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佛学「民国佛教衰落为哪般这个美国人指出三大错误真的很透彻」

美国著名汉学家霍布斯维兹认为“中国佛教的复兴”的说法犯了三重错误：首先，大部分情况不是过去的新生，而是一系列的革新；不是宗教复兴，而是把宗教改为世俗；其次，它决未在整体上影响中国人。

依据佛教的传统，只有出家人才是佛教真正的主人，才是佛教义理的真正研究者和弘传者，佛教的兴衰应以僧伽的优劣为主要衡量标准。近代以来，即使是在佛教“迅速发展”的二三十年代，作为出家人载体的僧团依然混乱不举、僧人佛教义学修持的整体低下，僧人及佛教的社会地位一降再降，甚至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

僧团的混乱不举

首先，僧团成了庞大的食利阶层，以至于违规犯戒。印光法师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他说：“佛教之衰其原因有三：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褂海单”。自雍正废除度牒制以来，政府没有颁发任何限制出家的法令或政策，僧人们可以自由招收徒弟，出家不受任何限制。为了获取金钱，当时的寺庙莫不以徒属众多为荣，于是，“一见有人出家便不问其宗旨学问，抱定来者不拒之心；甚至有一班昏庸的和尚几乎以传戒为营生，以至彼此间相互竞争，“春季传了冬季又来，甲寺传一次戒乙寺立刻也跟着传，传戒的时期之短更属荒谬，有一个多月甚至有半个多月就算了事的，全视求戒人之多寡与生意之好坏而任意延长缩短，完全视同儿戏”，至于求戒僧尼的信愿，以及对于佛法与戒律是否明白是从未顾及的。同时，由于贫困、战乱（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和1931年后的日本侵华战争）、社会动荡或天灾人祸等原因，很多人因走投无路而愿意遁人佛门。据1936年的《全国寺庙僧尼统计》，除四川、河南、江西、安徽和湖南外，全国共有大小寺庙庵院267000多所，僧尼738000多人。其中90%以上为贫苦农民出身，文盲占80%以上。“不是没饭吃的就是当兵畏死的，真有学问的和有财产的或为自己了脱生死，为佛宣传真义，那真是千个之中难找到一个的。”其出家的动机“百分之九十九有零都是为的解决吃饭问题”，真正以修持为宗旨的实在是极少数。因此，他们不但不能负起弘法利生的责任，甚至连出家为何事、佛教为何物都感到莫名其妙，而只是把佛教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于是，终日都在谋自己的利益，解决个人衣食问题，“道不求明，学不求实，而惟衣、食、住是务，衣则求其新美，食则希其甘旨，住者营其高屋”。除此之外，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无一个能为宏扬佛法而牺牲的，无一个能为研究宗纲而牺牲的，更无一个能实行佛化使命而牺牲的”。他们通过诵经、拜皇忏、放焰口等超魂度鬼以赚取金钱，没有事的时候就“吸洋烟、喝老酒、打麻雀”甚至破戒犯规终日沉湎于吃、喝、嫖、赌、吸，无恶不作，完全背离了佛教真义，极大地损害了佛教的形象使之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

其次，大和尚们只注重个人享受不能为广大僧众谋利益。即使是有寺田十百千顷的丛林，既不开堂参禅习教又不接众褂单，所有的寺产均为住持僧一人挥霍享受。如河南的长老方丈们穿的都是绸缎衣服，不像“三江各地的僧伽衣履整齐大袍大袖，他们小袖长衫，炫目光彩之色，皮鞋、洋袜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以致有冯玉祥驱逐僧尼、掠夺寺产的事发生。云南长老方丈们的工作就是吃、喝、嫖、赌，“吃完饭向大烟床上一倒，小和尚替他烧烟、倒茶，脾气来了，拿小和尚做个出气桶。”怪悟的《和尚的种种色色》一文，对和尚的生动描述可使我们对此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他说，方丈和尚食的是百味美食，卧的是铜丝铜床，侍者随意呼唤，出门游玩，高车大马；法师和尚虽然开口就讲仁义道德，其实心中却男盗女娼，其弘扬佛法也是骗人钱财的招牌；知事和尚对其势力所能及的一般僧人，稍不如意就香板加身或罚跪，甚至以“不守清规”而逐出山门。大和尚们的挥霍使丛林负债累累，甚至为了偿还债务而变卖寺产，“动辄闻有某寺负债几千几万，皆在今日中国丛林中比比见也，负债之不能脱，于是只有图谋变卖寺产之一途了”这些住持大和尚们除了挥霍及为自己谋相当的利益外，对整个的佛教没有顾及。他们作为佛教的既得利益者，拥有大量寺产不但不做佛教事业而且还反对别人建设模范道场，不但不教化为数众多的徒子徒孙而且还百般阻挠有志青年求学。纵使有时想到佛教的前途，也是觉得“佛教到了末法时代已不可挽救了”。

