢膝。稍不称意，蒙古可汗即可随意将之废黜。被传唤来的王公要在可汗面前行跪拜礼，而不愿行此屈辱礼节者就会被就地处决。
rr蒙古国的奴役（1240—1480）持续了240年之久。这期间罗斯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发展也严重受阻。俄罗斯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蒙古的统治割断了罗斯和西方世界的联系，切断了基辅原本正常发展的商业关系和文化纽带，令罗斯陷入了暗无天日的封闭中：
rr蒙古入侵前，我们还是一个开明的社会，法律、习俗以及政治体制结构丝毫不逊于最发达的欧洲大国……可是200多年的奴役将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当欧洲各国开展启蒙运动时，我们却止步不前……以前的统治者与人民一同统治，是那样的开明。但是蒙古的野蛮奴役将我们与欧洲生生隔开。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欧洲各国尽享知识、自由和文明的滋养。
rr与欧洲的隔离使得罗斯错过了文艺复兴运动，社会发展被延后了至少200年。可以说，在社会文化价值观上，罗斯将永远无法迎头赶上。激进的政治哲学家彼得·恰达耶夫（俄国知识分子之父卡拉姆津的同辈人），把蒙古的占领定义为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分道扬镳的开端。
rr我国的历史在蒙昧落后、相互厮杀中发端，后来受到野蛮异族的压迫蹂躏，他们的价值观深深地毒害了我们的统治者。与人文社会的隔离，使我们对责任的理解和对公平正义的看法都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西欧蓬勃发展的新思想渗不进这压抑窒息的空气，打不开这奴役的枷锁。
rr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看待蒙古的统治。罗斯人对于蒙古的政治体制起初是被迫接受，后来则发自内心认可。这被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对劫持者产生好感和同情）。如果说刚开始王公觐见蒙古可汗时行跪拜礼是被迫的，但当他们也要其臣民如此行礼时，就不能说王公们完全是被迫的。跪拜礼后来成为罗斯宫廷礼仪的一部分，并持续了400多年。王公们争相为蒙古可汗卖力效忠，压榨百姓，心甘情愿地和蒙古人狼狈为奸。一些王公还学会了鞑靼语。他们对蒙古的专制统治与军国主义政策倍加推崇。凡此种种，都对罗斯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卡拉姆津曾这样描述蒙古价值对罗斯的同化。
rr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军征服罗斯，在东欧平原上建立了强大的金帐汗国。众王公双膝跪地，爬到可汗面前聆听指示。在鞑靼汗的默许下，他们对百姓更加残酷，全没了以往自由时代的仁慈谦逊……传统的社会秩序渐渐打破，传统价值也一点点被连根拔起，真正的专制统治登上了历史舞台。
rr卡拉姆津把蒙古统治时期看作罗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脆弱的、刚刚萌芽的民主制，过渡到更持久、更成功的专制制度。蒙古总督以及其傀儡取缔了基辅罗斯的议会（如当时在诺夫哥罗德、浦斯可夫和基辅的维彻）。王公们现在可以自行宣战、议和、课税、征兵和任免各级官员。公平正义成了独裁者的手中玩物，各种严刑峻法随之被引进。诺夫哥罗德等地的公民参与、司法权威成了一纸空文，代之以绝对的、不容訾议的君主统治。
rr俄罗斯的史家对专制的利弊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普遍的观点是蒙古统治是罗斯的灾难，君主专制的建立是罗斯最大的不幸。然而俄罗斯的国家主义者不这样看。卡拉姆津就是专制制度的坚决拥护者：古罗斯各公国的长期各自为政曾经断送了罗斯，而专制制度却使得俄罗斯走向统一，国力上升，总体上利大于弊。
rr拔都汗的侵略带给罗斯的是毁灭、死亡和奴役。这种巨大的灾难谁也不能否认……但是“祸兮，福之所伏”。带来毁灭的同时，也带来了统一。假使罗斯的王公们能早点建立专制，实现统一，那再好不过，可是200多年来，他们也没能实现专制下的统一。如果这样的各不相让、骨肉相残再持续100多年，怕是罗斯那时真的气数已尽，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百姓的生存又从何谈起？因此，可以说莫斯科未来的成就是蒙古汗赐予的。
