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的红唇桑塔格是如何诞生的

桑塔格漫画
《苏珊·桑塔格全集（全16卷）》
作者：（美）苏珊·桑塔格
译者：姚君伟 黄灿然 程巍 等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4月
《苏珊·桑塔格全传》
作者：（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译者：姚君伟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1月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
作者：（德）丹尼尔·施赖伯 译者：郭逸豪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1月
《苏珊·桑塔格传》

桑塔格漫画

《苏珊·桑塔格全集（全16卷）》

作者：（美）苏珊·桑塔格

译者：姚君伟 黄灿然 程巍 等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4月

《苏珊·桑塔格全传》

作者：（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译者：姚君伟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1月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

作者：（德）丹尼尔·施赖伯 译者：郭逸豪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1月

《苏珊·桑塔格传》

作者：（英）杰罗姆·博伊德·蒙塞尔 译者：张昌宏

版本：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8年12月

在生前，苏珊·桑塔格就拥有了一大堆光彩炫目的荣誉头衔：“坎普王后”、 “批评界的帕格尼尼”、“曼哈顿的女预言家”、“后现代主义先锋作家”、“文坛非正式女盟主”、“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等。甚至，因为她激进犀利的挑衅话语，美国本土文人还给她冠以“本·桑塔格”的恐怖美名，让她与本·拉登相提并论。而在美洲大陆以外的地域，更多的人则唤她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当然，美国本土也乐于如此称呼她。

在战后资本主义文化界，她是“美国梦”的励志代表，也是“美国噩梦”的批判者。在二十世纪战乱余波仍续的年代中，红旗与玫瑰交相呼应，苏珊·桑塔格制造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神话叙事：她的挑衅姿态不仅打破艾森豪威尔统治时代的迟钝无聊，也刺杀了战后资本主义时代死水微澜的僵硬话语；她引入的欧陆思想家改变了美国话语的表达方式，而她在时代现场的政治参与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呆板面貌；在她那魅惑的左翼先锋姿态下，知识分子与科技进步之间形成了共谋式的智识合作，以激辩的红唇和嗜血的笔锋摧毁和重建了欧美战后知识分子的精神性工程。

当然，她也幸运地生逢其时。苏珊·桑塔格是美国社会共同铸就的传奇样板，但她也以自己的独特贡献回馈了那个时代对她的厚爱。她在自己身上克服了那个时代，也在时代面前塑造了自己，成为了世界知识分子的偶像级人物。或许，还没有哪位严肃型知识分子能够像她那样光彩夺目。像一枝带刺的玫瑰一样，她演绎了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偶像的辉煌历程，正如她在《在土星的标志下》给瓦尔特·本雅明所冠以的称呼一样，她也借助对本雅明的评价，半遮半掩地为自己封上了“最后的知识分子”的伟大名誉。

“制造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在成年成名之后，总是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早年生活阐释为命运式的联结事件，似乎她生来就是注定了成为知识分子的伟大命运。“我真正希望的是每种生活都经历一下，作家的生活似乎是最具包含性的。”苏珊·桑塔格在回忆的时候，对自己在童年时代的早慧意识没有任何质疑：“人们常说他们希望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或者因为他们有话要说。对我而言，它是一种生存方式，就好像是加入了一群圣人的行列……我想我并非是在做什么自我表达，我觉得我正在成为什么，正在参与一项高尚的活动。”

桑塔格的人生要从中国说起。他的父亲供职于中国天津的皮毛贸易公司，在他出生不久后就返回中国工作，从此天人两隔再也没有见过。她那酗酒的母亲也并未赐予她什么温暖的回忆。由于父母的缺失感，孤独的桑塔格只能通过阅读书籍来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真正让桑塔格寻找到人生使命感的阅读，来自于居里夫人的传记。对阅读的渴望和对智识的热忱，让桑塔格在同龄人中鹤立鸡群，以至于在读书的时候连续跳级。

在选择大学的时候，桑塔格果断地放弃了当时美国前五且生活舒适的加州伯克利大学，转而注册了充满着暴力行为和激进氛围的芝加哥大学。这所学校因校长罗伯特·哈钦斯的反体制教育而著称。桑塔格在这所被称之为全美唯一拥有欧洲气息的大学里，再度开启了她“观念世界的新征途”。

在芝加哥大学的智识征途之中，桑塔格像格林威治村的先锋艺术家一样，开始了自己对生活的主动掌控权。她与社会学讲师菲利普·里夫在会面十天后就立马闪婚：“带着对自我毁灭意愿充分的意识＋恐惧，我嫁给菲利普。”在智识的互补与私密的对话之间，丈夫去了布兰迪斯大学任教，她的儿子戴维·里夫也来到了家庭之中。而桑塔格自己呢，因为孩子的降临而选择了康涅狄格大学的英语文学专业，但她很快就放弃学位，离开了那所学校，因为那里的教育太缺乏挑战性了，教授们也在眼里显得过分的平庸。她选择了哈佛大学的哲学专业。

