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常识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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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

总结提要

自然资源经济学当自然资源不能很快再生，从而其供给最基本固定时，它就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而可再生资源是指它的供给能有规律地补充，并且只要恰当管理就能产生无限的效用。当自然资源的效用的收益可以被厂商或消费者完全获得时，它就是可以分拨的。例如葡萄园和油田。而当其成本或收益不能由所有者完全地承担或获得时，自然资源就是不可分拨的。换句话说，它们产生了外部性。像土地这样的固定要素的收益被称作纯经济租金，或简称租金。由于土地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且完全无弹性，所以租金是价格给定型的，而不是价格决定型的。像土地这种供给无弹性的要素，即使在其要素回报减少的时候也会继续提供相同的数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亨利·乔治曾经指出，租金的本质是剩余，而不是用以引导要素努力作用的必需的报酬。这为他提出的对土地的自然增加值征收单一税的建议提供了依据。这种税收增加税收收入的同时，不会转嫁给消费者，也不会扭曲生产。现代税收理论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见解，认为对供给或需求弹性比较小的物品征税，可以实现效率损失的最小化，其原因在于这些税收对经济行为的扭曲较少。环境经济学环境问题是由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引起的。外部性是一种向他人施加不被感知的成本或效益的行为，因而其影响无法完全体现在它的市场价格上。外部性最极端的情况是公共品，如国防。对于公共品，一个群体中所有的消费者都享有同样的消费，而且不能被排除在该群体之外。公共健康、发明、公园和堤坝都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它们和私人品（如面包）不同，私人品可以被分割并提供给单独的个人。未受管制的市场经济将会产生过多的污染和过少的控污行为。未受管制的厂商通过比较私人边际收益和私人边际成本来决定控污和其他公共品的数量。但是，效率则要求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经济学家强调有效管理外部性需要合理地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进行定价。这包括确保市场参与者承担他们行为的全部成本。政府可以使用多种方式将外部性问题所引发的无效率进行内部化或加以修正。解决的办法包括分权或私人方式（如谈判或责任规则）和政府强制（如污染排放标准或排放税）。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包治百病，但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更多地使用市场手段能提高管制系统的效率。全球公共品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因为无法简单地通过市场或国家政府来解决。当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威胁到生态系统和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时候， 各国必须通过合作设计出新的工具以敦促国际协议的达成。

摘：

土地是一宗好投资，因为人们再也不可能将它多增长一点。—威尔·罗杰斯

若你去观察任何一个经济过程，则会发现它都是由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基本要素的有机组合所驱动的。在第1章，我们已经知道：土地和自然资源可以为我们的经济提供基础和燃料；在生产过程中，耐用资本品和无形资本结合在一起使用；而人类的劳动则是耕种土地、经营资本股票和管理生产过程。

前面的章节已经探讨了关于价格和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的经济理论，以及劳动在经济中的作用。本章将继续分析生产要素，探讨市场机制在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方面如何发挥作用。我们首先从土地和自然资源这类不可再生的投入要素着手。接着我们将转向环境经济学中的热门课题。这些课题涉及到重要的市场失灵问题，还包括关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及其对策的讨论。

自然经济学

数万年以前，当蒙昧的人类开始生产活动的时候，其经济是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基础的，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很少有资本品，除了一些锋利的石头和树枝。今天，我们也许都会认为，享有清新的空气、丰富的水、未污染的土地，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而如果我们无视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的限制， 则人类又将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威胁之中呢？

强调多加限制并对危险忧心忡忡的环保人士认为，人类活动会造成这样的威胁：土地遭到污染，自然资源耗尽，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被破坏，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势必发生。哈佛大学杰出的生物学家威尔逊曾有以下一个沉痛的警告，淋漓尽致地表达了环保人士的观点：

环境保护主义……将人类视为一种紧密地依存于自然界的生物物种……地球上许多重要的资源正在枯竭，大气的质量正在恶化，世界的人口正在膨胀到危险的程度。自然生态系统这一健康环境的源泉正在不可逆转地退化……每当这个严峻的现实及其后果困扰于心的时候， 我的困惑就禁不住会激进得无以复加：人类是不是想要自我毁灭？

相信这一灾难性景象的人们指出，人类必须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学会在稀缺的自然资源的约束下生存，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吞食各种悲惨而又无可挽回的恶果。

上述问题的另一个极端则是 “富足论者” 或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技术能力，其枯竭都是极为遥远的事情。这种乐观的观点表明，我们能够实现持久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的智慧足以应付任何资源限制或环境问题。 如果石油耗尽了，还有大秘的煤。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会引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方面的开发。在他们看来，技术、经济增长和市场力量就是人类的救世主，而绝不是祸根。朱利安．西蒙就是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曾这样写道：