rr面对蒙古的压迫，不和的王公也会暂时放下彼此间的嫌隙，同仇敌忾，这是事实。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在蒙古统治结束后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这也是事实。在亡国灭种的隐忧中，专制统一的力量不可或缺。蒙古统治期结束后，君主专制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默认选项。
rr基辅罗斯的这一历史阶段成为决定俄罗斯未来命运走向的第一个转折点：它既可能走向民主，也可能走向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rr秋日的一个雨天，我走在顿河边泥泞的小道上。在图拉（苏联西部城市）东南部，我周围都是身穿锁子甲，威风凛凛的罗斯士兵，警觉地四处守望着，以防备敌方骑兵的突袭。可以想象，此时此刻罗斯士兵心里该是怎样的紧张。他们有的握剑，有的持矛，有的还威胁性地挥舞着狼牙棒。然而前方传来消息是敌军兵力远远超过我军，而且对俘虏格杀勿论。
rr在库利科沃泥泞的草原上，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库里科沃战役重演。这是罗斯人首次鼓起勇气，联合起来反对蒙古统治者。1380年，莫斯科等几个公国拒绝进贡。蒙古派遣远征军，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以往王公们只会忙于守卫自己的公国。而现在，20个王公组成联军，并推选29岁的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为主帅。季米特里两年前就与蒙古军交过手。这次在他的带领下，罗斯军队跨过顿河，在我此时所在的这片林地上摆开了阵势。
rr蒙古军从南部突袭。直至今日，我们似乎还可以听到马蹄声近。罗斯士兵彼此交换着惊恐的眼神。许多人明显有了老态，身材也有些发福，似乎已不适合冲锋陷阵。但季米特里是个军事奇才，他选择在地形险峻、树木繁茂的地点作战，一来可以阻碍敌方骑兵，二来使敌军的战场机动性大大下降。
rr库利科沃战役发生在1380年9月8日。战斗激烈而持久。6万罗斯人，10万蒙古人厮杀了4个多小时。《古史纪年》记载，蒙古人尸横遍野，顿河霎时成了血河：
rr季米特里高呼：“罗斯的兄弟们！马麦汗的大军正在逼近，他们要剥夺罗斯王公的尊号，他们要焚毁我们的城市，他们要抢走我们的粮食，他们要抢走你们的妻子和女儿。让我们冲上去吧！为家乡的土地而战，为自己的辽阔的牧场，为我们的家庭、女人和田地，为了自己的荣誉而不惜流血牺牲吧！”……季米特里向顿河飞奔去……王公们亦跟着冲了上去，罗斯军的刀剑如暴雨般砸到鞑靼人的头盔上；马蹄翻飞，鞑靼人尸骨遍野。两军从山上打到山下，厮杀声，号角声不绝于耳。电闪雷鸣，铠甲熠熠，旗帜翻飞，见之闻之，皆心惊肉跳……蒙古兵终于抵挡不住，纷纷败逃，罗斯人取得了胜利。战场上到处都是胜利的凯歌，号角声震天。季米特里大败蒙古军，荣耀永归罗斯，永归上帝。
rr库利科沃战役被视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早在14世纪，蒙古就皈依伊斯兰教）。在古战场上竖着一个90英尺高的纪念碑，上面有一个镀金十字架。（我还注意到，许多参加者在战役重演结束后换上了俄罗斯种族主义团体的T恤）。重新回到1380年，基督教和国家主义思潮成了塑造俄罗斯国民性的重要力量。在罗斯民间传说中，库利科沃成了罗斯从分裂到统一的见证者（尽管其他公国也加入了对蒙古的战争）。顿河一战为季米特里赢得了“顿斯科依”的称号（意思是“顿河的主人”），也令护卫基督教、对抗异教势力成为了罗斯人的崇高使命。500年后，伟大的象征主义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将这一战役看成“发令枪”，说它扣响了两种价值的千年冲突，对俄罗斯人的历史认知也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rr啊！罗斯，我亲爱的祖国，我挚爱的妻！r 前路漫漫，却不再迷茫，r 鞑靼的奴役像古老的箭矢，r 深刺我心。r 穿越草原压抑千年的呐喊，r 穿越你千年的渴望，r 啊！罗斯！……r 硝烟漫漫，望不到边际。r 可汗仗剑，身侧圣旗搅着阳光……r 战争没有终点，r 几多热血抛洒，几番宫阙成土，r 只换得片刻的宁静。
rr库利科沃战役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这是对抗蒙古入侵者的首次胜利，大大增加了罗斯民族的自豪感；二、让罗斯人确信，相互争斗不如同仇敌忾；三、让基督教成为团结国民的一种重要力量。
rr1380年的这次战役打破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却并没有结束蒙古的统治。之后的100年，罗斯人虽然不情不愿、满腔愤恨，但还是年年向蒙古进贡。唯一不同的是，一种宗教神话，一种泛罗斯意识（即众志成城，一致对外）将各个公国团结了起来。基辅不再是罗斯的领头羊，莫斯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取而代之。
