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对美的看法「看人|尼采不赞美博学他只赞美生命本身」

“尼采不赞美博学，

他只赞美生命本身”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眉毛是最后才变白的。当他的头发和胡须几乎全白，只留寸把长的一层的时候，他的双眉依然墨黑如炭，几乎和眼睛连在了一起。这不禁让我联想，当他还是克拉科夫的一个年轻学子的时候，他如何出神地盯着尼采的肖像，一看良久。尼采没有留下彩照，但没人会怀疑他的眉毛和胡须并不是那么黑的，在读《悲剧的诞生》的时候，亚当一定时不时地离开文字，去凝视尼采的容颜。

“我不能肯定，第一次读过《悲剧的诞生》这本艰深的书就真的理解了他，因为它要求的知识远远超过了我接受的教育。”亚当写道。这篇文章题为“尼采在克拉科夫”，亚当告诉读者，在共产东欧国家，尼采是和一些有亲纳粹倾向的作家、思想家，比如法国的塞利纳一起，遭官方贬斥为“法西斯的先驱”的。正规书店里当然禁售他的书，可只要稍微费点心思，就能在旧书店里买到，因此，读《悲剧的诞生》的他，并没有怀抱什么冒险的快感，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这个19世纪后半期奇特的德国人身上，放在他的文字和思想上。

他继续讲他的读书心得：

“尼采的悖论在于，作为一个在他的年代最会读书的欧洲人，他不赞美博学，他只赞美生命本身。”

但在这样一个精湛的洞察之后，他又说，自己并不清楚，他“是否真的把握到了尼采对于悲剧洞见的微妙之处，是否把握到那种令人绝望但又是令人愉快的对于我们脆弱存在的肯定”。

这不是谦虚，而是恪守年轻时那种诚恳、坚定的求真意志，也是忠于当年的事实。尼采在世纪末有巨大影响力，各路文艺先锋流派身上都打了他狂野的烙印，然而大战和战后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断了这个进程，以至于亚当说，他是“不幸属于在这个大陆的现代历史上受教育最差的一代里的一个读者（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亚当·扎加耶夫斯基，1945年生人，生在一战后归属波兰的历史文化名城利沃夫，可是才活到四个月大，他的父母就不得不举家加入西迁的波兰人大军（将帝国境内的小民族迁来迁去，是上世纪最强力的威权人物——希特勒和斯大林——都特别喜欢做的事），最后落脚在一个简陋的工业小城格利维策。

《两座城市》，扎加耶夫斯基著

亚当所描写的波兰社会，结合其他波兰著名作家，如切斯瓦夫·米沃什、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等人的相关文字一起看，可以说，其最大的特点并非暴政或恐怖，而是一种极端的刻板乏味，以及低效率（“新政权的一个致命缺陷是，”他写道，“一旦什么坏了，它就会一直坏着”）。这些特点带来的痛苦，似乎是可以忍受的，亚当从不曾抱怨什么，但更大的真相或许是，每当他想要抱怨什么的时候，他就把眼光放到更高的地方，一如荷尔德林的诗句所说，“树和儿童寻求在他们上面的事物”。

这就与他的父母相反了。在格利维策，父母时不时地谈论故乡利沃夫，他们，以及和他们经历相似的受迫的移民，用绵长的回忆织造出一个失乐园一般的故乡神话。亚当曾以一种很标准的诗人的敏感说，那些利沃夫的老居民，将乡土忠诚带进了坟墓，“经过战争和放逐后，他们紧紧抓住了老家剩下来的一切”；他们视自己为利沃夫记忆的捍卫者，能活多久，就捍卫它多久，捍卫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捍卫以它为背景的一个个故事。

但亚当不愿意这样做。他对利沃夫并无记忆，不愿意加入父辈的乡愁合唱里，只不过，由于父辈倾心地描绘故乡的美丽，他不由自主地对自己所居的城市——格利维策——产生持续的轻蔑。他把自己看作“第三类人“，既非定居者，又非移民，而是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游离于现实之外，不无愤激地说“从现实里，我只不过获取一些生活的必需品而已”，但又从不曾确信利沃夫是他真正的故乡，因为那个被父辈神化的地方，已在波兰进入红色时代之后彻底变了。

他正在培养自己的声音，这种需要，驱使他去给自己选定一个故乡。

在考上大学以后，他对自己前往就读的克拉科夫寄予了厚望。在《另一种美》这部风格独特的长篇散文中，亚当用一种纯粹闲谈的口吻，在貌似东一榔头西一锤子的话题中谈论克拉科夫，这座城市不是被他描绘出来的，而是以碑文拓印的方式，以粗细不一的笔触在纸上徐徐涂抹出来的，溢出城市种种景观的轮廓之外的部分，充满了他当时和眼下的所见所闻，所读所思，充满了智识上、审美上的心得和主张。说这部散文是对一座城市的一张真正的“拓片”，我想，不会有比之更为精确的比喻了。