不妨随便问问满屋子的人，我们的环境是变得越来越脏，还是越来越干净？大多数人必答曰越来越脏＂。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美国（和其他富裕的国家）现在的空气呼吸起来要比过去几十年更安全。污染物数量，特别是作为主要污染物的颗粒已经下降。就拿水资源来说吧，自从1961年开始有数据统计以来，美国所检测地区中的可饮用水的比例一直是在增加。我们的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健康。而且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种趋势都将持续下去。

一般说来，主流经济学家们总是试图站在环保人士 和订足论者这两个极端之间。 他们承认人类利用地球上的资源已经很多年了。经济学家们一般都强调这一点，即经济的有效管理需要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合理定价。在本东我们将简要地介绍对稀缺的自然资源进行定价和 对环境进行管理的若干观点。

资源种类

什么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它们包括土地、水和大气。肥沃的土壤为我们提供了粮食和美酒；地表下蕴藏着石油和矿藏。水为我们提供鱼、娱乐，以及非常有效的的运输方式。宝贵的大气层不但为我们提供可供呼吸的空气、日落的美景，还提供飞机的飞行空间。自然资源（包括土地）与劳动、资本一样，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它们之所以是生产要素，是因为我们从它们的服务中能够获得产出或满足。

在分析自然资源时，经济学家常从两个角度区分它们。其中最重要的区分是资源是可分拨的还是不可分拨的。当厂商或消费者能够获得商品的全部经济价值时，商品被称为可分拨资源 (appropriable)。可分拨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当农夫出售土地上生产的小麦和酒时，土壤肥力的经济价值为农夫所得）、像石油和天然气那样的矿产资源（所有者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矿产品获得其经济价值），以及森林（所有者可以向出价最高的人出售土地或树木）。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竞争性市场，可分拨的自然资源会被有效地定价和分配。

第二种自然资源，即不可分拨资源 (inappropriable),是其成本或收益不能完全归属其拥有者的资源。换句话说，不可分拨的资源是一种具有外部性的资源。（回忆一下，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

不可分拨的资源的例子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找到。让我们举一个像鲸鱼、金枪鱼、青鱼、鲜鱼等重要鱼类存量下降的例子。一群金枪鱼不仅能作为晚餐的食物，而且是繁殖下一代金枪鱼的母体。然而，这种繁殖潜力没有反映在市场价格之中。于是， 当一只捕鱼船捕捞一条黄色尾巴的金枪鱼时，它没有因消耗未来生殖潜力的行为而向社会提供补偿。这就是在没有对捕鱼行为加以管理的情况下会有过度捕捞倾向的原因。

这就导出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中心结论：

当市场参与者不能完全获得使用自然资源的成本或收益时，外部性就会发生，市场就会提供错误的信号和扭曲的价格。一般说来，对于外部不经济的产品，市场会生产过度；而对于外部经济的产品，市场又会生产不足。

运用资源的方式， 取决于资源本身是可再生的还是不可再生的。不可再生资源 (nonrenewable resources) 是指那些供给址基本固定的资源。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矿物燃料，它们在几百万年前沉入地层，相对于人类文明的时间规模来说，它们可以视为不可再生的。另外还有非燃料矿物资源，例如铜、银、金、石头和沙子。

第二类是可再生资源 (renewable resources)，它们的效用能够被有规律地补充，而且只要管理得当，它们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效用。太阳能、耕地、河水、森林以及鱼群都是很重要的可再生资源。

有效利用这两种资源的原则表现为非常不同的要求。不可再生资源的有效利用，要求数量有限的资源在使用时间上能够安排得合理有序：是应该现在就使用低成本的天然气，还是保存起来供今后再用？相反，对于可再生资源来说，明智的做法是通过合理的方式保证能够不断地获得这种资源的效用，例如，适当地管理森林，保护生殖期的鱼群， 监管河流湖泊的污染状况。

本章讨论的是自然资源经济学。这一节我们首先集中探讨土地资源，力图把握这种数量固定的资源的背后的定价原则和机制。第二节 (B节）我们将转向环境经济学，讨论若干针对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等问题重要的公共政策，还有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

固定的土地和租金

土地是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在法律上，“土地”的所有权包括一系列的权利与义务，例如占有的权利、耕种的权利、拒绝使用的权利，以及进行建筑的权利。除非你计划在气球上经营你的公司，否则土地对任何商业活动都是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的一个不寻常的特征是：数量固定，对价格完全缺乏弹性。