在哈佛求学时期，苏珊·桑塔格遇到了一位被誉为“希腊男神”般的导师雅各布·陶布斯。从他那里，桑塔格吸收了对相反观点的想象性同情和冲突性思考，她也将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端挑衅分子。也正是在哈佛期间，在性的压抑和智识的坦诚之间，在对哲学的共同热情和对无法分享的热情的沉默之间，她开始了对婚姻的叛逃：“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得在生活与事业之间作出抉择。”

1957年，对于桑塔格来说，是人生的分水岭。桑塔格获得了一份前往牛津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奖学金。英国傲慢的地方主义和浓郁的厌女症氛围，让桑塔格在四个月后就告别了牛津岁月，立马投入了完全不同于之前那种压抑氛围的巴黎。在那里，她摆脱了大学机构、研究报告、学术人事政策的限制，也远离了狭隘的立场之争和等级制度。那里的学生在生活中也进行着严肃的思考，在咖啡馆里花费大量的时间，从最简单的事物上寻找到更多的复杂性。

对于习惯了摆脱传统制约的桑塔格来说，巴黎知识分子的波希米亚式生活方式正是她所渴求的理想。最重要的是，桑塔格生逢其时地出现在了巴黎的黄金时代。1950年代末的巴黎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往后几十年最重要的学术发展趋势，正是从当时巴黎对文学、电影和思想等领域的社会讨论而奠定起来的。巴黎知识分子在政治问题上那种热情而又激进的讨论方式，是桑塔格在保守压抑的美国社会里所没能享受过的；而巴黎知识分子对电影文化的探讨，让桑塔格对美国社会的文化等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巴黎的别样生活，让桑塔格在社会体验和学术方法上都有着重要的革新意义。她吸收了法国思想界对美国大众文化兴趣的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打破了雅文化和俗文化的范畴。在往后回到美国的人生中，桑塔格将把这种知识理念带到美国，借助雅各宾派式的论断腔调，结合了严肃性和流行性的知识分子随笔写作，将欧陆思想的复杂性带到了美国评论界，重创美国老牌知识分子的傲慢迟钝，改变了美国思想争论和文化批评的表达方式，像福音一般迎来了另一代人的到来。当然，苏珊·桑塔格将在美洲大陆迅速崛起，她的名声将盖过所有的知识分子，像明星一般被社会各界所谈论。

“成为桑塔格”

“我一生的巨大改变，一个发生在我移居纽约时的改变，是我决意不以学究的身份来苟且此生：我将在大学世界的令人神往的、砖石建筑包围的那种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当桑塔格带着儿子到纽约定居时，没想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引来了一场争夺抚养权的法庭判决，尽管最终儿子归属于她，但让日后她在出版界和文学界引来了扎堆的抹黑修辞。幸好，六十年代的美国已经开始了松动，自由的气息在年轻一代中间不断地涌动着，只期待像桑塔格那样的知识分子点燃话语战争的导火索，重建文化秩序的新大道。

在最为恰当的时刻，桑塔格回到美国开创属于她的时代。整个五十年代的美国批评界死水微澜，被压抑的话语正等待着有人以笔为剑，划开一道呼吸的缝隙。作为美国文化界的特殊群体，早年对美国文化思想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纽约知识分子群体”掌控着杂志的发稿权和话语权。整个美国的年轻一代，都在等待着新文化旗手的降临，推倒老牌文人所构建的文化高墙，打通社会话语的流动性。

以1963年为分水岭，无论是民权运动，还是文化浪潮，抑或是越南战争，还是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巡回演唱会，尤其是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先锋运动浪潮，如同一把文化的匕首一般扎进了传统秩序的心脏。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建立，甚至“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内讧，《异议》和《纽约时报》的创刊上市，大众文化杂志的流行，乃至新技术发展下的广播和电视等新媒体，不断地分化着美国社会的话语权力。桑塔格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开始了她的文坛之旅。这位轻慢美国本土智力的文化批评家敏感地把握了美国社会智力的迁徙路线：大众文化和先锋艺术正在准备与高级文化进行文化领导权的社会斗争。

当然，美国文化界的话语分化和意见分歧，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新旧秩序的文化传承，正是老牌知识分子们的左翼价值观直接开启了新生代的文化激进思潮。只是，在桑塔格与上一代知识分子之间，不仅对新事物的诞生持有相反的理解，甚至人生的方向也截然相反：父辈偶像们以自由独立的撰稿人身份参与着美国公共文化政治讨论，最终在名利双收的社会荣誉中转入了学术领域；而桑塔格则逃离了这条舒适的道路，走出象牙塔与民众打成一片，并且终身成为独立的自由撰稿人。