rr 五rr克里姆林宫有四座城门。位于中央的大教堂广场上有六座美轮美奂的教堂，其金色的穹顶，白色的建筑外墙令人过目难忘。莫斯科就是从这座城堡逐步发展而来的。克里姆林，俄语意为“城堡、要塞”，在14世纪早期初见规模。莫斯科的崛起、兴盛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教堂是伊凡一世下令修建的。也正是他，将莫斯科从一个小小的公国发展为莫斯科大公国（中世纪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封建国家）的首都。伊凡一世统治时期（1325—1340年），他获得了绰号“卡利塔”（钱包）。此人富于谋略，狡猾而残忍，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投机钻营为莫斯科，也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与显赫的地位。
rr伊凡一世的石棺放位于大教堂广场中央的天使长大教堂内，石棺上的墓志铭用黄铜装饰。其石棺四周摆放着一排排后世沙皇的石棺，蔚为壮观。伊凡一世想必很喜欢自己陵墓的浮华俗丽。他生前热衷于敛财，不惜对蒙古可汗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甚至毛遂自荐代蒙古人在罗斯征税。他不愧是溜须拍马的高手，不惜自请派兵帮蒙古人剿灭其国内的叛乱者。这一切为他带来了权势。在他40岁生日那天，他奏请蒙古可汗封他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了罗斯最受人瞩目的统治者。
rr在去教堂的路上，我驻足在克里姆林高高的城门前，尽情地欣赏眼前这叹为观止的美景。很难想象，14世纪前莫斯科还只是众多罗斯城镇中并不起眼的一个，在基辅、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面前黯然失色。而如今，随着城市不断扩张，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交通一片繁忙，工厂烟囱浓烟滚滚。莫斯科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默默无闻到举世闻名的惊人蜕变。这让伊凡一世彪炳千古，也让其后世子孙引以为傲。
rr伊凡一世最老谋深算的举动就是向东正教会大献殷勤。《古史纪年》记载，1325年伊凡一世说服四面楚歌的大主教彼得离开基辅，途径弗拉基米尔，来到莫斯科。这给莫斯科披上了宗教权威的外衣，使之成了政治、宗教中心。
rr伊凡一世赢得了大主教彼得的好感。彼得劝说他用石头建造了乌斯平斯基大教堂：“孩子，你若听我一言，建成圣母升天大教堂，并让我能有个安身之地，你将获得至高的荣耀，你的子孙后代也会永承恩泽。莫斯科将成为教会之首，受众城膜拜，受万世敬仰。”
rr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69年拍摄的影片《安德烈·鲁勃廖夫》生动地展现了宗教信仰对罗斯人的巨大影响。14世纪的圣像画家鲁勃廖夫，出生于伊凡一世时期，在蒙古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依然保持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鲁勃廖夫每一时期的作品，在影片中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影片向观众传达了一种古老的信念：艺术家应当承担近似上帝的使命。艺术创作不是自我表达或自我实现，而是一种精神性存在，是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创造另一种现实。这也正是塔可夫斯基想要表达的主题。影片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何拥有世俗权威的统治者还要费力争夺宗教影响力。沙皇是上帝代言人的这种观念对巩固统治极为有利，所以得到了伊凡一世之后的莫斯科大公们的极力宣扬。数个世纪以来，宗教信仰成了俄罗斯专制统治者坐稳江山的重要手段。
rr影片中有一幕是描写蒙古人折磨牧师，解散教会，场面触目惊心。而在占领罗斯以后，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宗教迫害就逐渐消失了。俄罗斯东正教具有强大凝聚力，一种泛俄罗斯民族认同在蒙古统治时期日渐显现。民心由王公转向了沙皇。20世纪70年代，我在俄罗斯求学时，苏联人对宗教礼仪的重视和以往并无二致。他们认为这使得他们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中也存在这种不屈不挠的抗争情绪，所以被禁映也不足为怪。
