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伪造的吗,左传到底有多可怕

《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所作的一本《传》。春秋有很多故事“最早”的来源就是《左传》，因此历代学者都认为《左传》是研究春秋历史时很重要的一本著作。相传《史记》有很多资料都是参考的《左传》。可以说，《左传》在史学界的地位非常高。如清代皮锡瑞在其所著的《经学通论·春秋》中评论道：“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当然，《左传》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其不屑一顾。如汉朝学者李育认为《左氏》“虽有文采而不得圣人深意攻之，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宋朝理学大师朱熹认为“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

也就是说《左传》名气之大，无论肯定或者否定，都很难不去关注它。《左传》本身就是一部极具争议色彩的书。

然而无论怎么评价一本书，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其定性。什么叫定性？原来中国历史上，不乏假托古人名讳伪作的书籍。因为中国自古以孝道为核心，所以前人著作，总是自发的拥有话语权，很少会有人质疑其真伪。这种托名伪作的书，称之为伪书。所谓定性，就是判断一本书的真伪。

伪书的内容一定是错的么？不一定。因为有些托名者自身水平很高，托名只是因为其本身名气不够，不能使书籍得到认可，更无法使书籍流传出去。所以托名对这些著作而言，只是迫不得已之举。

不过反过来，内容漏洞百出的书，却往往都是伪书。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是内容漏洞百出，文辞前后矛盾，稍微读一下就能找出一堆漏洞，被人质疑，这些书完全可以无须托名。这种书籍往往有其政治使命，比起传播内容，它们更重要的作用是完成其政治目标，因此内容往往逻辑混乱，相互矛盾。

那么《左传》是否是伪书呢？如果是伪书，又到底属于哪一种呢？今天，我们只从左传本身的内容出发，来看看《左传》的真伪。

1、桓公的母亲仲子是夫人子氏？

《左传》于开篇，在《春秋》经文内容之前，首先描述了一个人物——仲子。通过《左传》的描述，仲子是宋国的公主，宋国是商朝后裔所建，姓“子”。

《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道：“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

根据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仲子是鲁桓公的母亲。

《春秋》于同年记载“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左传》解释道"缓，且子氏未薨，故名。”

之后在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传》认为仲子便是夫人子氏，并且认为仲子在隐公元年并未去世，而是在隐公二年去世。为什么《春秋》经文没有在隐公元年称仲子为夫人子氏呢？《左传》并没有解释，大概是因为“子氏未薨”。

然而《春秋》在隐公五年，又记载了“九月，考仲子之宫。”为什么这里《春秋》又称仲子，而不称夫人子氏呢？仲子和夫人子氏，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

2，左传作者不懂历法？

《左传》在僖公五年，补充了这样的材料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所谓日南至就是冬至，太阳在最南边，因此叫日南至。

冬至不是在农历十一月，阳历十二月么？怎么会在正月呢？

原来《春秋》《左传》所记录的时代，属于周朝。周朝使用的历法与现今不同，以农历十一月，冬至所在的月份为正月。《春秋》经文开篇写到“元年春王正月”。《左传》在此解释到“元年春，王周正月”。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昭公二十年，《左传》又补充了一次冬至的记录“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左传》记载了这一年二月份冬至。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冬至日只会出现在周历正月，也就是农历十一月。为什么呢？

因为历法制定，首先要确定冬至日所在的月份，并规定了冬至日一定在周历正月。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

因为历法中的年和真实地球公转太阳一圈的“回归年”有所不同，所以需要增加闰月，来抵消差异。而一年增加一个月，四季所在的月份就会和往年不同。因此古人通过节气来划分四季，始终要保证一二三月在春季，四五六月在夏季，七八九月在秋季，十十一十二月在冬季。若相应的月份不在相应的季节，就增加闰月来调整，。

也就是说《左传》认为冬至日在“二月”，那么正月就不在春季而在冬季，这本身就是不通历法的错误。而无论是传说中春秋末期的左丘明，还是今人考证的吴起，都曾做过史官，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3、王命没有公命大？

《左传》里补充了很多春秋没有的材料。对于为什么这些材料《春秋》并不记载，《左传》也对一部分进行了说明。比如隐公元年，《左传》记载了“及邾人、郑人盟于翼”，“新作南门。”等事件。

