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收集的种子「他用16年留下4000万颗种子钟扬的光荣事迹」

钟扬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钟扬援藏16年，穿梭青藏高原采集4000万颗种子，同时也将科研和梦想的种子撒进无数学子心中。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青藏高原上遍地都是植物，是不是只要一弯腰、抓一把，一手就能采上几十棵？

植物学的野外采集过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

按照英国邱园制定的标准，完成一种植物的种子样本采集，需要采这种植物的5000颗种子。为什么要采这么多种子？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这么解释：一种植物要采集5000颗种子，是为了保证生物的遗传多样性。以非洲猎豹为例，非洲猎豹的遗传多样性很单一，单一到把一只非洲猎豹的皮肤移植到另外一只猎豹的皮肤上，都不会产生排异。而遗传多样性越单一，这个物种就越危险，越容易灭绝。如果突然遭到一种病毒袭击，这种遗传多样性单一的物种就可能会全军覆没。比如一座山上种的全是一种杨树，那么当虫害出现，整个山体就没有树了。

采5000颗种子，也不能只在一个地方采，一个地方一般只能采一两百颗，每一颗的距离至少要隔20米，而且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因为如果样本之间离得越近，个体之间杂交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当于近亲繁殖，相似性过高，就失去了采集的意义。拉琼解释说，这和做抽样调查一样，不能只在一个同姓的村子里做。因此在采集中，必须以50公里作为最短间距，避免采集样本的相似性。这样采到的个体种子相似性越低，就越能保护这种植物的遗传基因里的信息。这就和人生病了有人能抵抗有人不能抵抗是一个道理：物种的多样性越复杂，整个生态系统就越容易平衡。如果我们缺失了遗传基因中的某些节点，就可能会破坏掉生态系统的平衡。

青藏高原上的种子，也并不是你俯下身子就能够得着的。

我们熟悉的根茎植物萝卜、块茎植物马铃薯、鳞茎植物洋葱、球茎植物芋艿……这些植物的根须都盘根错节地埋在地下，需要一点一点从土地里挖出来。采集这一类植物的种子，有时候还需要动用打桩机、钻探机。每当手扶式的打桩机在野外采集现场隆隆作响，滚滚的黑烟熏得人眼泪横流时，人们就看到钟扬此时变身一位工程队长，扶着机器操纵着直径约8厘米的钢管一点一点地钻进坚硬的土壤里……

而要保证5000颗种子能够保存在种质资源库，钟扬的团队在现场实地采集的时候就需要采集充分，一般要采到8000颗种子。把8000颗种子送到种质资源库后，科研人员还要再检查这些种子里有没有裂的、被虫蛀的。把外观检查做完后，要选取样本进行发芽试验。试验结束后，再筛选5000颗种子，密封在瓶子里面，这才算一个植物种子样本大功告成。

青藏高原上有5000多种高等植物物种，但它们并不是均匀分布在马路边上，而是藏在雅鲁藏布江陡峭的悬崖边，隐匿在万里羌塘的无人区，或是散落在阿里地区的冻土层，有时星夜兼程、数日跋涉，也只能采到一两种植物的几百颗种子，而这距离完成一个种子的采集工作还差很远。

可就是这样烦琐而艰辛的采集过程，钟扬在青藏高原上重复了无数遍，他用青藏高原上的无数次弯腰，为国家换来了1000多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的宝藏。

有人也许会问，钟扬收集这么多种子，对于普通人来讲意义何在呢？

钟扬在一篇文章中给出了答案。他说：“收集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全球变化。假设100多年后还有癌症，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于地球气候的变化，这种植物已经灭绝了，幸好100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采集过它的种子。”

钟扬又打趣说：“都100多年了，姓不姓钟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届时如果发现了5000颗种子，拿出来一种，哪怕只有500颗能成活，最后只有50颗能结种子，那个植物不就复活了吗？”

也有人会问，如果100多年后这个种子没有用了怎么办呢？

钟扬回答说：“我期待看到种子没有用的那一天。说明什么？说明那个植物还在，那该有多好。”

“功成不必在我。”这就是钟扬采集种子的初心。而在采集期间付出的无数辛苦，往往都随着钟扬的一次次喘息和失速的心跳，埋藏在青藏高原的千沟万壑里了。

钟洋的事迹？

如果不是2017年9月25日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人们也许不会知道，钟扬53岁的人生已经有如此的厚度:
他16年坚持学术援藏，不畏艰险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真实轨迹。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到处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粒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肢兆援藏干部，将高原生态学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将学科建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在复旦大学任教17年，培养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后。植物学野外考察多，一有意外和危险，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痛风发作时，一条腿几乎不能行走，他拄着拐杖也坚持带学生采样。他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兴趣点，用心培养每一位学生;
他是最会讲“段子”的科普达人，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承担了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的编写工凯扮作;
他是15岁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大学生，33岁就已经是副局级，却毅然放弃所有的职级待遇，做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他始终认为，干事比名分重要。他从不考虑眼前利益，头脑里想的就是我能为单位、国家做点什么。担任复历孙租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期间，他依然如此，推动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勇于担当，严于律己，是大家眼中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
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钟扬中的典型事例是什么？

1979年，15岁的他高一就实现了大学梦，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他分配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天资聪颖，年少有为，他二十几岁就成为了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他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勤奋。他曾风趣地说，自己做科研有“新四不像”精神。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

2000年，钟扬放弃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岗位，来到复旦做一名普通教授。2003年开始，我和钟扬同在生命科学学院领导班子并肩作战了整整5年。

在他心中，对职务和名利总是看得很轻，考虑得更多的是社会、是国家，关注的不仅是当下，还有长远的未来。

来到复旦后，他和学院几位老师一起承担了重建生态学科的使命。他越来越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很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成了他心中又一个罩瞎哗梦。

他曾得意地告诉我：这十几年他们已经收集了4千多万颗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在未来的10年，可能再完成1/5。我至今无法忘怀他当时兴奋的表情，他对我说，如果能多培养一些人，大家协同攻关，20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种子库收集到3/4，也许再用30年就能够全部收集完！

除了科研上的长远眼光，钟扬选择来复旦，也源于他的教师情结。他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是他毫不畏惧，因为他的学生会将梦想之路延续。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独特而宝贵的种子，只要用心浇灌，就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复旦大学任教17年，他培养了80多位研究生。他的物行生物信息学课，是生科院最受欢迎的课，我的学生都选了他的课。他始终坚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根据每位学生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他每次午饭会跟不同学生吃，他说这样才能跟学生有更多接触，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特点。

他还有一个特点，那些基础较为薄弱、研究没有方向、甚至毕业出现问题的学生，他最后都会收到自己名下，一个个谈心，一个个指导。很神奇的是，最后这些学生都能够顺利毕业，甚至有些学生非常优秀地毕业，这是他的能力。

就像大家都知道，他还尝试为上海引种“海岸卫士”——红树林。他知道这些种下的小苗至少要50年后才能长大，长成红树林则要上百年甚至更久，自己肯定不能看到这一幕，但他说，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他真心希望上海光秃秃的海岸线能长出美丽的红树林，成为上海新的生态名片。

文章脉络

开篇以拟南芥在植物学界的重要性出发，自然引出青藏高原上拟南芥的发现者钟扬，并进一步介绍了他的身份，概括了他的贡献和非凡的人生历程。开篇神盯切入自然，感染力强，容易吸引读者。

“达人”在网络中是指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 出类拔萃的人物，指在某方面很精通的人，或某方面的高手。本文中指钟扬不但在种子采集和研究领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且主动承担了该领域的科普工作，让更多的中小学生了解种子知识，对植物学产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