每一位渴望建立文学声誉的人，都盼望着未来的事业有成。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她也懂得如何借助自我神化的做法，让大家认可，同时也让自己成为有说服力的榜样。她敢于挑衅，在1963年秋的“当下文学批评”专题讨论会上，她直接向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发难，当场宣布他根本不懂她这个年代的作家们，而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这样的大评论家实在沽名钓誉，早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

离经叛道的《关于坎普的札记》以锋锐犀利的话语激化了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冲突，反叛精英文化等级观念，抗拒精英文化等级秩序，打破高雅与流行、理智与激情、思考与感受的文化疆界，让这位来自精英文化阵营的叛逆者一夜成名，偶像的破坏者成为了先锋文化的新偶像，这多少有点反讽。紧接着，《反对阐释》的出版让她成为受追捧的偶像，而《在土星的标志下》则奠定了其文化批评家的地位。这些著作通过为别人立传而为自己定位：通过本雅明、西蒙娜·薇依、加缪、卡内蒂、罗兰·巴特、布罗茨基、博尔赫斯的光谱来述说自身的独特精神。

在散乱的形式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下，她响亮地提出了诸如“反对阐释”、“坎普”、“沉默的美学”、“新感受力”等主张，虽然这些主张的理论建构并非来自于桑塔格，但正如马尔库塞在《论解放》中宣称的那样：“新感受力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因素。”“新感受力”在文化激进旗手桑塔格独特的激辩话语下，颠覆了贵族时代遗留而来的高级文化的伦理模式、审美旨意和权力意志，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叙述迎合并丰富了美国六七十年代大否定、大反叛的文化语境，为社会大众树立了崭新而魅惑的美学标准。

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造成了公共言论的沉闷趋同，在经历了“顺从的五十年代”后，美国社会仍然迎来“迟钝的六十年代”。早已厌倦了沉闷无聊的美国民众们，似乎早已在风起云涌的五六十年代里等待着苏珊·桑塔格的到来。在法国感受过欧洲大陆文化熏陶的桑塔格，以启蒙运动的精神与左派自由主义作为自己思维与写作的出发点。桑塔格咄咄逼人的写作风格及其激情洋溢的行事风范，正好迎合了反叛文化的先锋形象。以左翼风范名世的桑塔格，在这场文化夺权的反叛运动中，对真正的左翼思想并不感兴趣，但左翼风范却俘获了美国大众的反叛心理。这片激辩的红唇，以激情的姿态不断地发现新事物，表达新观点，引发新争议，尽管她的行文能够清晰地看出犹豫局促以及故作自信，她依旧以剑走偏锋的激辩方式，尖锐犀利不可收拾地坚定着反传统、反权势的道路。

“魅惑桑塔格”

或许还有一点不容忽视，苏珊·桑塔格对于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正如她对新文化的理解能力一样，她比上一代知识分子更懂得如何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技术，来完成自我神话的建构和话语夺权的能量。在媒介转型的年代里，桑塔格不仅了解如何制造爆点的话题性，也深谙新媒体的传播焦点。就像桑塔格闯入纽约城时能够迅速建构起世界性关系网一样，她在各种新技术面前都能够如鱼得水般地存在：用时尚照片进行自我宣传，用精英话语为时尚杂志撰写稿件，筹集资金拍摄先锋电影，在波黑战场上演话剧，在领奖之时批判颁奖机构，借助笔会主席的职权解救异见分子，在时代命题面前果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对美国文化秩序制造挑衅的同时，桑塔格融合了精英知识分子和先锋文化参与者的双重身份，既勇敢地保持了与主流舆论的疏离态度，又敏锐地捕捉时代的变化轨道。除此之外，她对美国文化的贡献还体现在与欧洲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早年深受桑塔格喜爱的欧洲文化，经由她对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萧沆、罗兰·巴特、王尔德和戈迪默的推荐介绍而引入美国思想界，重塑了美国文化的内在灵魂。积极地扮演着媒介者和传播者的角色，构建起美国和其他各国文化交流的桥梁，进而推动了美国现代文化与各国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不仅如此，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独守书斋进行理论批判和意识形态争辩所不同的是，桑塔格勇于走出书斋，与民权运动分子们一起涌上街头参与着街头政治，甚至被捕。在越南战争期间，她敢于深入观察越南民众的生活状况；在关押政治犯的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事件爆发后，她不仅猛烈抨击美国政府的非人道行为，还尖锐地批判着知识分子的冷漠行径；在波黑战争的炮弹飞起时，桑塔格在废墟上导演着《等待戈多》的话剧，以人道主义的左翼话语揭露着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对个体生命的无情漠视；在9·11事件之后，以武断的口吻反思着从麦卡锡时代到冷战对峙再到小布什保守主义的反动修辞，抨击《爱国者法案》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尽管自己与病魔持续着几十年的斗争，但她似乎不可遏制自己参与时代的本能性冲突，为公共社会和公众群体承担起观察、提醒和鞭策的责任。