作为固定要素收入的租金

固定要素的价格称为租金 (rent)，或纯经济租金(pure economy rent)。经济学家所说的“租金”，不仅是就土地要素而言，而且还用它来讨论所有供给固定的要素。如果你每年支付阿莱克斯·罗德里格斯300万美元，以使他为你的棒球队效力，那么这笔钱就可视作为使用他这种独特的要素而支付的租金。租金以单位时间和单位固定要素的美元数计价。亚利桑那的荒漠土地的租金每年每英亩可能只要50美分，而纽约或东京中心的土地的租金每年每英亩可能就是100万美元。一定要记住“租金”一词在经济学中特殊而具体的含义，即租金是对使用供给固定的生产要素的支付。日常生活中的“租金”通常包括其他的意思，如对租用公寓或建筑所支付的费用。

【租金（或纯经济租金）是对使用供给固定的生产要素所支付的报酬。】

【市场均衡因为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所以土地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即是垂直的。在图14-1中，需求和供给曲线相交于点E 点。土地的租金必须趋近这个均衡价格。为什么呢？】

如果租金高于均衡价格，所有厂商需要的土地数址就会少于所能供给的现存的土地数批。有些土地所有者就不能将其土地租出去；他们不得不以较低的租金出租自己的土地，于是土地租金就会降下来。同理，租金也不会长时间停留在均衡水平以下。只有在土地的需求量正好等于固定供给时（此时为竞争性价格），市场才会处于均衡。

假定土地只能被用来种植玉米，如果对玉米的需求上升了，玉米地的需求曲线就会向右上方移动，租金就会上升。这说明了土地的一个重要特征：土地价值高是因为玉米价格高。这也是要素需求作为一种派生需求的很好的例子一对要素的需求是由对要素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所派生出来的。

因为土地的供给没有弹性，且土地总是为了它能生产的产品而发挥作用，所以土地的价值完全是由其能够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派生而来，反之则不成立。

对土地征税

土地供给数量固定这一事实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考虑图 14-2 中的土地市场。 假设政府对所有的土地租金开始征收50%的税，注意对建筑或新增设施不征税。

征税后人们对土地的总体需求并没有改变。在图14-2 中，当价格（含税）为200美元时，人们对土地的需求仍然等于土地的固定供给数奻。于是，由于土地供给固定，土地服务的市场租金（含税）也就完全不会变动，仍在初始的市场均衡点E。

那么，土地所有者得到的租金将会有何变化？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数量并没有变化，所以市场价格不会受税收影响。于是税收完全是从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中扣除的。

我们可以在图 14-2 看到这种情况。农场主付的钱和 土地所有者收到的钱现在完全是两码事了。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当政府介入拿走 50%的租金时，其效应同所有者的净需求从DD降到D'D'的影响一样。土地所有者税后的均衡收入现在只是E'。税收全部由供给完全无弹性的要素的所有者承担。

土地所有者肯定会抱怨。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不能改变土地的总供给，而且土地总要被用来获得些什么，得到半个面包总比没有面包要好。

此时，你可能想了解这种税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对租金征税不会引起扭曲或经济的无效率。这一惊人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对纯经济租金征税不会改变任何人的经济行为。需求者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意愿价格没有改变；供给者的行为也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不可能作出反应。于是，税后的经济会同税前完全一样地运行，土地税没有带来扭曲或无效率。

对纯经济租金征税不会导致扭曲或无效率。

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运动

纯经济租金理论是 19 世纪后期单一税运动的基础。当时，由于世界各地的人向美国移民，美国的人口迅速增长。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铁路延伸到美国西部，地租飞涨，为那些预先购买了土地的幸运的或有远见的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有人问， 为什么允许这些土地所有者获得那么多 的非劳动所得的土地增值呢？一位对经济学进行过很

多思考的记者亨利·乔治 (1839-1897)，在其畅销书《贫困和进步》(1879年）里集中表达了这种情绪。他在书中建议，应当把对土地征收财产税作为政府融资的主要途径，同时削减或免除其他所有的对资本、劳动以及土地新增设施的税收。乔治认为，这种单一税收能够在不损害经济生产效率的情况下，改善收入分配。

尽管美国经济显然没有向单一税理念的方向走得太远，但乔治的许多见解得到了后来几代经济学家的重视。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塞通过分析不同种类税收的效率，发展了乔治的方法。这带来了效率原理（或拉姆塞原理）的发展。这种分析表明， 当一个部门的供给或需求的价格弹性非常小的时候，对其征税所导致的扭曲最小。

