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论文(天人感应论解释)

导读

“有人过世了，天上便会多一颗星星”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敬请期待本期，聊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李头卧谈会，我是老李头。秦朝灭亡后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汉朝统治只好对内休养生息，对外韬光养晦，实行黄老学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汉武帝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黄老之学又不适用了。为了进一步强化对人民的思想统治，董仲舒被汉武帝重用，提出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而糅合一些法家思想的封建思想体系。其中，天人感应论是其思想的重要特点。

荀子的天人观是“天人相分”，与此相反，董仲舒的天人观是“天人相际”。为了论证“君权神授”，抬高君主的权威，巩固大一统的局面，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那么，董仲舒是如何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进而得到皇帝的青睐呢？

一方面，董仲舒从“天”入手。董仲舒讲“天”有意志，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以来关于“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他主要是通过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歪曲（阴阳和五行两条路线在董仲舒的学说中有明显的混合特点）以及对于自然界现象随意比附、解释来论证天有意志的。他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把阴阳五行和自然季节的变化都说成是天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就阴阳来讲，董仲舒认为“天”始终把阳当作主导的方面，而把阴当作次要的附属的方面。阳体现天的恩德，阴体现天的刑罚；就五行来讲，五行的次序和相生相克的内涵就是天的次序和天的意志，例如“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就季节变化来讲，董仲舒把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说成为天的喜怒哀乐的表现。例如，“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阳尊阴卑》）

另一方面，董仲舒提出了“人副天数”的命题。人的模样与天的模样一样，从形体说，人有骨节，天有时数；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视（醒）瞑（睡眠），天有昼夜。从思想感情上讲，人有好恶，天有暖晴；人有喜怒，天有寒暑；至于人的道德品质，更是“天意”、“天志”的体现。因为人和天具有相同的生理的和道德的本质，这就证明了天与人是合一的，天与人可以交感。天创造人是要人来实现天的意志。因此，人的行为符合天意，天就喜欢，表现为风调雨顺等；违反天意，天就震怒，表现为雨石等怪异现象。那么，人要怎么做才是符合天意的呢？

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谓“道”，就是封建社会的根本法则，它包括封建的道德、政治、教化、习俗等等。这样一来，董仲舒便论证了这些制度的不可侵犯性。人们只要好好遵守封建制度就能体悟天意，作出符合天意的举动，就能打动天获得幸福。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为汉代后来谶纬迷信的兴起开了先河。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注意吸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作为神道设教、君权神授的理论根据。

下期预告

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危机的严重，谶纬迷信宗教思想开始盛行。到了东汉初年，统治集团发现谶纬对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极为有利，因而大力提倡，使之一度成为占有统治地位的官方宗教神学。下期就简单聊聊谶纬。

天人感应论的内容是什么？

天人感应论认为天象与人事密切相关，正如《易经》里所说的“天垂象，见吉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阴阳五行说把阴阳和五行两类朴素自然观与天象变化和“天命论”联系起来，以为天象的变化乃阴阳作用而生，王朝更替相应于五德循环。

分野说是将天区与地域建立联系，发生于某一天区的天象对应于某一地域的事变。

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决定了我国星占术的政治意味和宫廷星占性质，也造就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官办性质，从而有巨大的财力和物力保证，促使天象观察和天文仪器研制得以发展。

在具有原始意味的天神崇拜和唯心主义的星占术流行的时代，甚至在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反天命论的一些唯物主义思想也在发展。

不少思想家提出了反天命、反天人感应的观点，指导人们探求天体本身的规律，研讨与神无关的客观的宇宙。那些美丽的神话传说，如“开天辟地”、“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都反映了人们力图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向往和追求。

日月星占是我国古代比较典型的星橡禅占，它们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例如，太阳上出现黑子、日珥、日晕，太阳无光，二日重见等。

另外，古人对日食的发生也很重视，天文学家都在受命进行严密监视。日食出现的方位、在星空中的位置、食分的大小和日全食发生后周围的状况，都是人们所关注的大事。

《晋书.天文志》在记载日食与人间社会的关系时，认为食即有凶，常常是臣下纵权篡逆，兵革水旱的应兆。

古人认为，既然发生了日食，这便是凶险不祥的征兆，天子和大臣不能眼看着人们受灾殃，国家破败，故想出各种补救的措施，以便回转天心。天子要思过修德，大臣们要进行禳救活动。

《乙巳占》记载的禳救的办法是这样的：当发生日食的时候，天子穿着素色的衣服，避居在偏殿里面，内外严格戒严。皇家的天文官员则在天文台上密切地监视太阳的变化。

当看到了日食时，众人便敲鼓驱逐阴气。听到鼓声的大臣们，都裹着赤色的头巾，身佩宝剑，用以帮助阳气，使太阳恢复光明。有些较开明的皇帝还颁罪己诏，以表示思过修德。

月占的情况与日占大同小异，由于月食经常可以看到，故后人就较少加以重视了。不过，月食发生时，占星家比较看重月食发生在恒星间的方位，关注其分野所发生的变化。

行星占又称为“五星占”。五星的星占在所有的星占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除掉日月以外，在太阳系内人们用肉眼所见能梁简尘作有规律的周期运动的，就只有五大行星。自春秋战国至明代，五星一直是占星家重要的占卜对象。