和其他西方知识分子一样，苏珊·桑塔格也没能避免叙拉古的诱惑。当时的美国左派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陷入僵化乏味的社会景观，遥远陌生的第三世界国度正在进行的社会动荡激动人心，希冀他们能够对现存的僵化秩序产生猛烈的撞击。除去写作言说以外，自1966年开始，桑塔格还以激进的姿态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使之一度成为美国文化的道德典范，她的政治立场和公共话语也影响着同时代人的判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保罗·霍兰德在《政治朝圣者》中以知识分子对古巴、苏联和中国的态度为研究方向，痛斥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路线表现的奴颜卑膝，而这三个国家正是桑塔格所青睐的，这使得她愤懑无比，她在曼哈顿公共剧院声称自己从未被苏联蒙骗，而是她认为某些政权会比美国更加重视文学家和艺术家。直到布罗茨基的暧昧关系与东欧知识分子的影响后，她稍加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对以前的话语进行修正。从入驻文坛时的矛盾身份和文化困境开始，这片激辩的红唇就从来不缺反对者和追捧者，政治观点亦复如此。

激辩的红唇用最具活力的话语修辞参与着时代的命题，魅惑的形象以最具前沿的先锋姿态搅乱文化的格局，桑塔格在战后美国社会中永远处于在场的位置，正如童年时代她所希望的那样，她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在历史中的独特坐标。桑塔格在其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里更多扮演的是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带给美国社会和美国民众的深刻影响。

随着反叛运动的冷却退场和全球社会的深刻变革，当年桑塔格提出的坎普文化最终被消费在流行文化当中，而她用作反对现代主义教条的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新的公共观念信条，但从一开始就争做先锋文化教母和后现代文化旗手的她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世俗盛誉：从反叛的主力变为社会的主流。这正如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所叙述的那样：那些曾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在街上高呼革命口号的哥伦比亚大学生，在毕业后不久，就以新面貌出现在了曼哈顿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夜里则换上质地考究的休闲服装混迹于长岛一带凭会员证才能进入的酒吧或俱乐部。正是这种在社会与知识之间纠缠不清的角色困境，给予了我们纪念或者反思桑塔格以及桑塔格们的重要性：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与社会担当。

桑塔格当年的思想在中国当下如此流行，正因为其契合了中国当下文化语境。除去桑塔格犀利尖锐的批判文风及其特立独行不拉帮结伙的行事风范，桑塔格当年关注的那些论题如今依旧不曾过时，比如艾滋病、恐怖主义、同性恋、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个人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困惑与求索等。当年的桑塔格所表现的对公平、正义、和平等普世价值的拥护，她那对抗平庸的“批判的智性”也是我们这个经验被磨平的阿尔法社会在重构过程中所需要的。尽管她是以一种文青论政式的思维方式观察和发问，但这种不沉默的姿态在头脑被禁锢的年代里同样弥足珍贵。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或世界文化的一大礼物就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寻找思想的自由。