再次，僧伽执着于私利，形成“尔为尔，我为我”一盘散沙的局面。僧人之间无不以“无事为清净，以各自打扫门前雪为本分”，彼此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甚至幸灾乐祸隔河观火。即使是在同一法门内，法门眷属间也是互相排挤“动辄日某某僧是某方可用，某某方僧人不可用”于是，一寺之内除同党、同派者，外人不能参与其中。由寺产的纠纷引起的诉讼司空见惯，甚至各自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时时阻挠佛教统一机构的发展，挑拨分裂僧众的感情，致使僧人间彼此水火不容。纵使是在面对外界的迫害时也不能团结一心，“甲僧受害乙僧毫不关心，乙僧受害丙僧毫不痛惜”，以致很多寺庙产业被提，僧伽无家可归。僧人间争权夺利、互相攻讦、彼此倾轧，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用于维护个人私利上而完全忽略了对整个僧团乃至佛教的积极建设，严重阻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世俗社会攻击佛教的重要把柄。

义学研究的衰微

佛法之与僧伽犹如唇齿之相依。由于作为僧人载体的僧团混乱不举、僧众的素质普遍低下；同时受对禅宗“不立文字”的误解和净土一句“阿弥陀佛”佛号的影响，教典被束之高阁；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僧伽将佛教的功能定位于祭祀、求福佑、作经忏等一些宗教仪式上等的影响，很多佛徒根本不能理解佛教的本旨，他们只知道黑漆一团的参禅和吃饭等死的念佛，抹煞了研究教理为佛徒应有的责任，从而导致思想上的愚昧、无知。可端对此深有体会，他在谈到当时佛教义学研究时说“今日佛法之凌夷衰微已达于极度”：有的僧众诵经以求冥福，谈天堂地狱之说以惑愚民，将淫邪不经之神夹杂在佛庙内任人求祷，只徒香火茂盛借此敛钱。但更多的是热衷经忏，乃至荐亡送死以赚取报酬，他们只晓得学几句经忏以谋衣食，而从不留心经典。甚至还有一些僧众既不受戒又不看佛经，没有任何佛学知识，只是种地收粮食与农夫没有任何分别。尽管也有极少数佛徒不贪慕人间的荣华富贵，他们或居山住洞，或寄迹丛林，或参禅，或念佛，或看经典，但对佛教专精的少之又少，散漫昏暗、爱享清福、虚度光阴的数不胜数。虽然寺庙里也有讲经法师但他们只知道背诵注解而绝无自己的任何见解，遇到弄不清楚的地方就以“不可思议”搪塞过去，以至“乱抄经典及当世各佛学家的言论胡乱拉杂起来”。很多僧伽做了一世和尚“竟不辨何者为佛，何者为菩萨，何者为淫神只要看见偶像就朝他礼拜”。甘悲在庙产兴学运动中说，僧伽“对佛教是什么东西的问题没有认识，对于释迦牟尼佛所说教理没有了解的关系，我们一跑到大小寺院去游玩碰到高等式的僧侣问他们佛教真义是怎样，除说给我们一些荒唐无稽神鬼之事所答非所问外，于佛教真义没有能说一句半句来。” 即使在佛学院里，僧伽的义学修持水平也是很有限的。雪烦认为，佛学院的很多教员对整个佛教都没有有大体的认识。佛学院往往把上一届的毕业僧，突击提拔为教师来教授下一届的学僧，有的甚至只在讲堂听了几堂课就去当教师。这样一来，在实践过程中就出现了前者所学的东西尚未消化，就将自己一知半解的经典辗转贩卖给后者的现象，从而导致学僧的佛学水平一代不如一代。主讲的法师则一味的喜爱讲授大经如楞严经或华严经，这些经典部头太大，专讲性理，不但初学者很难领会，就是讲授者自己究竟能领会到什么程度也很难说。有位专讲华严的法师，一开口就形容华严境界，微妙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的微妙，则以‘微妙’与‘不可思议’两句，反过来“不可思议”，掉过去“微妙”，如此反复解说，而华严真境，不仅始终未能道出，就连他自己也未琢磨到。还有一位自诩为楞严经的专家，毕生专讲楞严经，但每次开经只讲到七处徵心，就搁置不讲，一部楞严经始终未能讲完，其实他所能开讲的也仅止于此，并且还是熟读多家注疏，等于生吞活剥、死背注解，勉强敷讲至此。

僧界虽有太虚和圆瑛等能自觉适应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需要，对佛教义学进行发挥和创新，但由于两者的相异处被人为扩大而形成了新旧之争。太虚认为必须革除传统佛教专言死后或鬼神之事，而应以佛教的真精神面向社会，服务人生。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建立人间佛教的主张，他说人间佛教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鬼神，或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做和尚，而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的佛教。这种思想萌芽于1913年，在二十年代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中深获启发，1928年关于人生佛学的演讲，标志其基础的奠定，而1934年《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发表标志其成熟。圆瑛则更注重佛教传统与当时社会需要的结合，积极提倡佛教的救世思想，发扬佛教伦理，主张兼摄儒学、宗、教并弘，禅、净双修代表了体现诸宗融合的趋势。两者虽都能与时代相结合，但还是有区别的：前者受西方思潮影响较大，而且是注目于未来；而后者则更注重传统的传承，着眼于当下。两者相互攻击，更不利于对佛教义理深入的研究和弘扬，同时也给人以佛教支离破碎之感。

