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中看国风这才是国风的诗句,如何评价诗经国风

一、何谓“国风”？

“国风”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伟大文学源头——《诗经》。如果从音乐体制上来看，《诗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即“风”、“雅”、“颂”三部分。这三部分中，“风”主要指的是从周南、邵南、唐、卫、陈、豳等十五国地区采集而来的土风歌谣，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当时周朝封建制度下的分封国家，所以“风诗“也被称为“国风”。

就文学性而言，《诗经》内部三个部分的文学成就各不均等。“雅”是当时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相当于周天子的“歌单”，主要是用于各种典礼仪式和朝觐时候进行演唱、表演的官方乐曲。相当于“主旋律”，格调和气势自然是很高的，但是就艺术性而言则要比“国风”逊色很多了。

“颂诗”同样在艺术上要远逊于“国风”。“颂诗”主要是周王朝各种宗庙祭祀时期的演奏乐曲。从现存的诗歌来看，大部分都是歌颂祖先功业、歌功颂德之作，对于表现王朝建国和部分诸侯国的历史有一定意义，但是它同“雅诗”一样，属于当时士大夫和贵族公卿文士的作品，从表现现实的深刻性以及表达情感的丰富多样性来看，他都不如“国风”。

“十五国风”的汇集方式以采诗为主。对此汉代文人曾有过专门论述。班固在《汉书 食货志》中说：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而采诗的目的，是为了“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雅诗”、“颂诗”则是由专门的文人创作，通过献诗的渠道来送达于朝堂之上的。

二、“国风”意义

如果纯粹从“国风”一词的词源来看，我们今天在提倡“国风”，实际上就是在提倡一种中国长久以来失却掉的、却无比珍贵的民间文学、民间叙事、乃至于个人文学的渊源。

这是一种长久一来不被我们所重视的一方面，一个充满了个人情丝、个人情绪和纯粹世俗生活的广阔世界。它在近现代一些作家中时有见到，比如沈从文《边城》是西南边陲湘西世俗的世界；阿城的某些小说也具有和浓烈的乡土意识，是乡土世界的产物。

诗经中，相比于“雅诗”的醇厚雅正、“颂诗”的庄严肃穆，“国风”可能更为幽怨，更尖酸刻薄，更爱的痴狂、恨的撕心裂肺，更鲜活，也更贴近于人。

宏大叙事下，个人情丝的存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我们今天或许回归于“国风”精神，正是重新回归到这样一种可以直面人心中最真切、感人的情绪，最打动人心字眼的这样一种传统之中，它是《关雎》中“好逑”君子的“转转反侧”；是《硕人》中“手如柔夷、肤如凝脂”的美人；是《氓》中女子对情郎“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的深切思念，也是对变心之人的“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决绝痛恶！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风？

事实上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被压制束缚，究其原因，是由于儒家尤其是汉儒所遵循的一种“诗教”传统。他们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用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来解释《诗经》中的一切。

汉代《诗经》传之后世有四种，其中唯独只有东汉儒学大师郑玄作序的毛诗独行于世。毛诗开篇第一即在《关雎》下做《毛诗序》以用来阐明该诗所作之意图以及阐明了文学在社会、政治上的功用。

不得不说，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也是文论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专门的论述文学问题的专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后世封建正统文学理论皆以此为正宗，奉为圭臬。然而如果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则存粹属于牵强附会之说，其大多数内容带有严重的政治倾向，显然不是把《诗经》看作是文学，而是一部政治教化的典籍。

如他说《诗经》是“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作，是歌咏后妃之德的。这一点其实后代很多人都有批判，比如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就在《牡丹亭》中设计了一场“春香闹学”的场景，其中对于授课给杜丽娘的封建腐儒老师竭尽揶揄嘲笑。而杜丽娘受到《诗经 关雎》中男女美好感情的召唤，对于老师陈腐的吟咏后妃之德的说法不满，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是他满意，便求诸于外，于游园惊梦中寻得真谛。在这一点上，汤显祖就是借后世对于《诗经》牵强附会的解读来揭示封建桎梏以及达到对其批判的目的的。

事实上，《关雎》为“十五国风”中“周南”民歌，既是民歌，何来“歌咏后妃之德”呢？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探求国风之真谛，务必要注意对其理解，将国风置于一定语境和历史场景下去考察，不可做牵强附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