rr15世纪后，伊凡一世的后继者们都是务实派。在他们的领导下，莫斯科公国的实力迅速壮大。他们不怕和蒙古人正面交锋，1380年的库利科沃战役就是明证。之后他们主动出击，和蒙古打了好几场硬仗，收复了大片土地。只要对莫斯科公国有利，事无大小，统治者们都不遗余力去做。
rr1453年，拜占庭帝国为土耳其所灭。莫斯科大公国成了东正教的最后阵地，直面不断扩张的土耳其帝国。新崛起的莫斯科大公国把保护基督教文明，抗击异教徒当作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两种宗教的对垒，凶险万分，是机遇也是挑战：其结果关乎着荣誉，也关乎着历史的走向。莫斯科逢凶化吉，在这次危机中，确定了其政治和宗教上的领导地位。
rr这时期，一则“白冠传说”的预言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引起过不小的骚动。很可能，这是政府为政治宣传造势：莫斯科大公国与东正教合则相生，分则两败。这则预言就宣称莫斯科将会成为“第三罗马”，成为上帝在尘世间的代理人：
rr第一帝国古罗马与基督的教义相背……第二帝国君士坦丁堡在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自取灭亡了。在罗斯的土地上将诞生第三帝国，圣灵的荣光将永远照耀……所有的基督徒将团结在罗斯周围，天国的桂冠将赐予罗斯沙皇。上帝授命罗斯为各国之首，感化那些异教君主。赐名罗斯国“雷帝恩特”（无上荣光的意思），永承福泽。罗斯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第三帝国。
rr如此一来，莫斯科获得了不容置喙的宗教权威，再加上自伊凡一世以来近一个世纪所累积的巨大财富，莫斯科在1480年摆脱蒙古统治的枷锁后，迅速强大起来。短短几十年后，莫斯科统治者改尊号为“沙皇”，取代了以前的“大公”，并自视为罗斯的唯一君主，实行专制统治。
rr其实，“第三罗马”这种说法很欠考虑。蒙古的衰落带来了权力真空，王公们因此跃跃欲试，互不相让。在西边，立陶宛与波兰结成同盟，日益强大起来，开始吞并罗斯的西部领土。在北边，诺夫哥罗德地处偏僻，因此受蒙古统治的影响不大，基辅罗斯的半民主价值观被保留下来，而且其贸易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说，如果莫斯科想要巩固其领导地位，就不得不一一解决这些问题。
rr让我们先看看诺夫哥罗德面临的形势。莫斯科传来的消息让他们坐立不安，不断有谣言称战争正在逼近。1470年夏天，“维彻钟”敲响，紧急集会召开，讨论迫在眉睫的危机。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候到了，诺夫哥罗德要么臣服于莫斯科的统治，要么进行一场艰苦卓绝、胜负难料的战争。然而诺夫哥罗德一直以来就是本本分分地经商，军队久疏战阵，战斗力大不如前，无论如何都不能和伊凡三世率领的莫斯科军队相抗衡。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和莫斯科的对手立陶宛签订条约，结成同盟。
rr维彻上的讨论激烈异常。和立陶宛结盟意味着放弃本国的独立，甚至还要放弃信仰东正教的自由。1385年，立陶宛和波兰结盟后，就接受了罗马天主教，所以诺夫哥罗德要想获得立陶宛的支持，就不得不皈依天主教。天主教被东正教信众戏称为“拉丁教”。皈依这种他们看不上的宗教，可以想见维彻上一定吵得不可开交。民众很快分成两大阵营，一方主张臣服于莫斯科的统治；另一方坚持要和波兰-立陶宛结成同盟。最终，后者以微弱的优势胜出，诺夫哥罗德决心邀请波兰-立陶宛国王前来统治。这一决定极为大胆，如果得以实现，一个强大的反莫斯科阵营就产生了，或许能将莫斯科拒之门外，而且很有可能主宰罗斯的未来：罗斯的历史将会改写，诺夫哥罗德会成为首都，而天主教则将取代东正教成为国教。
rr但是同盟尚未形成，消息就走漏了。伊凡三世闻迅后怒不可遏，立即挥师讨伐。1471年7月，莫斯科军队兵临诺夫哥罗德城下，并在谢敦河大败诺夫哥罗德军队。
rr刚开始，伊凡三世试图和诺夫哥罗德王公达成休战协议。然而诺夫哥罗德不屈不挠的抵抗，还和立陶宛继续联络，让伊凡三世大为恼火。伊凡三世决心给他们点厉害尝尝，于是下令军队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在当地强行推广莫斯科的法律制度。诺夫哥罗德的历史走向就此扭转，刚刚萌芽的民主制度也就此夭折。