我不想写很多书。我只想写几本精彩的、一百年后人们依旧会阅读的书。

我不想成为教授，也不想成为记者。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苏珊·桑塔格

□萧轶

覃慧宁：如何揭示被“隐喻”遮蔽的真实——评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癌症、艾滋病，都是人们闻之色变的疾病，前两种疾病出现的历史已然久远，艾滋病则是20世纪以来产生的传染病，它们都因曾经或者至今无法治愈而被称为绝症，并由此被附会上各种和疾病本身无关的想象和象征意义。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通过长年与病魔斗争的经历和体验，将其犀利的文化批评话语楔入疾病领域，写出了《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1978年)，之后她又出版了《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1989）。这两篇文章被合辑为一本，即《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Its Metaphors，1990），于2003年作为《苏珊·桑塔格文集》中的一本在我国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两篇文章已成为社会批判的典范，虽然桑塔格去年因罹患癌症而辞世，但她为揭示被遮蔽的事实的本真而进行反思的方式，对我们而言仍然是富于生命力与启发性的。 一、疾病如何被隐喻 这两篇论著把欧美国家从古至今对这些疾病的阐释做了深入剖析，作为延伸至医学的文化批评，[1]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桑塔格说自己写作的初衷是因为她本人在治疗癌症过程中“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而她认为，“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桑塔格利用各类文本分析了在西方结核病与癌症由于其难以治愈而带来的神秘性和恐惧感，如何为人们一次次地出于各种目的而被重新阐释的过程。19世纪的人们对结核病的幻想与20世纪的人们对癌症及艾滋病的幻想方式虽然不同，但存在着相同的规律：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备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2] 虽然她在书里没有做论述，但很显然，在我们的身边，以隐喻的方式阐释疾病，使之成为某种社会共同想象的意象的过程仍然在继续，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和联想所塑造隐喻都在遮蔽疾病原本的真相。桑塔格从几个世纪以来的文本中看到，结核病曾一直被情感化地加以看待，被浪漫化地加以处理。结核病患者常被视为生性敏感、耽于感情的人，其脸色的苍白和潮红，也被视为热情的顺从与举止的亢奋。结核病一直被认为能带来情绪高涨、胃口大开、性欲旺盛。它也是关于时间的疾病——它加速了生命，又因其发生的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即处于精神化的部位，因此结核病获得了与其所在部位相对应的精神化品质。而结核病患者的死亡也被美化，赋予道德色彩，从而这种疾病成为一种“贵族病”。癌症的起因被认为是患者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20世纪经纪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充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而人们看待癌症时却带着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视之为对自我的一种贬损。加诸癌症之上的，还有一些类似的有关责任和人格构成的不实之词：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于是癌症被视为那些压抑自我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病。进入20世纪80年代，癌症已不再是最恐怖的疾病了。艾滋病作为被填充了更多耻辱感的疾病，逐渐承受了过去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负担。它被描述为一种“入侵”，一种“污染”，被认为具有强得多的损毁个性的能力。“就目前大多数艾滋病病例来说，患艾滋病的人被发现正好是某个‘高危群体’的一员，某个被社会所蔑视的群落的一员。艾滋病把艾滋病患者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而这重身份本来是对邻居、同事、家人、朋友隐瞒的。”[3]最后，艾滋病被视为那些边缘人群、亚文化群体的传染病。同时，这些疾病的隐喻不单停留在经济方面的阶级性的表述，还“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4] 二、反对阐释——揭示隐喻背后的真实 桑塔格延续了福柯将“词”与“物”重新链接的努力，以其“反对阐释”的立场，对人们社会生活中一个未被注意到的角落——对疾病的阐释以及借用疾病对世界的阐释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又鞭辟入里的解剖，企图层层剥除笼罩在这些疾病及患病者之上的各种隐喻，为人们在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与反思真实的疾病对人们真正的意义之间搭起桥梁。她试图挖掘这三种疾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隐喻及其背后内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实践她反对阐释，以还原事物真相的理论：“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堂吉科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释义’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这一尝试给西方社会提供了一次修正对疾病的理解的契机：自我写作《作为隐喻的疾病》——以及从癌症中康复（……）——后十年里，对待癌症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身患癌症，不再是那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不再被看作‘被毁个性’（借用欧文·高夫曼语）的头号扮演者。[5] 在《艾滋病及其阐释》一文的开头，桑塔格从政治学、艺术学与军事学对疾病话语的引用，以及细胞病理学的表述中对政治话语的引用出发，再次阐明对疾病的想象及由此生发的隐喻，造成疾病被妖魔化的不合理，尤其是把治疗疾病隐喻为战争这一军事行为的表述—— 对疾病的战争还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投入更多热情，对研究工作倾注更多资金。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政治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6] 为此，她鲜明地宣称“反对阐释”。