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工厂厂牌每个打工者的另一个随身身份证

被工厂通知正式上班，是在拿到厂牌时。厂牌，更像一张入场券，之前一系列的应聘，面试，填表，体检，最终凝成这张入场券。厂方承认，人力资源部门颁发，最终解释权归工厂所有。

一张薄纸片，长6.9公分，宽10公分，倒了四个小圆角。正面上方印着公司的LOGO，下方依次是一张寸照、姓名、工号、部门、职务、入厂日期，加上一个公章，最下方还见缝插针印着企业精神，“敬业 诚信 团结 创新”八个蓝底白字，低调的醒目，不容忽视。背面理所当然不会浪费，被印上了工厂的质量与环境方针，它与正面具有同等重量，这一质量与环境方针在未来某次客户的审厂中会被不经意问及。然后，套在一个透明的塑料壳中。

厂牌，四处打上工厂的铬印，扛着一个人在工厂的简史。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发明了厂牌。在东莞工厂，几乎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一张厂牌。厂牌充当着一个人的身份证，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开始的，“请把你的厂牌拿出来。”唯有厂牌才能真正意义上确认一个人的身份。

从事企业文化多年后我发现，厂牌，其实还充当着工厂免费的移动广告牌。当然，工厂免费的移动广告还包括工衣、名片、纸袋、纸杯、车辆……

厂牌，仅代表个人，不可外借，厂牌遗失要及时补办，这些在员工手册中写得清清楚楚。入职培训时，人力资源部的小姐仍会再三强调，不要轻易尝试，否则，后果严重。那时谁也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和我一同进厂的一个校友亲自验证了，他被借出去的厂牌再也没能如期回到他的胸前，他被要求当天打包走人，隔着工厂大门，我目送着他黯然离去。

简单、纤薄得几乎没有质感的厂牌，除了个人照片不同，你看不出有什么太大差异。但是在工厂呆过的人一定知道，它正面倒数第三行的“职务”，让一张厂牌渲染上了不同的颜色，具有了不同的份量。

同样一张厂牌，普通员工和间接人员（职员和管理人员）在佩戴细节上是不一样的，员工的厂牌在塑料壳开口处设计的是一个小夹子，夹在工衣的左胸前，像一块突兀的补丁。间接人员的厂牌在塑料壳开口处，套上的是一根印着公司LOGO的蓝色挂带，挂在脖子上，吊于胸前，走路时一晃一晃的。

员工食堂，干部食堂；员工通道，干部通道；员工宿舍，职员宿舍，干部宿舍，台干宿舍（专供台湾干部居住）……这些都是由厂牌上的职务而衍生的一系列新名词。

职务，两个很普通的汉字，百度百科定义指组织内具有相当数量和重要性的一系列职位的集合或统称。是一组重要责任相似或相同的职位。职务，一个原本清脆响亮、清彻见底的名词，将它移植到工厂后，它变得神秘，晦涩，深不可测。

职务，将一张张厂牌连同厂牌那端的人区分开来。

坐在人力资源部办公室的我，常常在某个清晨或者晌午，看到一两个穿着车间工衣的员工，刚摘掉工帽的头发还有些凌乱，他们拿着厂牌，一路低声询问着，来到一旁的人事课长前。

“有什么事吗？”

“办离职。”

“有写离职单了吗？”

“没有。”

“那谁让你来的？”

“我们拉长呀，一早刚上班她就说让我不要来了，让我拿着厂牌到这里来找人事。”

最后这一问瞬间点燃了他满腔的怒火，蹦出来的话像一颗颗出膛的子弹，炸响了整个办公室，那些在电脑前正噼噼啪啪敲击键盘的人都骤停了下，就连里间人力资源部总监那颗头发日益稀少的脑袋也探出了半边。

我忍不住再次望向那位员工，他满腔的怒火已经蔓延到了脸上，那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探照出他充满棱角的脾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进厂不到三个月，他身上的某些棱角显然触碰到了那位拉长，他不自知，或者他知道还不愿意将那些棱角收敛，他应该是想试图挑战。

我看着他恼羞成怒的样子，在内心轻轻地叹了一下，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在工厂，许多东西都是用一天一天的青春交换的。比如每个月到帐的薪水。比如某个职务。比如某些事情的真相，只要你按期交付了青春，你迟早会知道的，不必急，慢慢等，某一天，时间、岁月就会像喝醉酒一样不经意地和盘托出。

