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黄四郎被炸死「让子弹飞打倒反派黄四郎老百姓就能安乐了」

文/徐飞

电影《让子弹飞》被很多粉丝奉为神剧，但这部戏总让人感觉看了很多遍也没看懂。

譬如，电影里最大的反派黄四郎。

明面上他是鹅城实际上的统治者，“南国一霸”的最终结局，他的家产被鹅城人民瓜分殆尽，他的尊严被自己的下属武举人等践踏破碎，《让子弹飞》让鹅城的老百姓出了一口多年被欺压的怨气。

但是，没有了黄四郎这个土豪劣绅，鹅城的未来就会更好吗？

（黄四郎）

《让子弹飞》的故事设定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1916-1928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通常被称为“军阀时期”。

许多人被洗脑，总觉得大分裂时期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这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了，应该丢回到北洋时期，大大小小的军阀忙着抢地盘、争地盘，为所欲为，才不管你老百姓的死活。

《让子弹飞》里，马邦德说鹅城的税收已经被前几任县长收到90年后了，老百姓没有油水可以榨了。

这很荒诞，却不夸张。

以税收为例，1912年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第十九条中规定：“参议院的职权包括议决一切法律案，临时政府的预算、决算，全国的税法、币制和度量衡的准则，公债的募集和国库有负担的契约等”。

此后，1914年袁世凯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约法》，以及1923年曹锟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都规定“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经过参议院的批准，就可以在当地肆意征税，完全无视中央政府的权威。

当时，地方政府的税收基本都来自田赋，有些军阀就大为提前征收田赋，如四川梓桐县，在1926年已被地方军阀预征到1957年，预征达30年以上。在四川军阀们的眼中，什么宪法不宪法的，“你那么大声武气地搞啥子嘛！我哪里不对了嘛！”

无法无天，就是“军阀时期”的政治现状。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提前征税的做法屡见不鲜。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朝廷以国用急需为理由，没有等秋粮成熟，就向民间田亩征收附加税，按青苗地每亩税钱15，又征地头钱每亩20，通称青苗钱。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江浙一带预借来年夏税绸绢之丰，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以后，向山西、陕西、河南等地预征田赋。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更是别出心裁，朝廷在太平军统治区收不到田赋，就改向其他省份预征，这种做法体现了官员们的创新思维。

不过，历朝历代朝廷提前征税的，都没有一个像近代“军阀时期”这么为所欲为、这么毫无顾忌、这么没皮没脸的。

02 暴力统治的延续

黄四郎说过，他只是个给刘都统跑腿的，而且还是仅仅是其中一条腿。

这个刘都统，是个西南地区的军阀头子。黄四郎在炸死之前，已经给他写了信，让他带兵来剿灭假县长张麻子。不出意外，刘都统三天后就会来到鹅城。

没有了黄四郎这个跑腿的，刘都统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再扶植一个跑腿的。这个新的跑腿的可以借着刘都统的武力，在鹅城作威作福，继续贩卖人口、贩卖鸦片、经营妓院·····

这就是“军阀时期”，中国人民所要面对的残酷而又悲凉的现实。

刘都统对于鹅城等地的统治，靠的不是威权，而是赤裸裸的暴力。黄四郎的爪牙之一武举人，就是一个横行县里，仗势欺人的恶霸，卖凉粉的小老板仅仅是不小心把他的衣服弄脏了，他就把人当皮球踢，踢得半死不活。

假县长张麻子要升堂替凉粉老板做主，凉粉老板反而说自己不冤，冤的是举人老爷，因为自己不小心撞到了他，打扰了他的兴致。

由此可见，鹅城百姓对黄四郎及其爪牙的恐惧感到了何等程度。

军阀们用暴力维持统治，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军阀组织有一个先天缺陷，就是它们没有一个系统的、先进的政治意识形态。

虽然某些军阀也试图回归儒家或朝向民族主义寻求合法性，但是这些意识形态要么是落后的丧失了政治认同，如儒家思想，要么它与军阀组织本身的能力和利益相冲突而被放弃，如民族主义。

总之，军阀组织几乎都没有系统的、一贯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军阀就无法获得有力的政治认同，也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因此，军阀只能靠赤裸裸的暴力来让老百姓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所以，当张麻子号召全城的老百姓跟着他一起打倒黄四郎时，没有一个人敢露头。

后来，张麻子把黄四郎的替身当街斩首示众，让老百姓都以为黄四郎被自己抓来杀掉了，大家才敢跟着张麻子冲进黄四郎的家，一通乱抢。因为黄四郎确实在自己眼前被杀掉了，人们内心里对黄四郎的恐惧感也就烟消云散。

另外，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他们也需要黄四郎。

“军阀时期”，有一支转战河南、安徽、陕西、甘肃的农民起义军，首领被称为“白狼”。冯玉祥当时奉命围剿“白狼”，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白狼”也好，冯玉祥也好，都是军阀，为什么一个军阀去打另一个军阀，能赢得百姓的民心呢？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白狼”军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根据地，是一股“流寇”，而冯玉祥则是驻扎在一个地方的“坐寇”。“流寇”抢完了就走，“坐寇”却会不断地要钱要粮，但“流寇”因为是一次性买卖，所以一定要全部抢光，而“坐寇”会考虑留下“会下金蛋的鹅”，就不会把老百姓抢的一干二净。

既然这个鹅现在是你的，你就会“保护”当地的百姓，不受其他土匪的掠夺。当然，百姓还得给你上贡，把自己的收成中很大一部分交给你，但至少，老百姓对自己每年的损失会有稳定的预期，于是，就会有一些动力扩大生产。

在《让子弹飞》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卖凉粉的老板尽管饱受黄四郎爪牙的欺负，但也一直在努力工作。

黄四郎也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城外的麻匪张麻子，虽然他的动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鸦片生意，但是从客观上，也能为鹅城带来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

也就是说，黄四郎给鹅城带来了一个基本的秩序，尽管这个秩序看起来青面獠牙。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说，人人都有“自我保全”的需要，倘若没有统治，每个人出于恐惧和自保，就有动力去摧毁或征服别人，结果就会导致“人与人的战争状态”。

他的推论是，与任何可能的统治相比，这种状态几乎都更糟糕，“这种人人互相为战的战争状态，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便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是不公道的。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可能存在。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

这样，“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所以，国家或利维坦的诞生就成为必要。

黄四郎的统治根本与现代文明相悖，但是对于弱小无助的鹅城人民来说，他们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不止是鹅城，在当时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就以湖南来说，军阀汤芗铭主政三年，人称“汤屠夫”，期间有五千至一万人因为政治因素被他处决。

汤芗铭被赶走之后，就连青年毛泽东都不得不感慨：“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以此为罪，非知其大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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