反对阐释，是因为她认为阐释是“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而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阐释者并没有真的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7]于是真相与原意就在各种被阐释的努力中日益模糊，“词”与“物”开始相互背离。因此，桑塔格把各类文学作品、信件书籍中书写的对这三种疾病充满隐喻的阐释视作分析这一背离过程的系列文本，而她对这些文本的考察方式，即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所不同的是她面对的调查对象是文字书写出的语句，所要分析的是语句背后的语境以及语句之中传递的信息——而非如我们一般所进行的田野工作那样，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事物，同时分析的是人们口头表达中蕴含的信息或各种行为显示的内涵。做田野的目的不外是要从调查对象那里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特质与规律，寻找文化运行的动力及构成，由此提炼出这一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桑塔格梳理与这些疾病有关的文本，也正是在“疾病的隐喻”这一“社区”当中寻访人们认知这一“文化”的表述，从中剖析人们对这一“文化”的心理及推动其变迁的动力，并从中总结出人们阐释疾病的规则：“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8]似乎可以说，这是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进行的田野工作，它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9]，亦即可视为以反对释义的理论来观照对疾病的隐喻。可惜，桑塔格只论证了疾病被隐喻的现象的存在及隐喻的方式、目的何在，没有最终揭示出疾病的真实形象是什么，也没有真正提供认识疾病真相的方法。疾病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呢？福柯对临床医学的出现过程所做的研究，可以构成桑塔格剖析疾病的隐喻的基础。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论述道： 疾病的‘实体’与病人的肉体之间的准确叠合，不过是一件历史的、暂时的事实。它们的邂逅仅仅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客观地看待这种邂逅。疾病构型的空间与病患在肉体中定位的空间，在医疗经验中叠合，只有一段较短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十九世纪的医学同时发生，……[10]这是疾病这一概念的“实体”产生的状况，福柯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桑塔格论述的疾病被隐喻的历史。在西方的分类医学里： 疾病具有与生俱来、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疾病有一种‘原始’性质，这既是其真实的性质，又是其最规矩的路线；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它显示了自身本质如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但是，它所处的社会空间变得越复杂，它就变得越不自然。在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只有最简单、最基本的疾病。农民和老百姓接近于基本的疾病分类表…… 于是随着时代的进程，疾病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空间里变得日益不自然，被附着上越来越多的概念，“社会歧异的构型，时间的差距，政治斗争，请愿和乌托邦，经济压制，社会对抗等等” [11]，这些辨证关系相互聚合，现代社会的一整套医疗实践和机构就逐渐形成了。当疾病被移植到医院后，就可能丧失其基本特性，人在这里被当作“物”一样对待，或人的身体被施以手术，或被提取体液以进行各种检查，或被插入管子或针头，或被透视得毫无私秘，在诸如此类的过程中，“疾病”刚刚出现时人的身体尚具有的神圣性被消解，而疾病也成为不同的阶层与人群为达到各种意图而用于隐喻的方式，并且这样的隐喻被人们逐渐接受，成为了生活常态——正如桑塔格本人曾经感受到的——患病者因而常被置于完全“物化”的境地，背负沉重的心灵压力，在疾病中沉沦。 三、多维度的考察——继续追寻疾病背后的真实 从文风来看，也许由于桑塔格本人亲身遭遇了癌症被隐喻造成的阴影，《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对涉及到阐释结核病与癌症的文本的剖析显得尖锐而直截，而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这种尖锐感则被更为理性的分析所替代了，但两篇论著也有相同之处：基本都是就西方的文本和话语考察西方社会中的“隐喻”。正如人类学的民族志需要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观察田野，揭示隐喻背后的真实，解读隐喻产生的密码，也同样如此，桑塔格将历时性的文本做了分析，但没有对共时性的文本做进一步论证——即比较不同地域阐释疾病的文本之间存在的异同，寻找其中更普遍的规律，或发现其他地域对疾病的别种解读。桑塔格对结核病、癌症与艾滋病的考察还结合了对淋病、梅毒、霍乱、麻风等传染病的研究，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其传染性而被附着上各种危险、不名誉或不合社会规范的隐喻色彩。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西方，中国传统上同样有类似情况，即使在今天，人们对疾病的偏见仍然在各种民间谣言造成的舆论作用下，带有各种隐喻色彩，如对乙型慢性肝炎的歧视，就存在着种种对这一疾病“妖魔化”的阐释，似乎乙肝等同于不卫生甚至肮脏、危险；再如非典流行时期，社会上人心惶惶人们争相抢购预防药物的，也显示了当时非典是被隐喻为极度危险的传染病。在资讯传递日益方便迅捷、交流手段日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对疾病的隐喻更多的是以“谣言”的传播形式首先出现在大众之中，因此能够以更迅速、更广泛和更多变的传播和表述方式对人们造成更大影响。可见，桑塔格从文本研究中难于涉及的社会舆论层面形成“隐喻”的过程，在今天也许更需要被纳入我们对疾病与人、与社会及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视野，并通过田野文本分析的方法，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思考。无论如何，桑塔格开创的对疾病的研究方法，对医学人类学研究而言具有着深远的启发性和基础性意义。--------------------------------------------------------------------------------[1]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90页。[2] 同上，第7页。[3] 同上，第101页。[4] 程巍：《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第5页。[5] 同上，第91页。[6] 同上，第88页。[7]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6页－第7页。[8] 同上，第88页。[9] 同上，第90页。