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何经常低估常见事件的危险程度,风险是特定危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不知从何时起，渔港滩涂、废弃矿洞，甚至泄洪沟等都成了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小众景区”。这些“野生网红景区”背后的安全隐忧难免引发公众质疑：每逢旅游季，各种“风险提示”，警示教育都不少，为何总有一些人轻易涉险？普通游客并无相应的户外和荒野经验，为何总会盲目去跟风“探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远不止发生在游玩之中。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对“风险”，我们可能知之甚少。某些风险被人们广泛认知和重视，而其他风险却被忽略。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深入社会内部，从人们的日常对话、采取的预防措施以及编造的借口中掇拾出常识性的风险观。

道格拉斯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危险往往被忽视。而在概率标尺的另一端，最罕见、低概率的危险也总是被淡化。将这些倾向放到一起来看，个体似乎切断了他对极有可能发生的风险的感知，这使他眼前的世界看上去比实际的更加安全；同时，个体也切断了他对低概率风险的兴趣，遥远的危险随之消失不见。

道格拉斯是最早对工业社会风险感兴趣的人类学家之一，她的框架名为“文化理论”，解释了人们为何害怕不同的风险，并将他们的行为与他们所属群体的文化联系起来。通过比较不同社会感知、归责风险的差异，道格拉斯在《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一书中解释了道德、政治等因素如何形塑风险，达成社会整合。她对当时的经济学、科学与心理学进行了批判，认为鼓吹现代风险识别的技术中立性，实则撼动了风险作为理解和处理危险事物方式的存在本身。

随着风险感知研究这一特定学科的发展，风险的定义自然也备受争议。什么是合理的风险？什么是可接受的风险等级？公众惧怕风险吗？普罗大众对风险的认知是否与专家存在差异？如何减少风险？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道格拉斯提出“风险认知的文化理论”，认为人们对危险的抱怨不应该被视为表面问题。

以下内容选自《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英]玛丽·道格拉斯 著，熊畅 译，薄荷实验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

个体会高估某些类型的风险，低估其他类型的风险

尽管有相当多的民意调查和其他研究曾论证过公众的风险意识，然而结果几无定论。其中评论最一致的是米切尔为未来资源所做的调查。据其调查，1974年至1976年，环保游说群体与其他人群略有不同，他们年龄更小，收入、教育水平及职业地位更高。此外，环保组织成员（只占大众中一小部分）要比群体规模更大的环保支持者在这些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此外，在反核能运动中，女性支持者远比男性支持者更为尽心尽力。《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81年的民调也发现，环保团体具有如下特点：年轻的城市居民和生活在东西海岸的人。民调没有发现收入、教育、种族、党派认同或意识形态等因素会对环境政策的支持产生显著的影响。

也有若干研究者曾论及公众认识风险的局限性：个体会高估某些类型的风险，低估其他类型的风险，其中并无规律可循，而公众则倾向于高估某些罕见事件的危险，低估常见事件的危险。面对熟悉的情况，个体对风险所做的大致估量与真实情况非常接近。此外，个体往往对受自身行为影响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

电影《全球风暴》（2017）剧照。

20世纪60年代，批判运动如野火燎原，在反对核废料和化学废料、反对石棉工人未得到正当防护以及反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欧洲和日本均有类似运动，在美国该运动更是成效斐然，甚至成功阻挡了核能发展的步伐。卡斯玻森写道：“当前正是决定核能前景的关键时刻。假如在未来几年内，我们不能为放射性废料问题找到一个可以让社会接受，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在美国和其他众多国家，核能在能源制造业中的发展将有可能陷于停滞。”阿尔文·温伯格为他认为正处于危机当中的工业领域辩护，他倡议用研究和教育为第二个核时代到来做准备——他认为第一个核时代在美国、瑞典、奥地利、挪威和丹麦等地已宣告终结。不过，在其他地方，核能行业依旧蓬勃发展。

困惑的核能界想知道为什么他们陷入了如此不受欢迎的境地。对他们而言，问题在于，公众对实际危险的夸大的感知与科学事实之间存在可悲的差异。而另一方面，在那些不愿置身事外的公众身上，也有别样可悲的差异，即安全性也被对方夸大了。

