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为什么是清朝唯一开放的,广州是清朝唯一的通商口岸
绘画,描绘瑞典商船停泊在广州黄埔港的情形
在大清王朝锁国收关之时,在南国却画出了一块特殊的空间。梳理档案文献,我们发现,清中央政府“一口通商”选择了广州,大致有这样几层考量。
首先,最主要的是基于大清国政治安全的考虑。广州地处南疆,远离国家腹地,远离中央政府,历来是华洋杂处之区。而江浙一带则大不相同,用乾隆帝的话说,就是“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岂能成为洋人的集市。留下偏隅岭南的广州一地通商,即便出现一些周折,也是可控的,对清中央政府、中原内陆的影响也是有限
文|李国荣
绘画,描绘瑞典商船停泊在广州黄埔港的情形
在大清王朝锁国收关之时,在南国却画出了一块特殊的空间。梳理档案文献,我们发现,清中央政府“一口通商”选择了广州,大致有这样几层考量。
首先,最主要的是基于大清国政治安全的考虑。广州地处南疆,远离国家腹地,远离中央政府,历来是华洋杂处之区。而江浙一带则大不相同,用乾隆帝的话说,就是“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岂能成为洋人的集市。留下偏隅岭南的广州一地通商,即便出现一些周折,也是可控的,对清中央政府、中原内陆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如果联想到雍正时期严禁西洋人在内地传播天主教,但特许他们在广州、澳门从事传教活动,也就不难理解乾隆帝特准在广州对外通商的决策了。从根本上说,清政府不希望西方洋人逼近京师重地和江南财富中心,而南疆广州则不用有太多的担心。
其次,海防条件是当朝天子决定关停哪里又留下哪里的重要因素。在清朝皇帝和大臣们的眼中,海防重于通商。从地理形势上看,虎门海口是洋船进入广州的要塞,这里有“金锁铜关”的天险,其地势最有利于凭险防守。虎门至广州的中途港黄埔,是从水路抵达广州的必经之路,这里多沙淤水浅之处,没有中国引水员带领,洋船难以自由进出。虎门至广州的这条水路,被称为通海夷道,处处有官兵设防。而浙江的宁波、定海口岸,其地势却是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扬帆就可直达腹地。乾隆帝就说:“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闽浙向非洋船聚集之所,海防亦得肃清。”在清政府看来,从虎门到黄埔,这一路特殊的通海地理形势,已具备应对西方洋船的能力,这成为只留广州一地对外通商的最有利的天然条件。
十三行商馆,18世纪末19世纪初,玻璃画,纵36厘米,横50厘米,现藏广州博物馆
第三,粤海关与宫廷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广州一直被视为“天子南库”,是皇家奢靡享乐的重要特供点。在大清国开放的四个口岸中,粤海关的财政收入一直居于首位。厚利招来了皇权的格外青睐,好大喜功爱摆排场的乾隆帝总是任命他最亲近的内务府亲信出任粤海关监督,而其他海关则由地方大吏兼管。在皇家自己人的操办下,粤海关成为皇室庞大开支“自筹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档案记载,乾隆初年开始,粤海关每年向内务府造办处送银5.5万两,这笔巨款揣入皇帝个人的腰包。粤海关还一直有着一项特殊职责,就是利用和洋商打交道的便利,每年都要为宫廷输送大批洋货,或是从洋船上采买,或是自海外订购,当时称为“采办官物”。圆明园内西洋楼的洋玻璃灯、地毡、机械钟表等陈设,都是由粤海关通过洋行商人采买运京的。粤海关有着这种为宫廷服务的特殊功用,皇帝在决定取舍时的倾向也就不言而喻了。
为什么清王朝只允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贸易?
自明朝建立以来,我国就一改之前沿海地区对外通商的惯性政策,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既是为了避免沿海地区居民免受倭寇的袭扰,也是为了巩固自身政权的稳定性。
到了清朝之后,海禁政策继续实行,使中国丧失了与外国交流的机会,并逐步落后于世界,导致了最后挨打的惨烈结果。直到清朝中晚期,在乾隆的诏令下,广州成了封闭中国对外的唯一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因此登上历史舞台。那么,为何在中国众多的城市当中,唯有广州被选中成为通商口岸呢?
