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民国生活十车辆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过路费更是高出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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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生活十：车辆的上牌费、车船税、通行费和附加费

在民国时期的交通费用是很高的，打一回出租车要四五块大洋，坐一次黄包车起步价要10个铜圆，公交车每站要5个铜圆，坐长途汽车的话，每五公里就要至少0.2块大洋。

而交通费之所以这么贵，除了当时购车费用很高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养车费用很高。那时候不仅油价和备件昂贵，而且还有杂七杂八的如上牌费、车船税、通行费和附加费。养一辆汽车的各种费用，每年都得上百块大洋。

一、汽车的上牌费和天价的特殊号码

汽车牌照这个东西其实出现的很早。早在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8月14日，法国就颁布了《巴黎警察条例》，率先规范了汽车牌照制度。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所有汽车都必须挂上印有车主姓名、住址以及登记号码的金属牌照。

而汽车在清光绪27年（1901年）传入我国，当时，一位匈牙利商人将两辆美国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运至上海公共租界。1902年1月30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召开会议，首次审议汽车牌照问题，规定汽车的征税方式按马车捐银，并批准了第一张特别临时执照。至清宣统3年（1911年）时，公共租界已有汽车217辆。

1.三位数牌照和天价的001号车牌

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正式建立。为了便于管理日渐增多的汽车，191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行了最早的车牌，那时候的上海牌照是三位数，一共只有001-500号，黑底白字设计，采用顺序式发放，当时上海的车牌可是很贵的，工部局规定上牌需要缴纳的税金高达60两银子。而有些特殊车牌就更贵了，其中001号车牌（即民国第一张车牌）由一位丹麦医生购得。

关于这块001号车牌的故事，其实还有下文：房地产大王周湘云的弟弟周纯卿对"洋人的新玩意"很感兴趣，当听说那位丹麦医生准备回国时，便从对方手中把旧汽车连同“天字第一号”车牌都买了下来。当时光这块车牌就花了整整30两金子，几乎相当于一辆车的价钱了。

不过，周纯卿嫌车牌原件与汽车不搭，于是重新设计了一块铜质椭圆形牌照，上面是黑色的罗马数字"Ⅰ",下方还带有上海工部局的缩写"S.M.C"。当年上海的房地产大亨、号称“远东首富”的犹太商人哈同看中了这第一号车牌，出10万大洋重金求购，周拒不出售。为了防止出问题，平时不开001号汽车，而是另买一辆汽车代步。据称，这辆001号车最后一次使用是在1945年周纯卿的葬礼上。

2.四位数牌照和天价的吉祥号码

而到了1920年代，欧美汽车工业飞速发展，汽车价格也大为降低，甚至出现了260美元的福特T型这样普通家庭都负担得起的廉价车。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上海的汽车数量增长迅速，1920年为1899辆、1927年增长为5326辆。这个时候区区500个上海牌照就不敷使用了，于是这时候的上海汽车牌照变为4位数。

在继续采用顺序式发放的同时，一些连号或吉祥数字号牌也挂牌拍卖，陆续则被富甲名流花重金购得：3333号的车主是鄂森大律师，4444号的车主是"中国商父"盛宣怀的四公子盛恩颐，5555号的车主是银行家虞洽卿的女婿江一平大律师，这类车牌当时一般需要20、30两黄金才能到手。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教父"杜月笙的7777号车牌是别人赠送的，古语有云"七上八下",当时人们认为七有蒸蒸日上之意，是最好的兆头。那时候杜月笙的7777车在上海滩人人皆知，一看就知道是青帮老大来了。

3.五位数牌照和“跨越”牌照

到了30年代中期的时候，上海的汽车数量已突破万辆：1935年，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发出的自动车辆执照统计，上海已经有各种汽车10292辆。随后上海汽车牌照也相应地进行了升级，号码增至5位数。当时的车牌形式变为"国 5位登记号码 上牌地简称"。

当时沪上城区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个区域，由各当局自行颁发机动车牌照，只能在各自的管辖区域内行驶。但是如此做法难免不便，于是三区域当局经过协商达成共识，推出领照费用高于寻常牌照的“大牌照”，挂“大牌照”的车辆可以在三区域任意通行。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种"跨越"车牌，这种车牌是可以跨市境行驶的。这种牌照由"上牌地简称 ××-××× 跨越"组成，这在当年是最贵的一种车牌。1947年起，车牌中去掉了上牌地简称（国 5位登记号码），可在全国各地通行。