拉姆塞税收背后的推理与图14-2中所示基本一样，如果一种商品的供给或需求高度缺乏弹性，对该部门征税将不会对于生产和消费产生什么影响，所导致的扭曲将会非常小。

环境经济学

在本章的导论部分，我们就了解到一些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一则严厉的警告来自保罗·埃尔利希和安·埃尔利希。2008年这两位环境保护主义者曾这样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我们人类已经摘完了低处的果实， 使用完了最丰饶的土地。为了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 所冶炼的金属必须来自更贫富的矿石，而天然气和水资源将需要从更深的地井中才能获得， 而且还需要运扴得更加遥远。所谓的“临界”土地，即通常我们赖以生存的和保持基本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大本营，将日益需要生长更多的庄稼，以维持人和牲畜的生存，还有各种运动休闲车 (SUVs) 的家用……全球气候变暖势必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尽管它可能还不是最大的一个环境问题。土地用途的变化、地球中毒、流行病大范围蔓延的可能性的增加， 还有关于稀缺资源的冲突，以及冲突中有可能的核武器使用， 乃至所有与人口有关的隐患， 都将会日益显示它们对于人类的威胁。

然而，许多技术乐观主义者却认为，这些担忧未免显得有些夸张。我们的任务是努力获悉那些能够控制环境恶化的经济力量。在这一节中，我们将揭示环境的外部性特征，说明为什么它们会造成经济的无效率，并分析可能的解决方式。

外部性

我们已经接触过外部性这个概念，其含义是一种向他人施加不被感知的成本或效益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其影响无法完全体现在它的市场价格上的行为。

外部性表现为多种形式：有些外部性是正的，有些则是负的。当一个厂商将有毒的废水排放到溪流中时，鱼和植物会被杀死，溪流的景观价值也会降低。因为该厂商并不需要就其对溪流的损害向人们进行补偿，所以这是一种负的或有害的外部性。当你接种了一种新的流感疫苗时，那些并没有接种新疫苗的人们也将因你而获益，因为他们能够感染流感病毒的概率减少了。这就是一种正的或者说有益的外部性。

有些外部性具有普遍的影响，而有些只涉及到很少的人。在中世纪，如有淋巴腺鼠疫病毒携带者进了城，那么城里所有的人可能会患黑死病而死亡；而在有风的日子里，如果你在足球场上嚼洋葱，外部性的影响就不容易被人注意到。

公共品和私人品

为了说明外部性概念，让我们看看公共品这个极端的例子，公共品是这样一种产品或服务，其向所有的人提供和向某一个人提供的难度是相同的。

公共品的典型例子是国防。对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国家安全更重要了。但国防作为一种经济品，与面包等私人品完全不同。10块面包可以按人头分成许多份，而且我吃过的面包别人就不可能再吃一遍。而国防一旦被提供，就会对所有人产生相同的影响。无论你是鹰派还是鸽派，是和平主义者还是好战主义者，是老人还是青年，是文盲还是饱学之士，你都会和该国所有其他居民一样获得军队所提供的相同的安全保护。

一个明显的对比是：提供像国防这样的公共品的生产水平的决策，会涉及到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潜艇、巡航导弹和坦克等。相比之下，消费私人品（如面包）的决策则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你可以吃4片、2片或者不吃，总之，这完全是你个人决定的事，而无需确保其他人都有一定量的面包可以消费。

国防是公共品中一个引人关注的极端例子。但是，如果你再想想天花疫苗、哈勃望远镜、干净的饮用水以及许多类似的政府项目，那么你就会发现公共品的基本特征。可归纳如下：

【公共品 (public goods, 也译“公共物品”或“公共产品”一译者注）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消费，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私人品 (private goods) 恰恰相反，是那些可以分割、可以供不同人消费，并且对他人没有外部收益或外部成本的物品。公共品的有效提供通常需要政府行力，而私人品则可由市场进行有效地分配。】

全球公共品

也许最棘手的市场失灵就是全球公共品了。全球公共品指的是其影响不可分割地蔓延到整个地球的一种外部性。重要的例子包括减缓全球变暖（本章后面 将进行讨论）、防止臭氧的消耗、为防止禽流感进行的研发。全球公共品的问题之所以特别难以处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市场或政治机制进行有效地配置。市场失灵是因为个人没有适当的积极性进行生产，而各个国家又无法独享全球公共品投资的收益。