为回应这些重要问题，新的风险感知分支学科应运而生。它由三个不同的学科组成：（1）工程学方法，其研究范围从风险分析延伸到风险感知分析；（2）生态学方法；（3）认知科学方法。然而，各个学科都只是把一小部分传统方法迁移到了新的研究领域，其理论固然缜密，在社会思想方面却仍属幼稚。

风险评估的量化方法具有高度的可操纵性

在工程学贡献的假定里，公众是由孤立且独立的个体所组成的，这些个体天生的行为就类似于工程师：他们渴望知晓事实，一旦事实被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们就会相信提案的安全性或风险性。公众将被告知日常穿马路或驾车时所需担负的风险多少才属正常，以及若是在周边设置核电站将会带来多少额外的危险。风险有时候是按照折损正常预期寿命的天数或分钟数，又或是按数百万人群中的百分数来计算，并利用图表展示的。正所谓，知命不忧。

工程师们对社会科学感到不耐烦。用于风险识别与评估技术的方法无疑可以被扩展到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问题上。“风险–收益”是诠释社会价值当代共识的一种方法。斯塔尔（Starr）向经济学借来了“显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一词，透过诸多活动追踪当下的风险分布，声称这样就证明了被容忍的活动可以看作容忍度的统计分布。他第一次实践就产生了一些有趣的概念：（1）可接受限度：风险的可接受性在一定范围内随收益的增加而增加；（2）风险的自然水平：公众似乎并不理会低于自然危害水平的风险；（3）自愿承担的风险可能远远超过疾病的自然水平，但非自愿承担的风险就很少如此；（4）长期风险与灾难性风险的差异。这篇颇具开创性的论文设定了讨论风险感知的初始条件，引发了关于数据如何支持统计分析的争议。

电影《末日崩塌》（2015）剧照。

也有一些人探讨“了解一项技术的死亡率与自然危害水平之间的高下，是否会对公众态度产生影响”等问题。对很多人来说，诸如“住在核电站附近每年产生的风险，相当于汽车多行驶三英里产生的风险”这一类的说法似乎很可笑，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考虑这两项技术本质上具有的重要差异。同时，很少见到有人探讨个体是否曾将“风险”这个抽象、复合的概念纳入承担风险的考量，也很少见到有人关心风险在各个社会类别间的分布不均匀。斯塔尔深信，不让少数人的意愿压倒多数人才是重要的。对他研究的公正评述，可参见斯洛维奇、费斯科霍夫和利希滕斯坦的著作。

风险评估的量化方法具有高度的可操纵性——这一点可谓众所周知——以至于它失去了使用者力图获得的权威和客观性。正因如此，在机构内法规联络小组（IRLG，Interagency Regulatory Liaison Group）的风险评估审议中，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对量化风险（至少在工作场所的致癌物方面）采取了强硬且坚定的立场。任何读过赛尔夫著作的人，都能从中看到罗斯基尔委员会（Roskill Commission）为伦敦第三机场选址精心制作的成本–收益分析里，诺曼式教堂的价值评估包含了几多幻想（fantasy），也就会理解为何自1970年起，效益费用分析（CBA，Cost-Benefit Analysis）被应用于大规模社会问题，结果在英国陷入了声名狼藉的惨痛境地。对斯塔尔方法的批判是早期风险感知研究中一项统一的主题。

这个结果没有消除公众的恐惧，反而掀起了一系列强烈的谴责，控诉这些方法既无关宏旨，又毫不准确。

公众对戏剧性事件或者轻微事件的反应各不相同

生态学的研究始于怀特的洪水灾害研究。自此以后，对风险状况（risk situations）的分析和对理论的批判源源不断，尤其是克拉克大学技术、环境与发展中心所做的努力。其中诸多发人深省的出版物，特别是《环境》杂志，探讨了大量事实、阐释与伦理方面的核心议题，提升了技术风险的公众辩论水平。就风险感知而言，除了风险响应生态模型（ecological model of risk response），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根据这一序列模型（sequential model），不同分区的公众（就像不同地带的植物和昆虫群落）要经历生命发展周期的各个阶段，依次遭遇并适应各种危险。这种方法小心翼翼地将风险（risk）与危险（hazard）这两个术语区分开来。事实上，术语的转变有助于弥合植物生态学与人类生态学间的差异，因为生存要素在前者中可以说是对危险的反应，尽管它们（根据定义）并不像理性人那样去计算风险。