与太虚、圆瑛等不同，大多数义学研究者都不能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义学研究。芝峰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有利于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他说“一般研究天台贤首学的依旧置身于天台贤首时代，以为世人还都是天台贤首时代的世人，除登宝座请天台贤首的经疏而外，什么都不学，都不知道，把现在年轻力壮的学者的头脑都反转去变成往古的思想”。他们对佛法义理的研究脱离实际，“虽然高大庄严的塔庙是树立在现社会的都市之中山林之内，我们虽是寄生在现社会的土地民众之间，然而佛教的真精神早已离去社会很久很远了”。

综上所述，由于绝大部分僧人的文化程度、信仰基础、佛教知识、戒律修持等原因，当时的佛教徒“十之八九是不能荷担佛陀家业，不论在自利的修学方面或利他的社会事业方面都是毫无进展。”尽管能自觉适应时代的太虚和圆瑛对佛教义学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发扬和创新了义学的研究，却由于人为的原因，形成了新旧之争。除了新旧之争外，僧界还存在南北之争。无论是新旧之争还是南北之争，这种各执门户之见的行为不但不利于佛教义理的深入研究和弘扬，而且还使佛教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此外，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已经动摇了佛教真理的存在基础，人们开始用理性的标准衡量佛教。佛教义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已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信众的信仰要求，致使一般民众不是把神圣的佛教当作偶像崇拜的迷信，就是把佛教当作空虚奥妙的玄理而视之为畏途。

佛教徒和佛教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三十年代中期，惟品对佛教的观察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入木三分。他说，当时的佛教是千疮百孔、变态丛生，“以言其小庵也而弊于无忌，以言丛林也而弊于自私，以言其登狮座者而弊于欺骗，以谈其禅密者，而弊于欺自欺人，以言其过云水者，而弊于衣架饭囊，以言其处丘壑者，而弊于滥巾窃吹”。僧团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将佛教推向了绝境，其最大的危机就是使佛教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

如果说清末民初佛教只是部分的失去了人们的信仰，（因为当时虽然有部分士大夫、士绅和新知识分子等反对佛教，但作为基层民众信仰的佛教还是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维护。如，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庙产兴学风潮时，他们往往认为是“亵渎神灵”而强烈反对，甚至一度引起毁学民变。）那么，二十年代以来，随着僧团的混乱不举、义学研究的衰微及人们现代意识的觉醒，佛教则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僧人和佛教的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

僧人毫无社会地位可言。不但一般社会人士和知识分子轻视僧众和佛教，而且就连一部分在家居士对僧众也很有偏见。他们普遍认为僧伽是社会的废民，是社会的分利者，是不生产的凉血动物，是人群的落伍者等等。著名居士欧阳竞无在其南京支那内学院简章中明确指出：“本内学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州认为出家僧众是自私自利分子。相当一部分社会先进之士认为“中国人中最无用的是和尚”，作为近代文化名人的胡适更明确指出“和尚不是人”。著名居士和文化名流对僧人的消极评价又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僧伽的社会地位，以至于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他们的地位非常低，“跑到任何地方都被视同非类，讥评笑骂不时可来”。佩洛在《怎样才配称做现代学僧》中说：僧侣的地位好像比什么都贱些，连一点大的小孩子见了和尚，他都要骂一声“秃驴”，一般人假使在早晨看见了尼姑便喊“倒霉！晦气！”在家人看见和尚看书或报纸，就带着诧异的口吻说“和尚也看报吗？和尚也看书吗？”

僧人作为佛教的主人，其社会地位是如此，那么佛教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翻开当时的报刊杂志，社会各界非议佛教的文字比比皆是。正如了如在《起来吧，僧青年！》一文中所言“社会上发表的关于佛教的言论，似乎除了冷嘲热讽，反对，误解，怀疑，侮辱，诋毁等等外，未尝得有其他的好评。”特别是在破处迷信迷信运动中，佛教被认为是迷信的宗教，是限制人思想的宗教，是阻碍人类进化的宗教。从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情的摧残：全国到处发生没收寺产、焚毁经像、庙产兴学的事件，四川甚至提取寺产来修路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通过了没收寺产、充作教育经费、改寺院为学校的决议，得到了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等人积极响应，并发表了《庙产兴学运动宣言》。北京甚至成立了破处迷信会，诉请政府勒令所有僧尼还俗改业。这种势头非但没有停息的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年来破处迷信运动甚嚣尘上，打倒佛像驱逐僧众之事亦屡见迭出”。凡此种种使佛教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总之，近代以来即使是在学界普遍认为的佛教大发展的二三十年代，僧团仍然是混乱不堪、僧人的佛学修持水平普遍低下，僧人自身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来进行自我管理和约束。而民国以来，政府不但不能建立完善的统一的佛教行政机关，去切实管理如此多的僧众，反而纵容地方政府、团体甚至个人对其百般摧残。此外，由于西学的传人和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佛教的信仰也变得理性化，同时由于佛教内部的腐败不堪，致使佛教失去了整个社会的信仰，僧人和佛教毫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佛教的处境也异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