尖锐，坚硬，傲然。我依稀看到另一个影子。

那是一个夏季的早晨，我和往常一样去上班，走进那个永远“嗡嗡嗡”响不停的车间，“嗡嗡嗡”，“嗡嗡嗡”不绝于耳，像无数只在眼前狂舞的苍蝇，挥不去，拍不着，挑战着人的底限。我开始上班的第一件事，拎来半桶水，拿起那块颜色不清的抹布开始擦拭那台一直“嗡嗡嗡”响不停的金贵设备。就是在那时，一个尖锐的声音从至高处迸射，然后呈抛物线落下，最后炸响在我的耳边。我收到了那个内分泌失调一脸雀斑的女人的最后通碟。

一个月前，我原本是在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分厂上班的，然而做不到三个月，我被我们那个矮个子、一双罗圈腿的组长踢出了她的团队，调到了现在的分厂。临离开时，那个大我几岁一直和我搭档做显影质检的山西姑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妹妹呀，你的性格该改改了。”那时，我并不明白我的性格有什么不好。后来，我私下对比了自己和那个夜班女孩，我发现我不够乖巧，我有一两次还与组长当面争论；我还有几次在签罚款单时，流露出了不满的情绪；还有我不太合群，下班后我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不会讨好我们的组长。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自以为。然而，美其名曰的调配岗位，欲盖弥彰，让我打上了不良品的标记。第一天报到上班，我就受到了那个内分泌失调一脸雀斑的女人的冷遇，她给线上所有人都安排了工作，唯独不给我分配，我在车间门口晾了一上午，面对不时探询打量的目光，我高昂着头，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几秒钟后，我将散碎一地的自己重新组装，恢复常态，我安静地放下抹布，直起身子，拍了拍双手，摘下胸前的厂牌，从那个内分泌失调一脸雀斑的女人面前若无其事的离去。

那个早晨，和我一起站在五楼走道等候结算工资的还有另一个老员工，她不停地诅咒着：“臭三八婆，早就看我不顺眼了，她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不就是靠和课长有一腿吗？不然轮得到她来管我吗？”我背靠着墙，看着她一张一翕的嘴。

我终于成了一只无人要的皮球，被踢出了场外。我那从校园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正式宣告寿终正寝。

那个早晨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父母，我选择了自我稀释，稀释，但它不可避免地灼伤了我。

我像一个遭到遗弃的孩子，内向，孤僻而决绝。我开始频繁穿梭在各个工厂，我将我仅有的青春倾囊倒尽，搏取厂牌上一个又一个职务，烤漆帐务员、制造经理助理、内刊编辑、文化专员、培训企宣课长……这些职务并不高，却将我带入了那一张细致而神秘的网中。无数个夜晚，我一边闻着它们吞噬青春后残留的味道，一边不停地解读，把玩，并摸到了它们的密钥。

我必须承认，和那个矮个子、一双罗圈腿的组长，还有那个内分泌失调一脸雀斑的女人相比，我并没有高尚多少。

当我由烤漆帐务员提升为制造经理助理时，我的课长让我尽快物色一个接班人，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那还在流水线上挣扎的妹妹，她几乎每天要加班到深夜，尽管在一个工厂一个部门上班，但是我基本碰不到她。她分配在丝印房，那个低矮的小房间一天到晚散发着浓烈刺鼻的油墨味道，那不是一个久留之地。临末，他又给我推荐了一位人选，是烤漆课的现任物料员，大专生，很不错的一个小伙子，他说。我当即表示感激不尽。

几天后，我找来了那位小伙子，小伙子来自甘肃，典型的西北人，粗犷，憨厚，朴实。一番简单的面试后，我让他搬张椅子坐在我旁边，我现在要开始将我每天的工作交接给他。我先是噼哩啪啦地讲了一天琐碎不堪的工作，然后我开始演示生产报表的做法，以及如何处理ERP系统，我嘴上机关枪般地讲解着，两只手在键盘上飞舞，他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在心里掠过一丝冷笑，想轻易扎根生存，没那么容易。

请原谅我的那点私心，或许，更应该原谅我内心深处的记恨。原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当初我从流水线上调到办公室做帐务员时的情形，那天，我的前一任帐务员，一个东北女孩，她也是这样和我交接的。

第三天上午，小伙子挠着头皮，一脸愧疚地提出他还是比较适合在车间做物料员，拉他的拖车。我当即给课长汇报了此事，并适时地和课长提到我的妹妹，她也在烤漆课，中专毕业，学的计算机专业，看能否让她一试。