二、民国车船使用税每年上百大洋

而除了按照号码不同，费用也不同的上牌费以外，民国时候的汽车还需要缴纳“车捐”——大概相当于车船税的意思。不过这民国的车船税可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要按月缴纳，而且每月的费用还不低。

在民国19年（1930年）7月22日，江苏省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江苏省汽车纳捐暂行章程》中规定：

凡在江苏省境内行驶的各种汽车，均须向所在地建设局缴捐领照，分项为自用汽车、营业汽车、公共汽车、长途汽车、机器脚踏车和拖车等。营业汽车和公共汽车按月纳捐，其余按季纳捐。江苏省公路管理部门征收的汽车捐捐率自民国19年7月至民国25年6月有5次变更，对自备、营业的大、小汽车、公共汽车、运货车、机器脚踏车和挂车等，分别制订了按月、按季征收的捐额。

那时候家庭自备的4人座小汽车，民国19年的每年车船税（汽车捐）就是60块大洋，如果用于营运，则是翻番的120块大洋。到了民国21年，则分别涨到了80块大洋和160块大洋。而7人座以上的大汽车就更贵了，1922年是每年160块大洋，每多一人则需要多缴纳12块大洋。

概算下来，家养一辆四人座小汽车，这每年光车船税就要花上60-80大洋。如果是像现在比较普遍的五人座小汽车，那每年就至少需要100大洋。光这个钱，就超过很多普通人的全年总收入了。这民国时候养车，可真的是一个烧钱的活儿。

而且这民国收税都是各地收各地的，如果有车辆需要跨地区使用，比如你一个杭州的车想在上海开，那就要拿两份税：

凡行驶本县市境内的营业汽车长期行驶其他县市境者，应向经过各该县建设局呈验原照，缴纳该县捐额之一半，领取长期通行捐照。商业长途汽车还应按营业收入10％缴纳专营捐。

而一辆车如果想要跨省开，那更是要“雁过拔毛”，只要是途径的省份那是人人有份，各自都要收自己的一分钱。

民国21年（1932年）12月，江苏省修订汽车纳捐章程，汽车一律按季缴纳车捐。苏浙皖京沪五省市互通的长途汽车，根据跨越两省市以上者按所经省市的多少，各按5至8折缴纳季捐。

林林总总加起来，这收的车船税就高了去了。在民国想做一个有车一族，那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

三、全面抗战爆发后的车船税

而到了日伪统治时期，‧这各种车捐杂费就更多了。民国27年(1938)至民国30年，日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和日伪南京市政府，曾经先后4次公布《征收车捐简章》，从汽车到脚踏车共分了14项，按自用或营业分别按季或按月征捐。其间还屡次调整捐额，从每月伪币(下同)0.2元到每季120元不等。

比如在民国33年（1944年）8月，日伪江苏省建设总工程处改订汽车每季捐额：自备小汽车为90、120、150、和180元4等；营业小汽车为135、180、225和270元4等；自备大汽车为240、255、270和285元4等(每再增加一吨增加15元)；营业大汽车为450、480、510和540元4等(每再增加一吨增加30元)；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为180、195、210、225元4等(每再增加一吨增加15元)；自备运货车为180、240和300元3等，营业运货车为300、390和480元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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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是每季度的，也就是说家里自备一辆五座小汽车，每年光车捐（车船税）就得600元！养一辆货车，每年就得掏1200元！

抗战胜利后通货膨胀，这车船税更是涨到没有谱儿，那税率是几个月一变。民国37（1948年）年1月，江苏省再次调整税率。9月14日，江苏省政府更是直接下达训令，一次性将使用牌照税税率提高了60倍，而且不收法币，直接以金圆券计征。12月2日，江苏省政府财政厅公布《民国38年上半年征收使用牌照税最低税率表》，再次加税。民国38年3月，又依照总统府修正使用牌照税法条文，再一次改订了最低税率。当然了，那时候的金圆券已经不如纸，这好多个零的收税金额，其实也就是个数字符号而已。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苛捐杂税很多，交警查车捐也很严，但是那个时候开车的都是达官贵人，这民国交警自然不敢随便拦车查税。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就想了一个在车牌上安装税牌的办法。那时候你交了税以后，人家就会给你车牌上方加个小铁片，上写“某年某季”。这交警不用拦车，远远一看车牌，就知道该车是否欠费啦。

四、公路通行费

当年的汽车除了上牌费、车船税，还有一个大项支出是公路通行费或者说过路费。不过这过路费一开始不是交给国家的，而是交给设卡的公路主人的。那时候可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这早期的公路，还真的大多数都不是国家掏钱，而是私人自己修的。

