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于哪里,汉字的智慧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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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卜骨的卜问内容涉及祭祀、田猎、天象等方面。刻辞书风雄健，气韵宏大，字大体端，笔画遒劲，是商代晚期甲骨刻辞中的珍品。
从她产生的那一刻起，汉字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尽管饱经沧桑，却能同舟共济，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数量众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定非汉字莫属。这不仅因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更是因为汉字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片卜骨的卜问内容涉及祭祀、田猎、天象等方面。刻辞书风雄健，气韵宏大，字大体端，笔画遒劲，是商代晚期甲骨刻辞中的珍品。
从她产生的那一刻起，汉字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尽管饱经沧桑，却能同舟共济，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
△西汉“海内皆臣砖”内有阳文篆书“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是对汉时政治、经济、民生状况的颂扬之辞。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国度。早在西周时期，汉字就被作为“六艺”之一，列为宫廷初级教育的必修科目。秦始皇统一中国，将“书同文”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之一。东汉时期，许慎更是在《说文解字·序》中提出了“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论断。汉代还将能否掌握并规范书写足够数量的汉字，作为选官取仕的重要标准。三国时期的魏石经，大唐盛世的开成石经，也都体现了古人对汉字的尊崇。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大凡盛世，无不将文字作为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即使在民间，也早已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汉字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神圣地位，是她得以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行书李颀诗卷》明代天启四年，时年70的董其昌录唐代李颀的两首长诗于白麻纸。董氏用笔圆润精妙，充分发挥了笔锋在运动中提按停驻的丰富变化，因势利导，铸就行云流水般自然之势。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与所记录的汉语的高度适切性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评价说：“中国不废除自己特殊的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和顽固的保守性。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
△唐开元通宝最初的钱文是由欧阳询制词及书写，其字体在篆隶之间，称为“八分隶书”。
首先，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特别先秦两汉更是如此。汉字一字一个音节的特点，正与汉语词汇的这种特点相适应，从而形成了字词之间清晰的对应关系。虽然汉语词汇后来逐渐走上了复音化道路，但这种字词对应关系仍是整个汉语词汇系统的根基。
其次，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方言分歧就极为复杂。早在《论语》中就已出现“雅言”一词，指的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孟子曾嘲笑楚国的许行说话像伯劳鸟叫，还发过“若使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的议论。如此严重的方言分歧，如采用直接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必将导致不同方言区文字的分裂，并最终导致文化的分裂。而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并不具备精确的表音功能，这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文字的统一，有利于维护文化的统一，进而维护国家的统一。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与中华文化的融通性
汉字的表意特点，使她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相互融通，神合意随。特别是早期汉字，直观形象，生动多姿，与以写意为特点的中国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就特别强调了汉字与绘画同出一源：“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
”
书画同源的事实，决定了早期汉字的写意特征。如甲骨文的“象”字，长着长鼻子和健壮身躯，惟妙惟肖，充满灵动之美。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
汉字优美的写意性形体，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书法艺术。从甲骨文到楷书，每一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构成了汉字历史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因为拥有与中华文化元素高度切合的特点，汉字才能有机地融入中华文化的系统之中，与中华文化的众多元素之间建立起密切的依存关系。
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她自身系统的不断调适和完善
一种文字能否长期充当全民的交际工具，关键在于这种文字能否有效满足社会和语言发展的需求。语言中词汇越来越丰富，这就要求文字一定要具有能产机制，文字的字符数量能随之增加；社会发展中需要记录的事务日渐繁多，这就要求文字越来越方便书写，以有效提高记事速度。汉字发展的总体方向，恰恰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重要需求。
△较早产生的汉字多为象形字
较早产生的汉字多为象形字，个性化很强，数量也相当有限。尽管人们后来摸索出用两个或几个象形字组合造字的会意方法，也仍然无法满足语言日渐丰富的需求。如果解决不了能产性的问题，汉字很可能像其他几大古文字一样，转而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