妹妹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接递了我的位置。在工厂再遇到那位西北小伙时，远远地，他仍会主动和我打招呼，我的眼睛却再也不敢直视他。

当市场经理问我谁更适合做他助理时，我分析得很周到：阿芳，本身做了两年文员，经验方面不错，但我觉得她做事不够主动积极，而且性格不够开朗。相反，阿娟，她才进办公室不到一年，但她很灵活，聪明，学习新事物很快上手，而且她擅于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我觉得阿娟做您的助理更适合，当然，最终选择权在您。最后，市场经理毫无悬念地选择了阿娟。其实，我没说完的是阿娟和我私下交情很好，我们走得很近，这个女孩子我更喜欢。她当初调到办公室也是我一眼相中的。

当我将从老家来的表姐带到工厂门口，那个刚有了身孕，负责招聘的女人，满脸客气地说：“现在品保部正招OQC，那里工作比车间轻松多了，要不让她去试一下吧。”“随便吧，你安排就行。”两天后，我的表姐坐在了仓库隔壁的品保部。

我越来越像一条鱼儿，在这张绵密而神秘的网里，游刃有余，没事吐个小泡泡。我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忘乎所以。然而，那天，只一个眼神又将我逐回到了那个早晨。

兼任公司内刊主编的我想在第10期策划一个研发专栏，通过对研发总监的访谈，展示工厂的研发水平及创新能力。当我拿着采访提纲找到我们的研发总监沟通时，只见他坐在电脑前头也不抬地处理着他的事情，当我不亢不卑地谈及这个策划时，他终于抬起了眼皮，他抬起眼皮的眼睛并没有转向我，而是扫了一眼我的厂牌，然后，不无鄙夷地说道：“一天到晚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做这些？”我直愣愣地站在那里，我仿佛又被逐回到了那个早晨。

这个号称在电子行业有着三十多年经验，被老板以高薪从台湾聘请的研发总监，他用另一种方式凌辱了我。

我拿起套在脖子上的纤薄厂牌，职务一栏写着培训企宣课长，这是我的第几张厂牌呢，我已经有些记不清了，但这张厂牌无疑是单薄的，卑微的，散发着轻浅、卑微的气息。

要进入那片生活区，是需要经过两道由保安24小时坚守的大门，那三名歹徒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了三张厂牌，在一天凌晨两点钟，混进了生活区的一栋宿舍楼。凌晨两点的宿舍楼一片死寂，三名歹徒鬼鬼祟祟摸黑进到了二楼靠楼梯的一间宿舍，那间宿舍那晚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员都去上夜班了，毫无疑问，他成了三名歹徒洗劫的对象。正在睡梦中的他突然被一把冰凉的尖刀抵住了脖子，手无寸铁的他毫无还手之力，他顺从地掏出了手机、储蓄卡，还有仅有的50元现金。如果那三名歹徒不得寸进尺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与此相反，三名歹徒在劫持财物的同时，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地危胁，恐吓，抵毁，嘲讽。当一个人被不断地逼向死角时，他会本领地选择反抗，而一旦反抗必然是拼死一搏，不顾一切的。他趁三名歹徒中的一名去取款，另一名歹徒松懈时，他一把将身旁那名歹徒手上长约30厘米的尖刀夺了过来，最后，这个非常斯文、戴个眼镜、身高不到170CM、有些瘦弱的男孩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死相搏，最终那三名歹徒一死一伤一逃，但无一逃脱。

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才得知的。那栋宿舍楼是我们每天上下班途经的，那天早晨，那间宿舍前被围上了警界线，我没有见到那个男孩子，我只听那保安说他拿刀的双手在颤抖，他不停地说你们一定要保护我。

只有那一次，我目睹了一张厂牌背后潜藏的爆发力，震撼无比。

“明天办手续时记得带上你的厂牌找我。”离职前一天，人力资源部的小姐提醒道。进入一家工厂是从一个厂牌开始，结束也是从那张厂牌开始。离职那天，厂牌被人力资源部收回，一同收回的还有那个职务。被收回去的那张厂牌没有太大变化，唯有厂牌中那张照片失却了原本的颜色，黯淡，无光，还有一两处不知什么时候留下的斑点，蒙上了无法掩饰的沧桑。

办厂牌拿身份证干嘛

东莞工厂要我的身份证照片,说是入公安系统,（公安系统里本来就有每个人的身份资料），这样合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