为什么《春秋》不记载这些事？

《左传》解释道：“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

也就是说《左传》的作者认为春秋不记载这些使，是因为“非公命”。

不过奇怪的是，在隐公元年“十二月，祭伯来”的经文下，《左传》写道：“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也就是说，在《左传》的作者看来，非王命是可以记载的，但是非公命是不行的。或许在《左传》的左传看来，王命没有公命大吧？

那么是否如《左传》说的那样，所有的“非公命”，《春秋》都不记载呢？《春秋》隐公四年“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左传》解释道：“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

和此段的内容非常类似的，是《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一个是“公弗许，遂行”，一个是“公弗许，固请而行”。按照左氏的记载，两件事都属于“非公命”的擅作主张，为什么前一段经文不记载，而这一段却记载呢？《左传》没有解释。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非公命”，春秋都不记载。那么为什么有时候“书”，有时候“不书”呢？《左传》也没有解释。

有点头大是不是？

更头大的还有呢。

隐公七年夏“城中丘”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呢？《左传》说“书，不时。”也就是左氏认为修筑城邑的季节不对。

那么什么季节可以修筑城邑呢？

《左传》认为是冬季。桓公十五年冬，“城向”，《左传》解释为什么记载此事时，说“书，时也”。

“时”也记载，“不时”也记载？认真的么？

你以为这些就完了？我们接着看。

4，礼也？非礼也。

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左传》认为“非礼也”；

隐公五年年“公观鱼于棠”，《左传》认为“非礼也”；

以上是“非礼”的。

隐公八年“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左传》认为“礼也”；

桓公二年“公至自唐” 《左传》认为“礼也”。

以上是合于“礼”的

为什么《春秋》符合礼的记载，不符合礼的也记载？

要么《春秋》记载这些事本身和礼无关，说明左传解释的不对。要么这些礼啊非礼啊，都是《左传》杜撰的，对吧？

有人会说，《春秋》本身就是史书，只是直接记录事件而已。《左传》只是帮忙分析这些事符不符合礼而已。

是吗？

《左传》在隐公七年，补充“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鲁国相关，合礼，《春秋》没有记载。隐公八年，《左传》补充“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邻国，合礼，《春秋》也没有记载。

我们知道，《左传》增加了许多《春秋》没有的资料。对《左传》而言，这些资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缺少这些资料的话，《左传》解释《春秋》的观点就无法成立了。

那么为什么孔子在著作《春秋》时，并不记录这些资料呢？

是因为孔子的观点和《左传》的解释不同，所以把这些资料尽数删掉？还是因为孔子本身并不知道这些资料呢？

5、纪子？纪侯？杞侯？杞伯？

隐公二年春秋记载“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依据《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认为经文记载的不是“纪子伯”，而是“纪子帛”，因此直接记作“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纪子帛”是什么意思呢？

纪是国命，子是爵位，帛是名字。也就说纪国国君是子爵，名字是帛。

似乎是比“纪子伯”看起来靠谱。不过仔细一想，大伙会发现显然这说不通。为什么？

因为纪国国君是侯爵，如桓公三年“公会纪侯于盛”，桓公十三年“公会纪侯、郑伯”，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取《左传》的经文）。

那“纪子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左传》没有解释，你们自己猜好了。这时候《左传》的作者不再“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了吗？

说到爵位了，其实左传里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比如桓公二年有“秋七月，纪侯来朝。”（根据《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认为不是纪侯，来的是“杞侯”。不仅如此，《左传》还说“秋七月，杞侯来朝，不敬。杞侯归，乃谋伐之。”因为杞侯不敬，所以桓公“谋伐之”。

根据下文“九月入杞”，似乎《左传》的解释本身并没有问题。

但是《春秋》并没有“杞侯”！

杞国国君只是伯爵，如庄公二十七年“杞伯来朝”，成公五年“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娄子、杞伯同盟于虫牢”等（取自《左传》）。

那么《左传》里一会杞侯一会杞伯是什么意思呢？左传没有解释。

6，穿越的史料？

《左传》在解释《春秋》的过程中，增加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使得《左传》的文学性大大增加。这些补充的史料也成为后人研究春秋历史的依据之一。而且很明显，《左传》补充的外国史料要多于本国（鲁）史料。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甚至号称作者是左丘明的《左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别国的史料呢？

