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夫|朱元璋曾做过小沙弥为何上位后却打压佛教的发展

朱元璋曾做过小沙弥，为何上位后却打压佛教的发展？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曾与佛道二教颇多渊源。《龙兴慈记》载其祖父受高道指示，葬地凤阳，才有称帝之应。《明实录·太祖实录》记朱元璋降生时，有黄冠（道士）出现，给其母亲赠药。在推翻元朝统治战争中，传奇道士刘伯温充当了他的左膀右臂。另外，朱元璋还曾做过皇觉寺（后赐名大龙兴寺，位于安徽凤阳）的沙弥。

然而，自称帝以后，朱元璋对佛道二教却持打压态度，究其原因，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1）崇尚节俭

朱元璋出身赤贫。《明史·太祖本纪》载，元惠宗至正四年（1344），遭遇旱蝗，饥荒瘟疫流行，17岁的朱元璋父母兄相继去世，家里连丧葬的钱都出不起。靠村民刘继祖给了一块地方，才将其父母兄长安葬。他自己也只得投靠皇觉寺度日。

早年的苦难经历，让朱元璋体会到稼穑之艰难，民间之疾苦。即为后，他不忘初心，戒于侈丽，建宫宇、定礼乐皆求从简。洪武十六年（1383）谕侍臣云：

“自古王者之兴未有不由于勤俭，其败未有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为明鉴。……大抵处心清净则无欲，无欲则无奢纵之患。欲心一生，则骄奢淫佚无所不至，不旋踵而败亡随之。朕每一念及，未尝不惕然于心。”

考虑到国家经济负担过重，僧道太滥，“蠹财耗民，莫此为甚”，朱元璋从洪武六年（1373）开始，就责令有司制定了限制僧道出家的政令，淘汰不合格的僧人道士，禁令颇严。

（2）僧道作乱

元末农民起义时曾利用过白莲教，朱元璋曾自称“大明王”。明朝建立后，在野的明教和白莲等教徒，这些人隐于僧道之间，一遇机会，即为不轨。除此之外，尚有元代旧臣隐于寺庙、道观之间，如元吏部侍郎巴延资中，即“变姓名，冠黄冠，游行江湖间”。建立大明后，朱元璋深知那些地方容易为藏污纳垢之地，不允许再有“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洪武十四年（1381）令有司编“黄册”，进行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以防奸蠹之民，并给僧道度牒。洪武二十四年（1391）又敕云：

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曰瑜珈，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混。

可见此时佛道中都有大量不守戒行、违法乱纪的出家人，令僧道并而居之，无异于把他们囚禁在一起。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管理更加严厉：

命礼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馀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结有司，以书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勿许。

从整顿风纪到严格限制出家人数，既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也有助于提高僧道出家人的整体素质，不失为良策。但太祖以后的几个皇帝，多惑于道教之方术，佛道中都有骄纵不法之徒与权臣、宦官相互勾结，明初对僧道的种种限制和禁令也就逐渐失去了作用。

（3）以儒为尊

佛教、道教皆有蠹政扰民，造反作乱之嫌，唯儒教无此弊端。朱元璋虽不列三教先后，但他逐渐明白，若想淳风俗，敦教化，只能裁抑佛道，推崇儒学。《万历野获编补遗》有“圣祖兼三教”云：

太祖深于竺乾之学，……洪武四年（1371）蒋山佛会诸灵应记，皆昭然尔。且至七年（1374），上手注《道德经》出示群臣。至十年（1377），上与群臣论日月五星之行，……其后遂召诸名儒考订损益，成“书传会通”一书。盖上于吾儒及释道二氏精究秘奥，虽专门名家有不及。……至三教一论和合同异，具在御制集中。

同年，孔子五十五世孙孔克坚及其子孔希学来朝，太祖谕之曰：“先圣子孙，不可不学，尔子温厚，宜俾之进德修业以副朕怀。” 至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诏天下通祀孔子，“维人心，扶世教”，并到太庙亲拜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