但充满智慧的中国先民们，在早期朴素辩证哲学的启发下，运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理念，将一元化的象形方法转化为二元化的形声机制，产生了由形符和声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这种音义结合的构形方式，因其很大的优越性、区别性、能产性和系统性被广泛应用，也使汉字的长期生存成为可能。
△“水”字的发展
在书写方面，汉字由早期的整体象形性，到小篆的完全线条化，再到隶楷的彻底笔画化，一直朝着方便书写的方向进行系统性调整，有效满足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特别是计算机问世以来，汉字又通过形码和音码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决了电脑输入和呈现的问题，粉碎了“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的预言。
汉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几千年来一直支撑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就如同运载火箭一样，助推中华文化飞跃一个又一个新高度。而且，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使得其形体内部蕴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一个个字符，就如同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传递着来自古代社会的音讯，描绘着中华文化发展演化的历史轨迹。
例如，“男”字在甲骨文中就是由“田”和“力”两部分构成的，而“力”的甲骨文字形作，像一种最原始的耕地农具之形。这说明，在造“男”字的时候，中国已进入农业社会。而同样是象形文字的古埃及的“男”字写作，像一个男子单膝跪地引弓射箭之形，说明当时的埃及仍处在田猎时代。汉字和古埃及文字各自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因而也就必然打上各自民族文化的烙印。
△“男”的演变
再如，和谐的“和”，也就是后来的“龢”字：左边是用竹管编制的笙一类的乐器，右边是禾苗的禾。禾苗需得阴阳六气之正，才能顺利生长，体现了自然的和谐；乐器最重要的是音声相和，是宫商角徵羽的绝佳配合，这是人文的和谐。一个“龢”字，透露出古人综合全面的和谐观，是社会和谐和自然和谐的完美结合。
△“和”的演变
这些汉字构形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比最早的文献中所记述的还要早得多，是我们所能探知的古人思想观念的最早期状态。汉字构形的这种文化考古功能，更加深了汉字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密切程度。
汉字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不仅给汉民族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也在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0多个民族或者直接借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或者仿照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如壮文、白文、苗文等就是完全根据汉字的偏旁部件和造字结构来创制文字的。
汉字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汉字陆续远播于周边国家，对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文字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覆盖东亚、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汉字文化圈”。
在当代，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提升和中华文化的快速传播，汉字正以其非凡的活力，健步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汉字的哲学内涵
这个题目太大了，可以写一篇专著了。古代的汉字学，古人称之为小学，和孔子的《大学》相对，古人认为经天纬地、经世济用才是大的学问，文字之学是末流，故称小学。这小学包括说文、训诂两部分。说文即解字。训、申也，诂、直也，训诂合起来就是解释校正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这训诂也包含了对于文字沿革的研究。
现代汉字学不太了解，我可以从网上摘录一些：“可见，学习现代汉字学，其意义远不止于认识当代汉字的面貌，和正确使用汉字这一点，通过当代汉字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学到更多的研究汉字的方法。”。
古代汉字学与现代汉字学的区别与联系：现代汉字学，是汉语专题课程的一部分内容，是从“现代汉语”课程中“文字”的部分内容抽出来并扩展开的，研究的是汉字而且是现代汉字，确切一点说研究的是当代汉字的基本状况及运用问题，是从微观角度研究汉字的一些情况。它不同于我们一般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汉字学。传统汉字学是语文学的一部分，如同传统的语言学一样，传统的文字学是没有独立地位的，是经学的附庸，它不解决汉字的现实运用问题，只是解决古代典籍、文献的解释问题，由于受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古代的文字学家们不会去研究动态的汉字，不可能去研究汉字的字频、分级定量等汉字的现实使用问题，而现代汉字学研究汉字的现状，着重于研究解决文字的现实运用，解决文字运用的规范化问题，这是信息化时代赋予文字学的使命，因此我们把现代汉字学定位为新时代的新语文。
学习古汉字对学习现代汉字的影响：这个文字也有沿革，比如诗经里面的“雨雪其旁”，这个“旁”是形容大的意思，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看《说文解字》，还是《说文解字注》的时候，是许慎还是段玉裁说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说这个旁什么时候又有了旁边的意思呢，他们也搞不清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现代人所使用的许多成语、许多用词都保留了古字的原义。比如，我记得原来某篇报道里面报道过的，说什么考试来着，其中有个词“馈线”，问这个“馈”是什么意思，结果好多专家教授都没答上来。
不好意思，我去吃饭了，拜拜！ 要准确理解某些现在还在使用的词,必须懂得它们在古代汉语中的意义。
现代汉语词汇中有一部分是从古代沿用下来的古语词。
我们从一个错用古语词的例子谈起。
1985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第4版上有过这样一段话:“他那滔滔不绝的谈吐和表情丰富的姿态,使人不敢相信他已是九十二岁的古稀老人了。”这段话有什么错呢?徐凡同志在1986年1月21日《光明日报》的短文中指出:“古稀,指人七十岁,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诗句。至于九十二岁,早已超过古稀,应该按《礼记·曲礼》中所谓‘八十、九十日耄耋’的说法,称为‘耄耋之年’才妥”.