全球公共品与其他物品有何不同？如果一场大风暴毁了美国的玉米收成，价格体系会引导消费者和农民重新达到供需平衡。如果美国的公路系统需要现代化，选民将游说政府开发更有效率的运输系统。但如果全球公共品问题出现，例如全球变暖或抗生素的研发，则市场参与者和单一国家将都没有适当的积极性去寻找有效率的结果。任何个人或国家的投资的边际成本都会远远低于全球居民的边际收益，因此投资不足是必然的结果。

外部性引起的市场无效率

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政府应当“为人们做那些他们想做，但仅凭个人力量又根本无法做到或做好的事情”。控制污染合乎这一标准，因为市场机制无法对污染者进行适当的限制。厂商们既不会自愿地减少有毒化学物质的排放，也不会改变将有毒的废物倒入垃圾场的 行为。控制污染一向被认为是政府的合法职能。

对无效率的分析

为什么像污染这样的外部不经济会导致经济的无效率？假定有一个以煤为原料的火力发电厂（黑亮电厂）排出大批含二氧化硫的有毒烟雾，从而造成外部不经济。部分硫化物当然也会影响厂家本身，厂房因此需要经常重新粉刷，同时员工医疗费用也会增加。尽管如此，损害的主要影响对该厂来说还是 “外部的”，它影响的是整个地区：给植被和建筑物带来问题，导致附近居民患上多种呼吸道疾病，甚至还会出现孕妇流产和婴儿夭折等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家，黑亮电厂必须决定它应该排放多少污染物。若对污染置之不理，它的工人、厂房和利润都将会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如果对所排放的气体都加以净化的话，则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完全彻底的净化费用肯定太大，会使黑亮电厂无法在竞争市场上生存。

因此该厂家管理者会选择一个利润最大化的水平减少污染。在该水平，电厂从多净化1单位污染或 “污染 减少 1 单位” 中所获得的效益（私人的边际收益），正好等于多 “减少1单位污染” 所增加的成本（净化的边际 成本）。根据经济和工程核符，当电厂净化污染物的数量是50吨时，厂商的私人利润最大化。在这个水平上，厂 家的私人边际收益正好等于净化污染物的私人边际成本，即每吨10 美元。换言之，当黑亮发电厂只从私人成本收 以角度考虑问题并以最小成本进行发电时，它就会排出350 吨的污染物，而只净化 50 吨。

然而，现假定一组环境学家和经济学家要检测整个社会而不仅是一个黑亮电厂的净化效益。在检测总的影响时，审计员们发现，控制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包括增进健康和提高邻近地区的资产价值）是上述私人边际收益的 10 倍。黑亮电厂每净化 1 吨额外的排放量所带来的私人收益是 10 美元，还有 90 美元的附加外部收益是造福社会的。为什么黑亮电厂不将附加的 90 美元社会收益统计入账呢？因为那对厂商来说是外部的，对利润毫无影响。

我们现在了解了污染和其他外部性如何导致了经济无效率的产生：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厂商会采用使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净化污染的私人边际成本的方法，来决定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污染水平。当污染外溢的影响很严重时，私人均衡水平势必缺乏效率，从而导致高程度的污染和低水平的净化行为。

【符合社会效率标准的污染 在私人控污决策缺乏效率的 条件下，能否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呢？通常，经济学家们通过平衡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办法来确定符合社会效率标准的污染水平。更明确地说，达到社会效率标准需要控污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控污的社会边际成本。】

那么有效的污染水平该怎样确定呢？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方法叫做成本——收益分析， 效率水平由一种行为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均衡来决定。在黑亮电厂的例子中，假定专家们研究了减少污染和影响环境的成本数据后发现：当控污队从50吨上升到250吨时，社会边际成本会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在这个有效率的污染水平，他们发现控污的边际成本是每吨40美元，此时，控制最后1单位污染所带来的社会边际收益也是每吨40美元。

上述的排放水平是符合社会效率标准的，因为在这一排放水平上产生的社会净效益最大。 只有在这个排放水平上，控污的社会边际成本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再重复一下，在许多场合，我们发现当一种行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该行为的结果是最有效率的。

成本一收益分析说明了为什么“无风险”或“零排放”政策通常是很浪费的。将污染降低到零排放通常会使控污成本上升为一个天文数字，而减少最后几克的污染物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却少得可怜。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要达到持续零排放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零风险原则，计算机工业就应当关闭，所有的汽车交通也应当被禁止。现实中通常的情况是，经济效率要求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即产业的额外产出的价值正好同额外污染的损失相均衡。

【没有管制的市场经济会产生一定水平的污染（或其他外部性），在这个水平上，控污的私人边际收益等于私人边际成本。效率要求控污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在一个没有管制的经济中，会产生过少的控污行为和过多的污染。】