有人会说《左传》成书时参考了别国史官的私人笔记。

你相信我国党史办会收藏美国的公文笔记吗？就是收藏了，你觉得我们编写史书的时候会采纳这种非官方的资料吗？

也就是说，如果《左传》记载的资料是真实的，那么一定只能来源于敌国史料，而不能是私人笔记。

当然，除了查阅别国史料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段史料是杜撰的。

例如《左传》在隐公、桓公时期补充了郑国、晋国以及楚国的史料。

郑国晋国都是在战国才灭亡的，若《左传》作者是战国时期的文人，还是多少有机会收集到部分他们的史料。

但是楚国么，一直存活到秦朝，是最后被灭亡的国家之一。左传是如何收集到楚国的史料的呢？

例如桓公十一年，《左传》补充的楚国史料“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斗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

可以明显看出，这并非“敌国”记录的历史，而是本国的历史。太详细了，连具体对话，思路等都有。作为鲁国，是不会也不可能收集并保留如此详细的史料的。

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春秋战国时期，史料并不像汉代中央集权下那样统一管理，一国的史官，是如何收集到这么多别国的国史呢？

基于《左传》有多国史料并存的情况，有人认为《左传》是数人编撰，也有人认为《左传》是某位在多国任职者（指类似吴起的人）编撰的。

然而这种猜测并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汉代以后，才有《左传》的相关记载。如果《左传》真是历经数人或名人手笔，就很难如此保密。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或者这些史料是真的，《左传》成书于秦汉以后，非孔子亲传，也和了解孔子心意没什么关系；或者这些史料是杜撰的，《左传》没有史学价值。

7，自相矛盾的凡例？

《左传》作为解读《春秋》的《传》，除了补充史料外，《左传》间或对《春秋》经文做一些解释。其中最重要的解释，被称为”凡例“。

凡例在《左传》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有多重要呢？

西晋杜预精研《春秋左传》，认为《左传》发凡五十，皆周公旧例。他列出《左传》凡例五十；另有“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等别例四十九。

章太炎在《经学略说》中说：“《左传》所载五十凡例，杜氏以为周公之旧典。盖据传凡例之‘礼经’，而谓此礼经为周公所制也。然时王之礼皆是礼经，岂必周公所制然后谓之‘礼经’哉！余意五十凡例乃宣王始作春秋之时王朝特起之例。列国之史，其凡例由周室颁布，抑列国自定，今不可知。要之，当时之礼即可谓之礼经，不必定是周公作也。”

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左传》的凡例，就是周公旧例，或者虽然不是周公旧例，也是可以作为经典的“礼经”。由此可见，《左传》的凡例地位还是很高的。

但是这些凡例能承担这么高的评价吗？

我看悬。

桓公九年“纪季姜归于京师”，《左传》说“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

但是有趣的是，春秋一共只记载了两次“王后”行。

不是“唯王后书”吗？

难不成王后都是“内娶”，所谓内娶，是指在本国娶妻。因为没有出行，自然就不用“书”了吧。

但是另一次记载的“王后”的情况，是在襄公十五年“刘夏逆王后于齐”，是王后，不是内娶，王后是齐人。然而《春秋》只记载刘夏去迎接，却并未记载王后“行”。和《左传》所谓“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不符。

庄公三年“公次于滑”，《左传》解释道“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也就是说，《左传》认为“凡师”，“过信为次”。

但是在昭公二十八年有“公如晋，次于乾侯”，不是”凡师“吗？似乎“次”和“师”无关吧？

庄公十一年“公败宋师于鄑”，《左传》解释道“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俊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左传》根据这个原理，认为此战是“宋师未陈而薄之”。

然而在庄公十年“公败齐师于长勺”时，《左传》补充了资料，介绍了战争过程。齐国军队当时已经“三鼓”，难道鼓之前齐国军队仍然“未陈”吗？不是“敌未陈曰败某师”吗？为什么三鼓后，还称“败某师”呢？

《左传》在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下解释到“如二君，故曰克”。但是同样的“克”字，《左传》又说：“凡师……得俊曰克”

那么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是庄公二十七年“杞伯姬来”，《左传》解释到“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