古人说话讲究辞令，写文章讲究文采，其中很有道理。
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十分中肯的意见。
一部《论语》，不但是儒家思想学问所在，其语言之精炼、优美、含蓄，堪称古文学典范。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也说：“言以文远。”大意是说，文章因有文采，才能流传千古。
这些，都说明了文采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不太重视文采，他们的笔下只有抽象的道理，缺少具体的形象；只有甲乙丙丁的描述，没有鲜明生动的论证，效果当然不会好。
常用词“肉”的基本意义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化，但是先秦汉语的“肉”义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肌”加入而专指人的肉，但“肉”依然是个泛称，仍可以用于指“人的肉”，并非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词义缩小为专指动物的肉。
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常用词的研究。
常用词的研究对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建立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型语文辞书尤其是断代辞典的编纂更有重要的作用。
下面的一段是有关这个方面话题的一篇文章，也许对你会有些启发~~~~
李国文 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盐城。1947年就读于南京国立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其中《月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及杂文、评论、传记作品多种。
《从“青年必读书”谈起》——李国文
1925年2月21日的《京报副刊》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对“青年必读书”征求意见的答复。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是距今已是七十年前的往事了。
或许如他在一篇《小杂感》里说的那样：“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那样，一石击起千层浪，他的这篇《京报副刊》上的答复，随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说到底，还是几年前那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的延续。
其实持非议观点的人，对先生所以愤激而极端的看法，并未完全理解。因为“五四”以后的文学革命，很难突破与旧体制、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言文，也就是通称之为古文的障碍，更遭受那些曾经阔气和正在阔气的复古主义者的强烈抵制。因此，鲁迅先生才大声疾呼：“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个抱着古文而死掉，一个舍掉古文而生存。”
所以，他本着“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一贯精神，对这张报纸提出来的“青年必读书”的问题，作出了这样一个矫枉过正的回答。这在古文仍在全国范围内占垄断地位的当时，鲁迅先生发出来的声音，是具有警醒意义的行为。
我生于1930年的上海，等我进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新文学运动已经波澜壮阔，至少在大城市里，在实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校里，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领域。以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我记不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唐诗、宋词，也记不得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韩、柳、欧、苏的文章，在白话文逐渐全方位进入文化领域的那时，即使选录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大概也是为数不多。因此，我才没留下什么印象，相反，那些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对我倒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受到的古文训练，不是从当时的语文课本而来。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的督促，环境的熏陶，从硬着头皮，死背硬记开始，渐渐发生兴趣，然后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志活到老，学到老的。
古汉语的命运，终究维系于辉煌的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因此，其生命力应该是不会衰竭的。我记得，三十年代，在离城市并不很远的乡村，也还有科举时代曾经盛行过的私塾，甚至到了五十年代了，在偏远地区，也有类似私塾的家学存在。
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经济负担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还有出于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思想的原因，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所谓洋学堂里读书。当时，城市的学校在农村人的眼里，除了能够识字的语文课外，那些常识、算术、英语、劳作、美术、音乐等课程，是没有什么用场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背诵有益的杂感，讲到这种古老的私塾教育，虽然其教学方式完全背离于时代，落伍于生活，但是，私塾的强调背诵，即使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我有一位居住在乡下的外祖父辈的前清秀才，入民国后，功名不成，便以塾师为业，在乡闾间，是颇著人望的一位老学究。他教过的学生，其出息者，有留洋，有当官，有领兵者；没有出息的，当然更多，不过，老人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
暑假期间，家长便让我回乡下去，在那里补习古文，好像我有这样一位斯文长辈，作为后生的我等，要是古文一窍不通，那么薪火相传，就要断磅在我们这一代似的。于是，我就坐在板凳上，读那些儒学的启蒙书籍。老人对我倒不严厉，别人背不出来，是要吃板子的，我背不出来，就例外豁免体罚了。
我说：“我不喜欢背。”
他说：“要学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须背得滚瓜烂熟。”