对危害的估价

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我们需要去估计污染控制和其他政策的价值。如果受影响的只是市场产品和服务的话，那么相应的测量就会比较简单明了。例如， 如果气候变暖导致小麦减产，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小麦的净产值变动来测量。同样，如果新建一条马路需要拆掉某些人的房子，则我们可以计算这些住所替代品的市场价值。

然而不幸的是，对于许多类型的环境危害，我们很难对其损失进行价值估计。举例来说，环保人士最近呼吁政府出台一项停止在太平洋西北部伐木的禁令，以保护斑点猫头鹰的栖息地。这意味着将会牺牲掉数以千计的伐木工人的就业机会，并且木材的价格会因此提高。但在另一方面，考虑到斑点猫头鹰的逐渐消失，我们又如何计量斑点猫头鹰持续生存下去的价值呢？再举个例子，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海峡，埃克森公司的瓦尔代兹号油轮的泄漏污染了海滩，危害了野生动植物。那么海獭的生命究竟值多少钱？

经济学家们已经找出了许多种方法来估笲那些无法直接用市场价格来表示的某种行为及其影响（比如上述猫头鹰和海獭的例子）的价值。最可靠的方法是首先检查环境污染对不同活动的影响，然后再计算这些活动变化的市场价值。例如，在估计二氧化硫排放址的影响时，环境经济学家首先估计高排放扯对健康的影响，然后根据调查或根据人们实际行为来估计健康状况的变化，最后确定这些变化的价值。

估计涉及生态系统和不同物种生存的价值往往是最困难的情况。为了保证斑点猫头鹰幸存下来，社会应该支付多少价值呢？大多数人从未见过斑点猫头鹰，就像从未见过引吭高歌的仙鹤或威廉王子海峡一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愿意对这些自然资源的价值进行估员。有些环境经济学家用或发价值的概念来表示人们愿为假定的情形（例如保护某些自然资源不受伤害）所支付的价格。这种方法能得到需要的答案，但这些答案并不总是可靠的。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健康和洁净的环境会有很高的价值这一命题，但计量环境的真实价值，尤其是非市场部分的价值确实是一个难题。】

污染的图形分析

我们可以通过图14-3来说明这些观点。具有正斜率的MC是控污的边际成本曲线，具有负斜率的曲线是减少污染的边际收益曲线。上面的MSB线是减少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曲线，下面的MPB线是减少污染的私人边际收益曲线。

污染的图形分析提示

在分析污染时将控污或净化视为“益品”是很有用的。在图上，我们在纵轴上衡量边际成本和收益，在横轴上衡量控污或污染清除量。这里的技巧在于记住控污是一种 “益品”，因此它在横轴上是正值。同样，你也可以用距原点很远的400单位作为新的原点，而将污染作为一种（害品）并用负值去计量。可见，零控污量就是400单位的污染，而控污400单位则意味着污染为零。

没有管制的市场均衡点为I, 在I点私人边际成本和收益相等。在这一点，只有50吨污染被控制，每吨的私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是10美元。但是，没有管制的市场是缺乏效率的。通过一个实验将控污量提高10吨，我们将行到1点是缺乏效率的：边际收益和成本如I点右侧的条状部分表示；对于增加的净化量，边际收益是MSB 曲线下的整个条状区域， 而边际成本是MC曲线下的区域；净收益是两条曲线之间的条形阴影部分。

在E点则实现了有效率的污染水平，在该点，控污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且MSB和MC均为每吨40美元。同时，因为MSB和MC相等，增加微量的控污量在两条曲线之间并无差异，因此对额外的污染控制来说没有净收益。相对于无管制的情形，我们还可以把从阴影部分到E点的所有代表净收益的小条块加总，计算有效解决方式下的净收益。 这一计算表明，区域ISE代表了有效控污后增加的收益。

矫正外部性问题的政策

对付由外部性造成的无效率的武器是什么呢？最常见的方法是政府的反污染计划，即通过直接控制或经济激励来引导厂商矫正外部性。更细致的办法是明确并加强产权管理，以促成私人部门之间通过协商达成更加有效的解决办法。本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办法。

政府计划

【直接控制：几乎所有的污染和其他影响健康与安全的外部效应，政府均依靠直接的管制加以控制；这通常被称为社会管制。例如，1970年的《空气洁净法》将三种主要污染物的规定排放量降低了90%。1977年，要求新的厂家必须减少90%的硫化物排放量。根据过去几十年公布的一系列管制条例，厂商们必须逐步停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这就是管制的作用。】