《另一种美》，扎加耶夫斯基著

尼采正是他在克拉科夫接触到的，就如同在写作中时不时地回到尼采一样，在《另一种美》里，克拉科夫也是被他时不时地，往往是毫无征兆地提及的对象，而且一提到，他就焕发出一种与在提到尼采时显现出的同样巨大的论辩热情，措辞里有着满满的辩证，有着想任意抓一个在场者过来猛说一通的兴奋感。“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他写道，“它不算一个美丽的城市。明亮如文艺复兴，沉重如铅块。……克拉科夫的双重性：丑与美，沉重与明亮，恰恰适合于这样一个在建筑上总体没有什么规划的地方。”他又说，克拉科夫有一种避难所的气质，他给那些来自华沙的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避难所：“我看到的这个城市，一副苦相、一副紧张麻木的表情，如精神科病房一个穿着蓝条纹睡衣的人。”

在《另一种美》中展开的追忆，我很难用一些常用的词来形容：“动情”？不是的。”感人“？差得更远；“疏淡”庶几接近些，可是整体上看，亚当是在为他获得的这份疏淡的大气，而深深感谢克拉科夫。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参与到对这座城市的感谢里，无论是远亲寒酸的接济，还是对书籍、音乐、各种文化活动和城市氛围的充分浸入。就这样，亚当建立了对“第三故乡”的认同——头两个故乡都是“硬塞”给他的。

“C太太”是他多次提到的一个人。在克拉科夫，他住在这位夫人的家里，发现C太太身上有一种顽固的拒绝现实的态度，和他的父母如出一辙。尽管C太太不是贵族后代，她却拒绝去做厨卫工作，觉得那是“更高本质的毁灭”。亚当的描写既生动又不尖刻：“她给自己煎一只鸡蛋，或者炸一个肉排，那么，整个时代的尊严也许轰然倒塌了。”波兰人向有大民族沙文主义的民风，C太太当然觉得，生活在苏联集团里是一种耻辱。

然而同父辈的做法相反，亚当应对现实，靠的是诉诸“另一种美”。正如他自己的诗所写：“我们只能在另一种美里/找到慰藉，在别人的/音乐，别人的诗中。/救赎与他人同在，尽管/孤独贫农唱起来/像鸦片。”在亚当这里，“相信”是一种比“想象”更有力量、也更为明智的行为，只要相信伟大的东西的无形存在，而不必去像过去的天主教徒那样，用《圣经》教义问答里的语言，极尽夸张之能，去歌颂或描写那个伟大的东西。相信的前提是谦虚，也并非基督徒面对心目中的上帝的那种谦虚，而是“试着表达它们，至少向它们表达敬意”，与此同时，关注现实中所有低小的、细微的事物。

而尼采，与其说它是这“另一种美”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引领者之一。众所周知，尼采鼓吹“酒神”精神，在黑夜中、在暗处、在酒精的作用下迷醉、狂欢，对立于代表光明、崇高的“日神”精神。亚当说，他在读到关于酒神狂欢的本质时“全身颤抖”，“而且肯定不喜欢日神的一切东西……”然而，这样的好恶并不简单对应于站在“地下思想”的立场上反对波兰的现实，即便有这种对应，它也很快就被亚当独立的质疑给驱散了，因为尼采攻击了他喜欢的苏格拉底：

“我喜欢并崇敬苏格拉底；我很难相信希腊和欧洲文化的衰落是从他开始的。我记得，我是这么认为的，将这种衰落追溯到雅典，是多么势利的看法！”

可是，尼采的伟大，又是不容置疑的：“对于这样一位我所崇拜、认为具有超人力量和巨大智力的作家，有什么是不能原谅的呢？”亚当说，他必须暂时把尼采关于苏格拉底的令他不快的言论放在一边，而去集中理解他的思想——不，“理解”也不准确，“我完全不能肯定这是我的目标。”因为“我阅读尼采更多是为了灵感，为了强化，为了给火焰添加燃料。”

在这样的文字面前，我无法压抑心中的共鸣。我觉得亚当是我的同时代人，不仅因为他的阅读视野那么辽阔，从作家界的米沃什、布罗茨基、贡布洛维奇、纪德、布鲁诺·舒尔茨到思想界的西蒙娜·韦伊、埃里克·沃格林，尼采，所有这些我都熟悉如友邻的名字，更是因为他那种反复来回的究问、探寻：我究竟喜欢的是什么？这些人的作品，以怎样方式、以怎样的理由打动了我？进而，我的那些似乎天然的立场和倾向是从哪里来的，是被怎样的经历所塑造的？看亚当写尼采，我会想起另一些名字：索尔·贝娄，费尔南多·佩索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海明威。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同样经历了起落：我曾把佩索阿推荐给每个朋友，数年之后却发现他的文字苍白简陋，相反，对于贝娄，我虽一直喜欢，但这份喜欢里的各种质素的比重却总在变化，有时是对“一个人可以获得如此知性的自由度”的仰慕更多一些，有时候，则是对内心困惑的认同更多一些……