[10] 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页。[11] 以上同上，第17页。原文载自《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覃慧宁：如何揭示被“隐喻”遮蔽的真实——评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癌症、艾滋病，都是人们闻之色变的疾病，前两种疾病出现的历史已然久远，艾滋病则是20世纪以来产生的传染病，它们都因曾经或者至今无法治愈而被称为绝症，并由此被附会上各种和疾病本身无关的想象和象征意义。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通过长年与病魔斗争的经历和体验，将其犀利的文化批评话语楔入疾病领域，写出了《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1978年)，之后她又出版了《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1989）。这两篇文章被合辑为一本，即《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Its Metaphors，1990），于2003年作为《苏珊·桑塔格文集》中的一本在我国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两篇文章已成为社会批判的典范，虽然桑塔格去年因罹患癌症而辞世，但她为揭示被遮蔽的事实的本真而进行反思的方式，对我们而言仍然是富于生命力与启发性的。 一、疾病如何被隐喻 这两篇论著把欧美国家从古至今对这些疾病的阐释做了深入剖析，作为延伸至医学的文化批评，[1]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桑塔格说自己写作的初衷是因为她本人在治疗癌症过程中“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而她认为，“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桑塔格利用各类文本分析了在西方结核病与癌症由于其难以治愈而带来的神秘性和恐惧感，如何为人们一次次地出于各种目的而被重新阐释的过程。19世纪的人们对结核病的幻想与20世纪的人们对癌症及艾滋病的幻想方式虽然不同，但存在着相同的规律：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备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2] 虽然她在书里没有做论述，但很显然，在我们的身边，以隐喻的方式阐释疾病，使之成为某种社会共同想象的意象的过程仍然在继续，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和联想所塑造隐喻都在遮蔽疾病原本的真相。桑塔格从几个世纪以来的文本中看到，结核病曾一直被情感化地加以看待，被浪漫化地加以处理。结核病患者常被视为生性敏感、耽于感情的人，其脸色的苍白和潮红，也被视为热情的顺从与举止的亢奋。结核病一直被认为能带来情绪高涨、胃口大开、性欲旺盛。它也是关于时间的疾病——它加速了生命，又因其发生的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即处于精神化的部位，因此结核病获得了与其所在部位相对应的精神化品质。而结核病患者的死亡也被美化，赋予道德色彩，从而这种疾病成为一种“贵族病”。癌症的起因被认为是患者人格没有向外表达自己，激情由此转向内部，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20世纪经纪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充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而人们看待癌症时却带着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视之为对自我的一种贬损。加诸癌症之上的，还有一些类似的有关责任和人格构成的不实之词：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于是癌症被视为那些压抑自我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病。进入20世纪80年代，癌症已不再是最恐怖的疾病了。艾滋病作为被填充了更多耻辱感的疾病，逐渐承受了过去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负担。它被描述为一种“入侵”，一种“污染”，被认为具有强得多的损毁个性的能力。“就目前大多数艾滋病病例来说，患艾滋病的人被发现正好是某个‘高危群体’的一员，某个被社会所蔑视的群落的一员。艾滋病把艾滋病患者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而这重身份本来是对邻居、同事、家人、朋友隐瞒的。”[3]最后，艾滋病被视为那些边缘人群、亚文化群体的传染病。同时，这些疾病的隐喻不单停留在经济方面的阶级性的表述，还“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4] 二、反对阐释——揭示隐喻背后的真实 桑塔格延续了福柯将“词”与“物”重新链接的努力，以其“反对阐释”的立场，对人们社会生活中一个未被注意到的角落——对疾病的阐释以及借用疾病对世界的阐释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又鞭辟入里的解剖，企图层层剥除笼罩在这些疾病及患病者之上的各种隐喻，为人们在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与反思真实的疾病对人们真正的意义之间搭起桥梁。她试图挖掘这三种疾病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隐喻及其背后内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实践她反对阐释，以还原事物真相的理论：“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堂吉科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释义’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这一尝试给西方社会提供了一次修正对疾病的理解的契机：自我写作《作为隐喻的疾病》——以及从癌症中康复（……）——后十年里，对待癌症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身患癌症，不再是那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不再被看作‘被毁个性’（借用欧文·高夫曼语）的头号扮演者。[5] 在《艾滋病及其阐释》一文的开头，桑塔格从政治学、艺术学与军事学对疾病话语的引用，以及细胞病理学的表述中对政治话语的引用出发，再次阐明对疾病的想象及由此生发的隐喻，造成疾病被妖魔化的不合理，尤其是把治疗疾病隐喻为战争这一军事行为的表述—— 对疾病的战争还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投入更多热情，对研究工作倾注更多资金。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政治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6] 为此，她鲜明地宣称“反对阐释”。反对阐释，是因为她认为阐释是“在文本清晰明了的原意与（后来的）读者的要求之间预先假定了某种不一致。而阐释试图去解决这种不一致。”