我问他：“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先讲课，你为什么不讲？只教识字，识了字以后就只是背书？”
他的回答，“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
后来，我读《红楼梦》第九回，贾宝玉上家塾，其父贾政讲的一番关于教育方法的话，倒是今古同源，如出一辙：“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讲明和背熟，其实是两回事，也许老先生好一口酒，晚年愈沉迷其中，精力有限，在他的私塾里，于是只有背熟一道，而无讲明之说。因此，也有家长持异议者，他的解释很简单，你愿意来念就念，不念请便，还挺拿大。横竖他那些留洋的，当官的，带兵的学生，是他最好的广告，从来不愁生源。我家不也利用暑假，要我到老人家这里开小灶，来打好古文基础吗！
很久很久以后，我也琢磨出来这位老秀才的见解，不无道理。对一个童稚气十足的孩子，给他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真是如让顽石点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但确如他所说，书背得多了，人长得大了，知识面也拓展了，还真是“就自然明白了”。
在多多益善的背诵中，达到融会贯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以此，我是有真切体会的。随便举一个例子，旧时坊间出版的感知，通常无标点，很难一口气连贯地读下来，这时已经上中学的我，曾经求教于老人，如何句读之法？他反问我，句读有法吗？我也相信确是无法，但无法之法，总是应该有的，他想了想，还是只有多背书这个法子，他说，书背得多了，也就自然明白哪里该顿，哪里该断了。
我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传》，在检阅大量资料时，发现这位文豪的童年，也是在背诵中开始他的文化积累的。看来，背诵不光中国有，外国也有。我记得凌叔华记辜鸿铭的文章中说，这位民国后还拖辫子的满清遗老，留洋归来，在北平当大学教授，能够一口气背诵出上千行的密尔顿《失乐园》。看来，背诵，启发智慧，增加修养，激发才华，加深记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篇短文在报纸发表出来，过了好些日子，收到副刊编辑转来的读者来信，信中说，现在儿童的学习负担，已经够重够重，有必要再增加背诵的古汉语课文吗？我很惭愧，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也不了解目前课文课本中，古文的成分究竟占多大比例，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在小学读书的学生，不了解现在语文背诵的情况。但我坚持短文中的观点，如果脑海里能记往这些古诗词，古人的文章学问，总比脑海里一片空白要好。
因为我深有体会，由于解放后的语文课本，在一度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下，古汉语的篇幅，在教科书里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这一时期在校学习，尔后成为作家的同行，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充实自己，仍然时不时要暴露出他们传统文化方面的相对弱势，出现完全不应出现的语文知识方面的硬伤。
所以，我主张语文教学中的背诵，从做学生开始，背诵我们这个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彩篇章，这样持之以恒，不仅令构成一生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你要是能背诵出一百首唐诗，比一首也背不出来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据科学家研究，人脑，只是不大的部分被使用着，更多的部位实际是在闲置着的。因此，强记硬背，是增强激活开发脑细胞的再好也没有的手段。更何况古汉语的音节，言简意赅，古汉语的语法，短句多，长句少，复合句更少，是最适宜于记忆和朗诵的。
在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出于与封建文化战斗的需要，建议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其实，他自己“还要翻翻中国书”，他更说：“我的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
经过了七十年时光的沉淀，经过了“文革”的虚无主义，经过对于传统文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总结，我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举世瞩目的发展中的大国，也是既拥有古老文明，同时又是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因此，以培养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学校教育中，以恢宏大气，兼收并蓄，凝聚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中会文明为编纂目标，那么，可琅琅上口地朗读、可一鼓作气地背诵的古汉语占相当篇幅的语文课本，肯定会对人才的培养，文明的建设，时代的进展，国力的增强作出贡献。
背诵，是学习中国语文，尤其是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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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优势十三个坚持是什么？
1，.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2.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3.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
4.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5.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6.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7.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8.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9.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0.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11.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12.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3.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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