政府怎样实施污染管制呢？我们继续讨论黑亮电厂的例子。国家的环境保护局可能会要求黑亮电厂将净化量提高到250吨。在命令——控制型管制下，管制者只需给出所要求的控污技术和施工场地的详细规定，命令厂商执行即可，该厂商或所有厂商几乎没有什么想点新招或者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标准被合理地确定下来（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 )，结果就可能达到本节前面所谈的有效率的污染水平。

理论上管制者可以选择控污法令保证经济效率，但在现实中这一点却不大可能。事实上，许多污染管制苦于越来越多的政府失灵。例如，污染管制经常在未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进行比较之前就拍板定夺了，而没有这种比较就根本无法确定有效率的控污水平。

此外，标准天生就是一种笨拙的东西。有效率的控污水平要求各种污染源的控污边际成本都相等。命令—控制型管制通常不考虑厂商、区域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差别。因此，管制对大企业和小企业、城市和农村、高污染和低污染的产业都是“一刀切”的。即便A厂商一吨净化量的成本仅为B厂商的一小部分，但两个厂都被要求达到同样的标准。结果低成本的厂商得不到任何激励将污染降至污染标准以下，即使这样做会更经济。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由于使用命令—控制管制法，实现环保目标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

市场办法：排放费。为避免直接控制存在的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建议环境政策应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方法之一就是收取排放费，即要求厂商为它们的污染支付等于其外部危害的税款。如果黑亮电厂对该社区造成的外部边际成本是每吨 35 美元，那么合适的排放费就应为每吨35 美元。这实际上是为了让厂商支付其行为的社会成本，而将外部效应的影响内部化。 黑亮电厂计算它的私人成本后会发现，在图 14-3 的 E 点，再增加 1 吨污染会花费它 5 美元的内部成本和 35 美元的排放费，边际污染成本总共是每吨40美元。通过比较新的私人边际收益（私人收益加排放费）和边际控污成本，厂商将会把它的污染水平控制到效率水平。如果排放费是通过精确计算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 )，那么，追求最大利润的厂商就会被一只修正过的“看不见的手”引导至有效率的水平，在该点污染的社会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是相等的。

另一种分析方法如图14-4 所示，它与图14-3 相似。运用直接控制法，政府命令厂商减少250 吨污染物（或排放不超过150 吨）。这将使排放标准落在粗的垂直线上。

如果该标准设置正确，厂商就将会接受控污的社会效率水平。因此，由于有效率的管制，厂商将会选择E点，该点的社会边际收益MSB等于边际成本MC。

我们也可以通过图 14-4 看到排放费是怎样起作用的。假定政府要对厂商每吨污染物收取35美元的排放费。加上排污费，控污的私人边际收益将会从每吨5美元上升到 40 美元。在图 14-4 中总的私人边际收益表示为加总的边际收益曲线。面临这种新的激励，厂商当然会选择图14-4中的有效率点E。

【市场办法：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发放排放许可证是无需政府征税的一种新办法。采用这种办法，政府确定污染水平并将排放额度适当地在厂商中间分配，而不再是告诉厂商必须为每吨污染物缴纳多少税款，然后允许厂商自己选择污染水平。许可证的价格由许可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数额上相当于排放费。假设厂商知道它们的生产和控污成本，交易许可证将产生与排放费一样的结果。】

经济创新：污染许可证交易

大多数环境管制利用命令—控制的办法限制个体（如能源制造厂或汽车厂）排放污染物。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于所有的污染物排放。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使得所有的计划都会产生无效率，因为它不满足所有排放都有相同的边际成本这个条件。

1990年，美国政府在它的环境控制计划中，宣布了一种用以控制二氧化硫这一最有害的环境污染物的全新方法。在1990年《空气洁净法》修正案中，政府发行了一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从1990年起，全国允许的总排放量已经逐年减少。这一计划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许可证可以自由交易。电力产业得到污染许可证，并被允许它像猪肉或小麦一样进行买卖。那些能以较低成本降低硫化物排放的厂商会这样做一 卖出它们的许可证；另外一些需要为新工厂争取更多额度许可证的，或没有减少排放余地的厂商会发现，比起安装昂贵的控污设备或是倒闭来说，购买许可证或许更经济一些。

环境经济学家相信，激励的增强有助于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而且其成本比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管制要低。缅因州科尔比学院的经济学家汤姆·泰坦伯格 (Tom Tietenberg)的研究表明：传统方法的成本要比有成本效益的管制（如买卖排污许可证）高出2~10倍。