此外，合理地说，评估事件的组合概率（combined probabilities）及其后果的严重性有着过于专业的计算形式，无助于思考普通人的感知问题。而这种方法追踪了信息或经验是如何改变人们的观点，并构建起与信息相联系的流行病学模型，以及包含危险经验的发展模型的。危险已经根据它们的感知特征被整理和分类。公众对戏剧性事件或者轻微事件的反应各不相同，诸如造成数百人死亡的突发性灾害，或是长年累增至数十万人的那种长期、缓慢的灾难性过程，这塑造了事件的风险特征的不同侧影，使人们能够比较自己感知到的危险与实际危险。

电影《末日崩塌》（2015）剧照。

托里认为所谓人类生态学实际鲜少关注人类。在《环境也是灾害》的书评里，他对整本书提出了若干尖锐的批评。对怀特那让社会和文化组织保持恒定的访谈协议，他表示：“然而，在维护自身世界的安全问题上，个体做了什么或者自称做了什么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包括他们的社会地位、文化素养水平、获取贷款的来源（比如那些嵌入亲属关系网络中的）、技术专长、资产的规模和多样性、就业选择、家庭劳动力需求、志愿组织的成员资格、资本生产能力，以及对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习俗的承诺。

因此，要是调查设计没有考虑文化限定的范畴，那么分析单元就仅仅只是个体的集合而非社会的样本……相应地，‘否认风险’、‘降低风险’或者任何能串连起这些研究方法的其他说法（rubric），都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解释罢了……标签不仅不构成解释，对理解个体的调适过程也无甚增益。人们想知道，譬如应对方式的选择是如何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婚姻状况、性格特质、财富和智力的：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为什么组合它们的权重因社会或者不同危险的类型而异……共同体的制度和价值观，决定性地制约着人类面对自然干扰的脆弱性，它们阐明了个体与国家如何调适——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生态学方法中，危险被视为自变量，而人们对它的反应则被视为因变量。如果我们认定危险的概念并非独立变量，那么植物与人类之间的相似之处就会削弱。人们作为感知研究的对象，生活在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概念建构的世界中：这些概念中包括什么是危险。

人类学家在书写部落文化时被迫明确地区分分析者模式和置身其中的行动者模式。行动者模式只涵盖该部落与世界有关的理论。而站在部落文化之外的调查者则是在观察行动者如何划分原因与结果间的界限。比较不同文化的这些界限能揭示行动者模式的偏见之处。

正如两份重要的早期风险可接受性调查显示的那样，如果研究者仅仅只在行动者模式下开展工作，那就会招致文化偏见。尽管著作题为“可接受的风险”，罗伦斯（Lowrance）却鲜少谈及“是什么使风险可接受”，并认为风险概率是客观的。罗韦（Rowe）列举了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自斯塔尔1969年提出之后几乎就成了标准），他区分了受害者和受益者立场，也区别了人们对控制的预期、对风险自愿与非自愿的接受，以及对感知各类风险的大小和可见性的不同影响。他没有意识到，如果认为文化是一个可变因素，就不能说人类社会普遍厌恶风险，因为许多文化恰恰在要求人们去寻求风险。罗韦暗示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之间的界限毋庸置疑。

菲利普·斯罗德却争辩道，政策制定者和无数社会科学家都表现出了同一种文化偏见，总是假定风险规避普遍存在，这种偏见可以由以下四点诠释：（a）以最糟糕但貌似合理的情况去评估风险和收益；（b）风险和收益的边际评估（marginal evaluation）；（c）使用自愿与非自愿风险间现存的区别；（d）低估未来收益。

将危险定义为“公认的死亡原因或损失原因”——无论这原因是技术性的还是自然的——都始终处于对原因的文化定义之内。除了中规中矩地视感知为某种可改进的事物，这里没有为它留下考虑的余地；所有重点都落在了自然原因与其他原因间的差异上。