一、广州本身的条件相对来说更为优越
1、广州具有相当悠长的通商历史
广州,虽然从近代开始才逐渐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广州的古代史就并不丰富,只是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稍显偏远了些。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广州就已经成为热带稀有产品的集散地,为北方国家提供着一些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物品。
到了秦朝时,趁着秦朝被诸侯围攻接近灭亡的时候,当时被秦始皇派遣南下的任嚣和赵佗在广州地区自立为王,并且将广州作为自己的都城。
在南越国存在的近一百年间,广州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北方汉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劳动工具,还将丰富的中华文化在当地广为传播,使广州逐渐能够跟上北方城市的发展速度。
汉朝建立后,随着汉朝国力进入鼎盛,汉人的对外交流活动也愈发频繁。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相对应,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在广州。无数中外商人或从这里出发,或在这里停留,将不同地区的不同宝物在这里储存售卖,使广州成了一座热闹非凡的城市。虽然相比于作为都城的长安来说,此时的广州在发达性上有所欠缺,但广州终究被埋下了商业的种子,这为它日后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到了唐宋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广州也迅速发展,唐朝时更是在广州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事务的机构。到了元朝,同广州有着贸易往来的城市数量达到了一百四十多个,足以反映出广州的繁荣和影响力。
直到明清时期,广州也一直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康熙年间在这里设置的粤海关更标志着我国海关制度的创设。除此之外,当时广州的商业情况也十分有利于将其设置为通商口岸。早在康熙年间,清朝政府便从广州负责对外贸易的商人当中招募了十三位精通此类事务的经纪人,指名道姓地要求他们与外国商人做生意并且收缴海关税。
在当时全国都较为封闭的情况下,只有广州商人拥有足够的经验来和外国商人打交道,也只有他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为清朝政府谋取利益。因此,将广州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商业历史的城市设置为通商口岸,无疑是十分合适的。
2、广州的地理条件赋予了它对外通商的优势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广州位于中国南方,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的汇合处,其内还有着珠江穿过,最后注入到南海之中。有着如此发达的水网交通体系,广州对内可以沟通内陆地区,对外可以连接远洋商人,有效运输国内货物和国外货物,天然就有着极大的方便程度。
而经由珠江长期灌溉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则又为广州的发展提供了较为优越的地理优势,平坦的陆地、充分的水源为人们的生存居住提供了基本条件。
此外,正是由于广东地处中国南部,在纬度较低的情况下又有着来自东边太平洋暖湿季风的吹拂,使得广东的气候条件也相当优越,不但适宜人们的居住,港口也不会结冰,使其全年都能够进行商业贸易。
最后,广东在人文地理上也有一个优势的地方,那就是自古以来都远离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核心地带。对古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商人流动性极强,同时三教九流混杂,思想上也只为牟利、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腐化分子,他们因此被认定是社会管理的不稳定因素。
再加上广州是对外通商口岸,外国人的数量也不可忽视,这使其不稳定性再度加强。试想一下,如果每天都有着数量众多的不稳定因素进入都城当中,想必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一定会感到不安。
但广东作为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无论那里的人群构成如何复杂,再怎么闹也不会对中央形成威胁,只需让其缴纳足够的赋税来补足国库就好了。
二、出于维护沿海地区安全的目的
1、广东的地理位置更加安全
明朝之所以会实行海禁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的东南沿海地区倭寇横行。他们每次登陆都是一次对沿海民众的抢夺杀戮,遇到政府军来围剿又可以利用当地的地形和自身易于分散的规模来逃脱,让明朝政府防不胜防。
到了清朝之后,虽然倭寇已经不再是主要担心的隐患,但清政府依旧对于东南地区的海防持相当重视的程度。而广州,则恰好是东南海防的关键所在。首先,虎门海口是外地船只进入广州的必经之路,凭借着自身“金锁铜关”的天险,使这里成了清政府对外海防的第一个要塞。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族英雄关天培便是在虎门关口与英军鏖战至死。
另外,从虎门到广州的水路为滩涂之地,泥沙淤积甚多,如果没有熟知当地情况的船员带领,外国商船很难成功进入。有着这样的地理天险,使广州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能够充分应对来自海外的敌人。
相比之下,曾经与广州同为通商口岸的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可就没有这样的天险了。一旦发生大量外国势力聚集的现象,清政府很难做到对他们的及时控制。因此,为了国家安全,清政府选择将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