rr《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以批判的立场，记叙了该城自1016年以来450多年的历史，毫不客气地指责政府的不足、官员的玩忽职守。但凡涉及外部势力威胁到公国的安危时，就会站在公国的角度评说事件。然而，1471年后，史书的立场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很显然，史书已经成为莫斯科大公的工具。伊凡三世已经派人接管了诺夫哥罗德，不然对1471年两军交战的记载就会是另一番景像：不会竭力维护莫斯科的政治利益，更不会美化其形象。
rr公元1471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率军攻打诺夫哥罗德，借以惩治其不法行为，以及勾结立陶宛的谋逆行径……伊凡大公素以刚正不阿著称，而那些狡猾奸诈之徒却顽固不化。那些诺夫哥罗德人愚昧无知、骄矜跋扈，拒不接受莫斯科人的领导……他们背离了正道，在一意孤行中踏上了无知的邪路，竟想着和立陶宛狼狈为奸，还要皈依天主教，实在令人不齿……莫斯科大公几次三番派遣使者规劝他们安分守己，不要滋生事端。然而他们却不知悔改，令伊凡三世深为痛心……伊凡三世最终忍无可忍，下令讨伐诺夫哥罗德……
rr在伊凡三世和其继任者的强权面前，《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作者只能详尽地记述莫斯科大公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诺夫哥罗德人不要一错再错。倾向莫斯科人的史家说，伊凡三世最后忍无可忍，才不得不教训一下这些背叛者：
rr诺夫哥罗德人冥顽不灵的抵抗、倨傲不逊的态度以及皈依拉丁教（天主教）的举动，大大激怒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挥师讨伐，势如破竹，很快攻下了诺夫哥罗德。就像《圣经》中预言的“战车隆隆，战马嘶鸣，大地一时都颤抖起来”，同样的预言在空中回响，警诫那些诺夫哥罗德人背叛基督者会是怎样的下场。
rr这样的描述写了一页又一页，把伊凡三世百般劝说诺夫哥罗德不果写得令人动容。《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读起来像是对侵略行为的辩护。然而众所周知，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我去诺夫哥罗德的国家博物馆参阅桦树皮经卷时，一个历史学家告诉我有关这一事件的另一个版本。她说诺夫哥罗德从未想过和立陶宛结盟，更未想过和别国联合攻打莫斯科。勾结外敌只是莫斯科强加给诺夫哥罗德的欲加之罪，只是发动战争的借口。战争无论怎样都会发生的。
rr诺夫哥罗德臣服后，伊凡三世开始在那里推行莫斯科的政治制度。为了表现他的决心，伊凡三世拆毁了维彻钟，也摧毁了民众参政议政的体制，剥夺了民众的合法权利，使民主社会的构想破灭了。罗斯走到了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正如伊凡三世所言，自此以后，诺夫哥罗德步上了新的轨道。
rr在伊凡三世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近代俄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旧时内讧不断的各公国或被莫斯科收买，或被征服，统一于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下。莫斯科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并积极与各大强国建立外交关系。
rr大权在握的伊凡三世开始实行军事扩张战略。在他统治期间，俄国的领地扩张了两倍，他也因此被称为“俄国开疆拓土第一人”。之后军事扩张的狂潮，日益白热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才消退。梁赞等地被吞并，浦斯科夫及其传统的卫奇议会、民主制度也在1510年断送在莫斯科军队手中。西部的立陶宛在莫斯科军队的步步紧逼下，退回到100年前的疆域。
rr俄国后来成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这要归功于它向东部的军事扩张。不过，自15世纪以来的东部扩张，使得俄国开始思考民族认同问题。与诺夫哥罗德不同，莫斯科的政治制度大体上类似亚洲国家—从蒙古金帐汗国承袭了中央集权的军国主义制度。然而基辅罗斯的民主制度却似乎承袭于欧洲。这不得不让人忧虑俄国该如何定议自己。虽说君主专制已经根深蒂固，但基辅罗斯时期仍然作为浪漫化的黄金时代长存于俄国人的记忆里。这种分裂的国民性初露端倪。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东西方价值难以调和的局面还将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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