“危险，从定义来看，是种人类现象”

自然原因与人为原因之间的界限总是在分配责任的社会过程中不断被划定。这一界限也因此永远处于争议之中，波澜起伏、毫不稳定，反映着当前的文化偏见。首席法官罗斯·伊丽莎白·伯德（Rose Elizabeth Bird）最近抗议说，面对允许土地所有者“仅仅对大自然放任自流”就能逃避所有责任的规则，“我们应当摒弃人为条件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区别……因为这规则蕴含着不公”。正是基于这种规则，马布里一家拥有土地的公司以不能对所有自然灾害负责为由，拒绝承担山体滑坡损毁房屋的责任。“正如上帝之作为与人类之作为于概念上是相互结合的，意图、意外与事件之间的这些区别也是如此”。伯顿、凯茨和怀特一直认为“危险，从定义来看，是种人类现象”。费斯科霍夫等人也如此认为，不过，这么说可比将它考虑进后续分析中要容易得多。

即使危险被定义为“无力应对的事情”，这也仍然是处于行动者模式下。不过这个定义至少将物理原因和物理后果这二者与理性主体的应对能力衔接起来。这更接近感知理论，因为它允许从关于应对手段的预期中，生发出危险性的质（quality），况且，对思考风险可接受性来说，感知理论是必需的。

电影《巨齿鲨》（2018）剧照。

强调应对能力伴随着对风险管理的不同假设。克拉克（Clark）认为，要想实现有效的风险管理，就必须设法提高容错能力，从而提高承担生产性风险的能力，而不是假定风险得到普遍降低就是理想情况。将重点重新转向应对能力，有助于我们理解风险感知的社会学与文化层面。

这么说似乎有些道理：知觉主体主要关心的是应对行为是否可行、是否存在困难或者不可能之处。只有当信息被相称的感知者编码和诠释后，感知才有存在的余地。（经济学家常常把信息说成一种活跃的因素（agent），它流动，产生影响，在传播的途中迷失或者堵塞、停滞，为一些人所拥有而为另一些人所缺失。）这类惯常的说法与18世纪的感知理论遥相呼应，在后者看来，感觉印象（sense impressions）冲击感知者的头脑，就像明亮的光线刺激眼睛的视网膜。然而，除非信息以某种方式被感知者看到并进行编码，否则它根本无法成为信息。

认知科学有主导风险感知的趋势，它的假设和心理测量方法已经拓展到整个领域。这意味着，从技术角度看，分支学科中最复杂的工作都是在理性行为理论的普遍支持下完成的，自然也就认可该理论的公理和限制性假设。虽然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最初出现在不同作者名下，但它们有逐渐汇集之势——开创性工作开始由来自不同背景的专家合作完成。

当一门业已确立的学科触及新的领域，它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变化：有时是一项经验法则转移，有时只是一个隐喻式的迁移。当工程师们将常规的工作方法用于风险的公众接受问题上时，他们等于做出了一项大胆的飞跃。在他们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大多源于对隐喻的转换缺乏充分认识。机器“容忍”物理性劳损与人类容忍侮辱或者逆境，二者的含义并不相同；“风险负载”（risk load）和“压力”一类的概念也是如此。不过，工程师们的做法也不只是一种外在的修辞，因为它仍然忠实于工程学的常规做法——在那里，“容忍”是作为“不出故障”显现的。无论是合计桥梁的总应力还是人体显示出的承受能力，他们都没有在方法上有所区分。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下文将重申原因。

相比之下，那些转战风险感知的生物学家遇到的是相反的困难，他们已经把自己大部分理论装备抛诸脑后。没有生态系统，生态学家能做什么？没有资源限制，生态系统又会是怎样的存在？这些生物学家用粗略的概念理解感知，就好像问题是存在哪些风险，而不是从既存的风险中选择出某种模式。模式的特性并不会强迫自己进入感知者的视野。因此，风险感知的重要问题永远无法通过盘点事件的物理特征、损害程度、突发性或者持续时间来分析。

原文作者/[英]玛丽·道格拉斯

摘编/安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