由于我国古代五行思想十分流行，五星也就自然地与五行观念相附会，连5颗星的名字也与五行的名称一致。

行星占包括的范围极广，有行星的位置推算和预报，有行星的凌犯观测，有行星的颜色、大小、光芒、顺逆等的观测。古人以为，五大行星各有各的特性，它们在天空的出现，各预示着一种社会治乱的情况。

例如：木星为兴旺的星，故木星运行至某国所对应的方位该国就会得到天助，外人不能去征伐它，如果征伐它，必遭失败之祸；火星为贼星，它的出现，象征着动乱、贼盗、病丧、饥饿等，故火星运行到某国所对应的方位，该国人民就要遭灾殃。

金星是兵马的象征，它所居之国象征着兵灾、人民流散和改朝换代；水星是杀伐之星，它所居之国必有杀伐战斗发生；土星是吉祥之星，土星所居之国必有所收获。

恒星也有独立的占法，大致可分为二十八宿占和中官占、外官占。占星家咐穗不停地对各种星座进行细致的观察，观看其有无变动。一有动向，便预示着人间社会的一种变化。

占星家认为，尾星是主水的，又是主君臣的，当尾星明亮时，皇帝就有喜事，五谷丰收，不明时，皇帝就有忧虑，五谷歉收。如果尾星摇动，就会出现君臣不和的现象。

又如，天狼星的颜色发生变化，就说明天下的盗贼比较多。南方的老人星出现了，就是天下太平的象征，看不到老人星，就有可能出现兵乱。

在我国古代的星占理论中，彗星的出现，差不多均被看作灾难的象征。

天文分野占也是古代星占理论的一部分。我国古代占星家为了用天象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称作“分野”。

我国古代占星术认为，地上各州郡邦国和天上一定的区域相对应，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各对应地方的吉凶。这种天区与地域对应的法则，便是分野理论。

有关分野的观念，起源很早。《周礼.春官.宗伯》就有“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以观“天下之妖祥”的记载。就已经开始将天上不同的星宿，与地上不同的州、国一一对应起来了。

天上的分区，大致是以二十八宿配十二星次，地上则配以国家或地区。

古籍中天文地理分野的记载很多，比如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地理分野是：魏地，觜、参之分野；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韩地，角、亢、氐之分野；赵地，昴、毕之分野；燕地，尾、箕分野；齐地，虚、危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楚地，翼、轸之分野；吴地，斗分野；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

事实上，天地对应关系的分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比如《史记.天官书》中对恒星分野只列出8个国家，除地域与恒星对应外，还记载了五星与国家的对应关系。

在天与地的对应关系建立以后，占星就有了一个基础。这样，当天上某个区域或星宿出现异常天象时，它所反映出的火灾、水灾、兵灾、瘟疫等，就有一个相应的地域可以预言。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选用不同的方法去认识天空现象。这不同的方法认识的结果，是产生了世界学术界公认的3种天球坐标系，即我国的赤道坐标系统，阿拉伯的地平坐标系统，希腊的黄道坐标系统。

3种天球坐标系与生俱来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实地观测中空间取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出了赤道坐标系的独特性，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独特性。

我国古代天文学的赤道坐标系，是用于对整个天地的划分，赤经、赤纬是不变的，依据天极、赤道划分的南北东西也是固定的。

它不同于阿拉伯系统所使用的那种地平坐标系，因为它是以观测者为中心来确定天顶和天底，地平经度与地平纬度随观测者所在地不同而不同，依据天顶、天底、地平圈划分的南北东西也是随之变化的。

赤道坐标系以天极为中心来划分东南西北4个方位，是将整圈赤道等分为4等；以天顶为中心来划分东南西北4个方位，划分的是以观测者为中心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什么意思

天人感应，中国古代儒学术语。中国 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就是董仲舒期望用天人感应来给皇权做一个笼子，在古代，天人感应论是儒家官员对抗、限制皇权的一种手段。
天人感应思想源于《尚书·洪范》，从人身为一小宇宙的观点出发，其学说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古代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主要 学派有孔子学说、墨子学说和 董氏学说等。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和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了《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形成了最终的应用于政治领域的董氏学说。
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芦州冲，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迹基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陪歼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从董仲舒开始，儒家弟子用这一理论来治国、平天下，于是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谴告，“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则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天气的暖、清、寒、暑则以帝王的好、恶、喜、怒来解释，等等。它几乎要窒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