本来这个解释并没有太多问题，只不过《左传》画蛇添足说了句"夫人归宁曰如某"。庄公十九年，二十年皆有“夫人姜氏如莒”，夫人姜氏是齐女，“如莒”显然不是“归宁”，与《左传》所谓的“夫人归宁曰如某”不符。

8、闵公没有妈妈？

《左传》在闵公二年记载“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

《春秋》一共记载了十二代鲁国君主，也记载了十二位夫人去世。鲁侯和夫人一一对应。

这能说明什么呢？

因为《春秋》中，鲁侯正妻和母亲都可以称为夫人，所以鲁侯和夫人一一对应，说明要么《春秋》只记载鲁侯正妻，要么《春秋》只记载鲁侯之母。（注，其中鲁定公和鲁昭公是兄弟，本该记录十一位夫人，但缪姜和齐姜去世时间接近，不知道谁是宣夫人，谁是成夫人，因此都记录了下来。 其中宣夫人是成公之母。）

为什么呢？

因为鲁侯之母不一定是鲁侯正妻。如果都记载的话，势必要超过十二位。

那么《春秋》记载哪种情况呢？

《春秋》中并未出现隐公之妻，定公之妻《春秋》也没有记载，只记载了定公之妾。说明《春秋》只记载某公之母，并不会记载某公之正妻。

文公四年有“夫人风氏薨”“葬我小君成风。成风是谁？

成风是庄公的妾。

怎么知道成风是庄公的妾呢？

桓公的正妻是文姜，庄公正妻是哀姜，闵公在位并没有婚娶，僖公的正妻是圣姜，文公的夫人是“妇姜”。可以看出，鲁国国君的正妻，基本都是齐国姜氏。

成风死于文公四年，按年龄算，应是庄公或僖公之妾。若是僖公之妾则没有理由称为夫人。而庄公有两子继承君位，一是闵公，二僖公。正好对应两位夫人。因此说成风是庄公的妾。

也就是说，春秋只记载某公之母去世，并不会记载某公之正妻去世。僖公二年有“葬我小君哀姜”，说明哀姜有子嗣且子嗣做过鲁国国君。且春秋并未记载闵公生母“叔姜”的“薨”“葬”。这两点都与左传的“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不符。

以上只是部分《左传》存在的疏漏，其实纵观全书，错漏满篇。认真读来，竟然很难找的能自圆其说的地方。

《左传》既然如此不堪，为何得到那么多人的赞赏和肯定呢？

这就要说到《左传》的目的了。

《左传》在桓公十六年，记载了以下的史料：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

《左传》里记载的，又是隐私，又是密告的。这些东西当事人不说，其他人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因为密告的时候带着史官吗？

对比《左传》，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春秋》的特点。《春秋》经文大多只记载了结果，却没有记载事件的经过。

为什么呢？

因为事件的经过很可能外人根本无从所知。

例如《左传》在桓公十八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

大意就是夫人文姜和她哥齐侯通奸，桓公知道后责怪文姜，文姜以此事告诉齐侯。

史官怎么知道“齐侯通焉”呢？

史官最多知道并记录夫人和齐侯几点到几点私下约会，至于私会的内容，史官怎么可能知道？

“公谪之，以告”明显属于隐私，史官凭什么记录呢？难道做这些事还要发公文通告么？还是古人真的干什么事都要带着史官？

为了避免失实，《春秋》只记录明确能观测到的结果。而对于过程、细节、动机，只字不提。这和现代人的认知是相符的：证据明显要比主观判断更准确，更有力。

理解了《春秋》的表述方式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左传》。《左传》为什么要补充那么多资料，增加经过、细节、动机呢？

因为读书的是人，是人就有倾向。

惩罚罪犯，我们都觉得理所应当。但当罪犯成为我们熟悉的人，有了苦衷，有了迫不得已的原因，我们还能秉公执法吗？我们还能信誓旦旦的保证自己不会反过来就会为罪犯说情吗？

同样的，一旦增加了细节，有了具体过程，我们就无法保持客观，我们就可能就会更认可《左传》的观点，而忽视《春秋》想要表述的内容。

也就是说《左传》真正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扭曲事实，乱《春秋》罢了。

为什么要乱《春秋》呢？

司马迁评价《春秋》“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後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能让“天下乱臣贼子惧”，因此《左传》乱《春秋》也不难理解了。

这大概就是朱熹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的原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