尼采的动人，在于他文本所包含的“能量”，他宣扬能量，这是他“思想的核心，甚至是风格的核心”，它对于像亚当这样年轻的和不太年轻的诗人而言，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精神营养，它太有用了，以至于读尼采的人都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他说得对吗？他对苏格拉底和基督教的判断难道正确吗？”当到究问达到了这一步，阅读与城市，古人与今人，故乡与异乡，一组组范畴都两两携起了手。可是他还要继续，他还要说：“离最初的青春岁月越远，我越是体验到一种感觉，尼采在随着我一起老去。”这话并不只有深情，它更包含了批判的意味，亚当说，随着自己年龄上升，他越来越无法忍受尼采晚期的那些作品，如《瞧！这个人》里的极端自恋，以及死后出版的《权力意志》的冷酷。

《捍卫热情》，扎加耶夫斯基著

“这是一个不同的尼采，不再像他最开始时那样敏捷、具有活力……那个作为艺术家的尼采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早期给他注入了巨大能量的尼采，那个崇尚“生命”的尼采，到了晚期时改变了“生命”的概念。“在早期著作里，它被一种诗性暗示的灵光包围，因而与一种快乐的、创造性的火花相似，”将维多利亚时代僵化陈腐的价值观，将那些“自以为是的学者建立起来的纸上宫殿”打得粉碎，可是，他后来的著作却具有了太多的讨伐性，太沉迷于与敌人的争斗，“变成了一把对付他的敌人的沉重的锤子”。

这里的关键词：诗性的灵光，快乐的、创造性的火花，都是亚当美学立场的宣示。在另一个地方，他提到了意大利诗人萨瓦多尔·夸西莫多，我高兴地发现，亚当与我有同感，即喜欢早期的夸西莫多，对他的后期诗作不感兴趣，早期的那些是充溢着灵光的，有“幽灵般的轻盈”，文字能让人迷路，到了后期却有了许多无味的思辨，亚当给出的解释是：夸西莫多选择“介入社会”，结果，他的诗也变了味道。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很认同，但我更加认同的，是亚当对自己的美学本位主义（他是不是也会认同米兰·昆德拉——这位顽固的美学本位主义者对《一九八四》的批判？）的界限的自觉认知。这表现在他对父母辈的态度上。为什么我能写诗，我能在克拉科夫找到“此心安处”呢？——那是因为，我没有真正体验过背井离乡的痛苦啊！而那些利沃夫的波兰老居民，他们根本无法“看向高处”，去抽离地、艺术化地书写，譬如说，他们对故乡的记忆，因为对他们来说，记忆是需要用一生去捍卫的东西，这样悲壮的事业容不下诗的轻盈。

亚当经常写到他的父亲，老人家是个工程师，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波兰民族主义者。有一次，老扎加耶夫斯基被记者问到，如何评价他儿子的诗歌，老人回答：“那些诗吧，夸张了一点点。”

得知父亲的回答时，亚当都笑了：“我不能不承认父亲说得没错。”艺术高于生活，但艺术也“扭曲”现实，漫长的一生在短短几十页小说里就讲完了，这简直是残忍；你正埋头加班，却被诗歌指点着去听“花开的声音”，这又有点可笑。可是，诗人就是要把万物变成隐喻的，就是必须相信，自己所使用的工具内在地就是神圣的，可以证明人具有超越现实的超验的一面。凡人将诗人看作“有话不能好好说”的一类，他们不懂这些以文字承载的热情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

但同时，一个像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这样的诗人，又乐于去玩味、欣赏凡人的只言片语，因为那些话，同诗的词语一样，都是他身在人之中并爱他们的方式。2017年他出了一部新的散文，书名就叫《一点点夸张》。

《一点点夸张》

我那么爱看他写尼采，因为我知道，那是他驻留青春、“捍卫热情”的方式——他从来不会在不提及任何对人、对书、对事物的体验的情况下书写克拉科夫。在亚当的另一部散文集《两座城市》里，我读到一篇题为“两本书”的文章，不出意外，其中一本是尼采的书。亚当再度为自己对尼采的激赏寻找合适的表达：尼采学习古典语言，他的老师渊博文雅，可他们却活在“小地方的凡俗”里，他们研究的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伟大的希腊罗马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可自己却循规蹈矩地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衣食住行里，拖着衰老而疲惫的身体，维持外表上的整洁体面。

热情依然翻涌，卷起更多的往事，更多的早年的热情，被尼采打倒的东西让他不住回想着六十年代的波兰，回想着他每次坐车离家、奔赴克拉科夫时的那种心情。他完全不喜欢格利维策，可他又体会着与家人依依惜别、父母一再嘱咐时的感动，尼采和其他所有的“另一种美”伴随着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从容不迫的诗人生命。就在2017年，他还发表了一首诗，名叫“和尼采的一次谈话”：

我想问你，什么是词？什么

是清晰，为什么世界如此沉重，

而词在一个世纪之后

依然在燃烧？

本文系原创

首发《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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