如1919年上海宝山县交通事务局修筑从上海到浏河的公路时，因为没有筑路资金，就从沪太长途汽车公司那里借了42万银圆。三年以后，公路修成了，这笔钱得还啊，宝山县还不起，只好把那条路交给沪太长途汽车公司“代管”三十年——就是允许沪太公司在公路上设立收费站，向一切过往车辆收费来还借款。其后1921年的时候，南阳兄弟烟草公司要用汽车从事蚌埠到刘府间的烟叶运输，也是先修了汽车路。

一来二去的， 在南京国府成立以前，江浙地区就有超半数公路都是“商办”的。这修路的商人就在路上设卡收费，商人有权决定哪种车辆可以通行，哪种车辆不能上路，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收费——这过路费也自然就随性得很，没个统一标准。但是千言万语有一条，这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这赔钱的买卖没人干。这商人花钱修路可不是搞慈善，这切卡收费自然是要收回成本、再加利息、还要利润的，这一来二回的，自然“买路钱”就很高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为了对公路进行统一管理，逐渐从商人手里回收路权，由国家来修路。而修路的主要费用，一个主要办法是靠增加农业税，让农民多出钱。比如1930年安徽省建设厅修筑从安庆到六安的公路，全省田赋“带征一成”，就是往常种一亩地交100斤公粮，现在因为国家修路，种一亩地农民就要交110斤啦。

而另一个集资途径是发行公债，从老百姓手里“借钱”。从1928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所有省份都发行过“修路公债”，摊派给大家购买。那时候的各种形式公债多如牛毛，可以说没有公债就没有公路，没有公债就没有国民党治下的所谓的“黄金十年”。

而路修成以后，自然就需要“收费还债”啦。1930年南京国府颁布了《五省公路征收汽车通行费办法》，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凡是在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南京（当时上海是特别市，南京是首都，均为行直辖市，和浙、苏、皖三省并列）等五地公路行驶的汽车，均按统一标准缴纳过路费。

当时的汽车开上公路，要先后经过两个检查站，在经过第一个检查站的时候需要拿票，在经过第二个检查站的时候再计算缴费，就跟咱们现在开车上高速公路的缴费方式一模一样。而且当时也是按里程收费的，小汽车每10公里大洋0.3块，七座以上大汽车每10公里0.6元，14座以上每10公里大洋0.9块。

要注意那一块大洋可不是一块钱，那可是一千多块钱！这一个大洋相当于128-140枚“当十”铜圆，每个当十铜圆等于10文钱。也就是一个大洋其实大概相当于当时的1300多块钱！这就好比日元中有10000日元的面额，你不能把10000日元说成是一块钱一样，这银圆也是一种大面额货币，它下面还有各级别辅币呢。

而如果这还不够直观的话，就让我们换算一下：当时你开一辆家用五座小汽车上路跑100公里，需要缴纳大洋3块，或者说是“当十铜圆”400元。这百公里小汽车过路费400块，你觉得是便宜还是贵呢？

而货车过检查站当然也要缴费，其计费方式分两种，一是按载重收费，每吨每公里0.07大洋；一是按货运单据收费，收运价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你拉上10吨货走100公里，需要付过路费70块大洋，大概相当于9000多个铜元的过路费！这样算下来，你就知道在民国时期运输成本，究竟有多贵了吧？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过路费收到手以后，其实大部分都被挪用于其他地方，最后并没有还老百姓的借款。这国府是个寅吃卯粮的欠债大户，截至1936年1月底，包括修路公债在内，仅南京国府发行和认可的内国公债、库券、凭证等就多达30余种，负债总额146000多万元，每月应付本息1500多万元，这财政根本已经无力支付。所谓的“黄金十年”，其实是“借债十年”，靠发行空头债券度日而已。

然后等全面抗战一爆发，这所有的债自然就赖掉了。而随着货币急剧贬值，这债务也不值一提了——看看大洋彼岸那个欠债如山的国家吧，真的要警惕它赖账不还啊，这种事其实早有先例的。

参考资料：

《江苏省汽车纳捐暂行章程》

《黔滇川旅行记》

《中国近代生活史》

《北洋军阀轶事》

《上海轶事大观》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论》

《中国近代兵工史》

《阎锡山画传》

《上海工人阶级运动史》

《民国中产阶级账本》

《银元时代生活史》

中国的车牌为什么要有一个代表省的汉字，为何不用代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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