而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阐释者并没有真的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7]于是真相与原意就在各种被阐释的努力中日益模糊，“词”与“物”开始相互背离。因此，桑塔格把各类文学作品、信件书籍中书写的对这三种疾病充满隐喻的阐释视作分析这一背离过程的系列文本，而她对这些文本的考察方式，即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所不同的是她面对的调查对象是文字书写出的语句，所要分析的是语句背后的语境以及语句之中传递的信息——而非如我们一般所进行的田野工作那样，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事物，同时分析的是人们口头表达中蕴含的信息或各种行为显示的内涵。做田野的目的不外是要从调查对象那里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特质与规律，寻找文化运行的动力及构成，由此提炼出这一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桑塔格梳理与这些疾病有关的文本，也正是在“疾病的隐喻”这一“社区”当中寻访人们认知这一“文化”的表述，从中剖析人们对这一“文化”的心理及推动其变迁的动力，并从中总结出人们阐释疾病的规则：“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8]似乎可以说，这是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进行的田野工作，它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9]，亦即可视为以反对释义的理论来观照对疾病的隐喻。可惜，桑塔格只论证了疾病被隐喻的现象的存在及隐喻的方式、目的何在，没有最终揭示出疾病的真实形象是什么，也没有真正提供认识疾病真相的方法。疾病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呢？福柯对临床医学的出现过程所做的研究，可以构成桑塔格剖析疾病的隐喻的基础。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论述道： 疾病的‘实体’与病人的肉体之间的准确叠合，不过是一件历史的、暂时的事实。它们的邂逅仅仅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客观地看待这种邂逅。疾病构型的空间与病患在肉体中定位的空间，在医疗经验中叠合，只有一段较短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十九世纪的医学同时发生，……[10]这是疾病这一概念的“实体”产生的状况，福柯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桑塔格论述的疾病被隐喻的历史。在西方的分类医学里： 疾病具有与生俱来、与社会空间无关的形式和时序。疾病有一种‘原始’性质，这既是其真实的性质，又是其最规矩的路线；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扰，也没有经过医学的加工，它显示了自身本质如植物叶脉的有序脉络。但是，它所处的社会空间变得越复杂，它就变得越不自然。在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只有最简单、最基本的疾病。农民和老百姓接近于基本的疾病分类表…… 于是随着时代的进程，疾病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空间里变得日益不自然，被附着上越来越多的概念，“社会歧异的构型，时间的差距，政治斗争，请愿和乌托邦，经济压制，社会对抗等等” [11]，这些辨证关系相互聚合，现代社会的一整套医疗实践和机构就逐渐形成了。当疾病被移植到医院后，就可能丧失其基本特性，人在这里被当作“物”一样对待，或人的身体被施以手术，或被提取体液以进行各种检查，或被插入管子或针头，或被透视得毫无私秘，在诸如此类的过程中，“疾病”刚刚出现时人的身体尚具有的神圣性被消解，而疾病也成为不同的阶层与人群为达到各种意图而用于隐喻的方式，并且这样的隐喻被人们逐渐接受，成为了生活常态——正如桑塔格本人曾经感受到的——患病者因而常被置于完全“物化”的境地，背负沉重的心灵压力，在疾病中沉沦。 三、多维度的考察——继续追寻疾病背后的真实 从文风来看，也许由于桑塔格本人亲身遭遇了癌症被隐喻造成的阴影，《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对涉及到阐释结核病与癌症的文本的剖析显得尖锐而直截，而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这种尖锐感则被更为理性的分析所替代了，但两篇论著也有相同之处：基本都是就西方的文本和话语考察西方社会中的“隐喻”。正如人类学的民族志需要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观察田野，揭示隐喻背后的真实，解读隐喻产生的密码，也同样如此，桑塔格将历时性的文本做了分析，但没有对共时性的文本做进一步论证——即比较不同地域阐释疾病的文本之间存在的异同，寻找其中更普遍的规律，或发现其他地域对疾病的别种解读。桑塔格对结核病、癌症与艾滋病的考察还结合了对淋病、梅毒、霍乱、麻风等传染病的研究，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其传染性而被附着上各种危险、不名誉或不合社会规范的隐喻色彩。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西方，中国传统上同样有类似情况，即使在今天，人们对疾病的偏见仍然在各种民间谣言造成的舆论作用下，带有各种隐喻色彩，如对乙型慢性肝炎的歧视，就存在着种种对这一疾病“妖魔化”的阐释，似乎乙肝等同于不卫生甚至肮脏、危险；再如非典流行时期，社会上人心惶惶人们争相抢购预防药物的，也显示了当时非典是被隐喻为极度危险的传染病。在资讯传递日益方便迅捷、交流手段日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对疾病的隐喻更多的是以“谣言”的传播形式首先出现在大众之中，因此能够以更迅速、更广泛和更多变的传播和表述方式对人们造成更大影响。可见，桑塔格从文本研究中难于涉及的社会舆论层面形成“隐喻”的过程，在今天也许更需要被纳入我们对疾病与人、与社会及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视野，并通过田野文本分析的方法，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思考。无论如何，桑塔格开创的对疾病的研究方法，对医学人类学研究而言具有着深远的启发性和基础性意义。--------------------------------------------------------------------------------[1]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90页。[2] 同上，第7页。[3] 同上，第101页。[4] 程巍：《疾病的隐喻》译者卷首语，第5页。[5] 同上，第91页。[6] 同上，第88页。[7]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6页－第7页。[8] 同上，第88页。[9] 同上，第90页。[10] 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页。[11] 以上同上，第17页。原文载自《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