而在所有外国商人都需要来到广州才能够进行贸易的情况下,清政府也能够利用广州的地理屏障来对他们进行控制和防范。
2、其它通商口岸的商业性较弱
除此之外,相比于广东这种商侩气息比较浓重且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来说,浙江地区从文化与地理层面更为清政府所看重。一方面,两浙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不可被外国人轻易玷污;另一方面,两浙地区承担着清政府的漕运重任,对维系中国各地区的粮食供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旦这里的社会秩序被扰乱,其引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两浙地区还带有着较强的政治意味,更受到清政府的保护。最后,广州也是外国商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事实上,清政府在康熙年间开放了四个通商口岸,除了广州外,他们其余三个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
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当中,广州却呈现出一家独大的趋势。由于广州本身在地理与政策条件上的优越性,使其在商业贸易上呈现出愈发方便快捷的特点,其它通商口岸则显得弱势许多,如在广州完成货物订购只需要三四个月左右,在浙江和福建地区却需要五六个月,这对争分夺秒的商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最开始是英国主动放弃其它地区的商馆、专往广州发展,接着欧美其它国家也争相效仿。优胜劣汰之下,外国商人们自然而然地便聚集到了广州,使清政府不得不将这里设置为通商口岸。
三、广州为清朝皇室提供了大量财政
在清朝灭亡明朝的战争当中,由清朝宗室子弟组成的八旗军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因此得以享受来自皇室的供奉和补贴,过上了奢侈享乐的生活。但是,到了清朝中后期,随着宗室子弟数量的不断增多和国家财政的不时减少,皇室的巨大开支已经开始出现不能满足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朝皇帝将目光放在了广州粤海关上,将其数额巨大的关税收入作为了自己的私人金库。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不仅每年都要过问广州的经营状况,掌控广州粤海关的官员更是地位崇高,直接对皇帝负责。
正是粤海关背后有着这样的渊源,才使清政府在决定哪个城市成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时,对广州有了更多的青睐。
四、总结
总的来说,广州之所以会成为清朝中后期唯一的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其自身的条件所导致。正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的优越,使其自古以来就成为了中国海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形成了相当浓厚的商业气息和传统,并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继续促进着当地商业发展的繁荣。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被选为唯一的通商口岸也实在是合情合理。但是,虽然依托广州通商口岸而产生的广东十三行曾一度无比辉煌,它背后却隐藏着清政府深深的腐败和无能,无法掩盖整个中国的落寞。
清朝三个口岸关闭前乾隆帝为何只保留了广州口岸?
1757年,乾隆下令禁止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番商”,在除广东粤海关以外的其他三个口岸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乾隆为何要让中西贸易只在广东进行,一口通商的原因是什么?
政治角度:清政府对国家稳定性的考虑。自与外国进行海洋贸易以来,沿海口岸就有“防民”、“防夷”、“防民夷勾结”的三大压力。清朝实行分化明显的民族政策,在统治者看来,带有天主教信仰的西方商队和江浙一带的汉族商人接触过多,将影响政府对南方的控制力度。
由于西方商船经常出入中国沿海,船上带有先进火炮,使得当地海防压力剧增。当时,清朝已经无力从葡萄牙手中夺回澳门。英国商人洪任辉通过各种手段,告了御状,令乾隆认为西方已经有能力影响到中央朝廷的决策,因此十分担忧江浙一带出现第二个澳门。将西方商船限制到广东,在清政府看来能够维护南方整体的稳定。
经济角度:广东粤海关实际早已成为中西贸易中心。四大口岸有着明显的贸易差别:松江江海关主要针对国内沿海各港贸易;宁波浙海关主要针对日本贸易;厦门闽海关主要针对南洋贸易;广州粤海关主要针对西方各国贸易。
浙江宁波海岸线不适合大规模海洋贸易,厦门没有大规模资金流动,只有广州凭借着自己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基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商队,逐渐垄断了中西海洋贸易。
1685年四大口岸建立,到1753年一口通商,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到达中国各口岸的商船共189只,其中157只去了粤海关,占总数的83%。英国是当时西方贸易的主体,由此可见即使在四大海关开放时期,其他三个口岸对于中西贸易而言也只是形同虚设。撤除作为陪衬的三处海关,将中西贸易集中到广州粤海关,也符合当时的经济实际情况。
总结:乾隆“一口通商”,符合当时清朝的政治需求和经济环境。但是,这种看似精准化,实际缩小开放的举措,并不适合当时的时代发展。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可以接触最先进技术与理念的地方,清政府从此与西方隔绝程度越来越大。“一口通商”,最后成为了清朝彻底进入闭关锁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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