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一共多少公里（长城铸就北京民族交融交往的盛景）

两万多公里的长城连接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5个省、市、自治区。北京地区的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经过多个朝代的修缮后，明朝的修建奠定了今天北京长城的基本形态。

从山海关一路行西的长城，在天津蓟州区，经平谷的将军关进入北京市域，仿佛一弯明亮的新月，将北京北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与西部的门头沟等6个区串联。

和其他省份相比，北京境内的长城并不算长。573公里的北京长城甚至不足整个长城的二十分之一，但这并不算长的长城却是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

原因在于北京地区的长城直接拱卫京师的险要地位。历代王朝除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坚固的长城外，更在沿途密集地修建了城关，派出了大量的将士们驻守。

这些驻边的将士，世世代代在长城脚下繁衍生息，在守卫边关的同时，创造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

作为连接中原与北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要塞，长城孕育出了别具一格的特色文化，厚重、繁盛的京畿文化又滋养、反哺着长城文化，在丰富北京长城文化构成的同时，使其成为文明交融的集大成者。

在长城的一砖一瓦、一点一线中，在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中，见证着北京的发展变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代代相传。

长城铸就北京民族交融交往的盛景

在冷兵器时代的过去，长城的修筑意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入侵。战略地位险要的北京，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西周召公奭的子孙、以游牧为主的山戎部落、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奚族、女真等大量少数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辽金以后，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日益突显。

在历代王朝修筑长城的基础上，辽、金以及此后的明王朝，大力强化了北京长城的修缮。长城拱卫京师之势日渐生成。

人们或许会这样猜测，是因为长城一带战事繁多，才会导致历代王朝大兴土木，在这崇山峻岭间铸就钢铁一般的长城。

但当我们查阅古籍，行走在长城沿线的村落古堡时，却惊讶地发现，虽然这一带曾有过战争，却多是王朝更迭时的应势而生的局部战乱。

在修筑长城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长城沿线的民众与不同的政权，都默契地将长城视为彼此之间的界限，甚少发生战乱与冲突。

在怀柔，对长城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于书文老师告诉我们，“长城的修建，不只是为了抵御战乱，更表达着长城内外的人们对于和平的向往与共识”。

矗立在这山水之间的巍峨长城，不仅是守卫京师的屏障，区隔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界，更是长城内外各个民族共同认同的和平与安宁的象征。

物理空间上的长城将北疆与中原隔开，却也如同纽带一般，将长城内外的山山水水、村镇院落，和生活在这里的民众联系在了一起。

“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辽代时的经典，记录了长城沿线的风貌，长城以北，是广袤的辽阔草原，盛产着牛羊皮毛。长城以南，是富庶的农耕文明。

小麦、稻米，丝绸、茶叶、瓷器，各种物产通过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

过渡地带的长城，成为了南北方物资的集散之地。沿线的城堡、关口不仅是长城的重要节点，更成为沟通南北、物资交换的集散之地。古北口、岔道村、永宁城、黄花城、河防口、沿河城……

一个个因驻边而兴起的小镇，成为散布在长城沿线的边贸重镇。行走在古北口村狭长的石板路上，鳞次栉比、饱经风霜的商铺见证着这里昔日的繁华。

南来北往的商客为这边关小镇的富饶繁华吸引，定居在此的他们形塑了这里百家姓氏的恢宏大气。具有百年历史的清真古寺，是古村民众包容和谐的见证。

一个个边关重镇，如同万里长城上一颗颗闪耀的明珠，照耀着长城内外的边关要塞。

站在潮河边的姊妹楼上，长城在群山间绵延生长。青色的台地上，牧羊人挥动着长鞭，伴着星星点点的羊群，追赶着落日的余晖。远处是有着浓郁满族风情的巴克什营镇。

脚下是一大片密密麻麻、挂满果实的板栗林与核桃林。游牧与农耕的边界弥漫在这茂密的丛林间，成为北京长城独有的景观。

明朝以后，为了安定边关，朝廷在长城沿线修筑城堡，屯兵戍边。这些戍边的将士，在这山高密林间，种植了大量的板栗与核桃。

板栗、核桃不仅便于存储，果实的热量更能在寒冷的冬天里，给予将士们充足的补给。

大规模的板栗、核桃的持续种植及这一地区农业生产体系的持续稳定发展，在事实上表达着将士们弃战从耕的决心及对于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

围绕长城而生的果林经济带，在联结长城内外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同时，也与之形成相互包容与嵌入的姿态。正是华夏大地上多元文明的相互嵌入、共生繁荣，才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

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长城离不开沿线少数民族的参与和建构。

这种参与与建构，不仅表现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博弈，更体现为北方游牧民族依托长城，与历代王朝的互动中生出的对于长城、家国的认同与责任，并将这种认同、责任投入到长城的修建、驻守、维护和对家国安危的承担上。

唐代时，粟末靺羯人建立了渤海国。靺羯人南迁燕州，在今天的北京繁衍生息。唐朝末年，在遭遇战乱后，靺羯人沿怀沙河畔蜿蜒而上，最终定居在怀柔中部的平原与山水之地，将其命名为“渤海所”。

明弘治年间，随着十三陵与长城的修建，渤海所一带的地理位置日益重要。朝廷在这里修建渤海所城池，设立了渤海所，靺羯人的后裔和朝廷的将士们一道，担负起了“拱护陵京”的重任。

在渤海所村委会一侧的库房内，大量的石碑、石碾和出土的石狮子，见证着昔日不同民族在这里戍边驻守，保家卫国的盛影。

辽代时，其统治范围“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长城成为他们抵御南方政权的重要依靠。

此后的金王朝，在沿袭了辽代边界的同时，也继承了辽对于长城的认知。原本南方政权抵御游牧民族的长城，成为契丹人依靠的、防御宋王朝的天然屏障。

辽人、契丹人在开发、利用长城的同时，也表述、建构着他们认知、理解的长城。

也正是因为多元民族对于长城的参与、建构与开发，使得这跨越万里的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交融交往交流的象征，更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形塑了“长城内外皆故乡”的共有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