排污许可证市场的运行产生了令人惊奇的结果。最初，政府预计在开始几年许可证的价格应在每吨二氧化硫300美元左右，但实际上，市场价格下降到每吨100美元以下。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这一计划给了厂商足够的创新激励，厂商发现使用低硫煤比早先预想的要容易，而且更便宜。对于那些主张环境政策应以市场手段为基础的经济学家们来说，这个重要的实验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论据。

私人方式

人们通常认为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在克服污染和其 他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时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明确清晰的产权可以取代政府管制或税收，从而解决外部性问题。

私人部门克服外部性的一种方法是依靠责任规则，而不是直接的政府管制。在这种方法下，外部性问题的制造者有法律责任向受害人进行赔偿。事实上，建立一个恰当的责任系统，外部性就被内部化了。

在某些领域，这类规则已经确立和颁布。例如，在大多数州，如果你被一个冒失的司机撞伤，你可以依法索赔。或者，你因不合格的产品而受伤或生病，公司都将负担产品责任。

责任规则从理论上讲，是将生产非市场化的成本进行内部化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在现实中，责任规则的应用却十分有限。它通常需要高昂的诉讼成本，这增加了原有的外部性成本。而且，由于产权并不完全（例如，涉及清新的空气时），或者外部性牵涉到大量的企业（例如，将化学物质倒入溪流中），许多受害方很难或根本无法起诉。

私人部门所采用的第二种方法依赖于明晰的产权和 不同利益集团的谈判。这种方法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发现的，他指出：有关当事人自愿协商常常可以得到一种有效率的结果。

例如，假设我是一个农民，我用的化肥流到了下游，毒死了你鱼塘的鱼。并且进一步假设你无法起诉我毒死了你的鱼。如果你的养鱼业足够赚钱的话，即使你无法起诉我，你也会努力地促使我减少化肥的用批。换句话说，如果将我们两家的业务重组并能产生净利润的话，则我们两人都会有足够的动力坐到一起，就有效率的化肥流出水平达成一致的意见。而且，即使没有任何政府的控污计划，这种动力都会存在。

【只要产权清晰，交易成本很低，尤其是当只有很少的利益相关方时，健全的责任规则或谈判有时也能保证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产生有效率的结果。】

气候变化：减缓抑或不减缓

在所有的环境问题中，没有什么比温室效应所引起 的全球变暖的威胁更让科学家们感到焦虑了。气象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警告说，由于燃烧矿物燃料所产生的大队诸如二氧化碳一类气体的累积，在下一个世纪将会引发 全球气温变暖以及其他重大的气候变化。通过气象模型，科学家指出，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下一个世纪，全球气温将会升高4~8华氏度。这将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温。

温室效应是很早就存在的公共品问题；今天的行为将影响下几个世纪全球人类的生存气候。近期，我们开始面临着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节能和使用替代 能源（太阳能或核能）来减少矿物燃料的使用，此外还有植树造林和其他一些方法。这些都意味着在短期内，我们不得不选用较高成本的能源、保持较低生活标准和较低消费水平。我们降低排放量的效益在未来很多年后势必得以实现。到那时，较低的排放水平会减轻未来的气候灾害一对农业、海滩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力会减弱。

经济学家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为的是寻找可供政府采用的对策。经济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市场经济可能在未来的数十年内相对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农业、森林、渔场以及像珊瑚礁一样难以管理的生态系统，很可能是受影响的主要对象。

制定控制气候变化的有效战略需要测定减少CO2排放批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图 14-5的MC曲线显示了减少污染的边际成本，MSB表示社会边际收益。纵轴衡量的是成本和收益，单位是美元，横轴则衡量CO2 排放的减少量。图中的点 E 代表有效率的点，在该点，减缓气候变化的社会边际收益等于减少排放的边际成本。这一点使减少排放的净收益最大化。相反，纯粹的市场解决方案会使得排放减少量在原点，此时MSB远远高于取值为零的MC。而极端的环境主义者的解决方式，即试图使排放批减少到0, 则会在图右侧的边缘部分，此时MC远远超过MSB。

如何才能达到代表有效率的CO2 排放减少水平点E呢？既然CO2来源于含碳燃料的燃烧，于是就有人提出对含碳燃料征收“碳税”。含碳较多的燃料（如煤）要比含碳少的燃料（如天然气）负担更重的税。经济学家已经发明了有效估计碳税的一些模型——这些模型能够使高税率带来的经济成本与降低全球变暖引起的损害所获得的收益相平衡。它们能在政策制定者们制定制止全球变暖的政策时起到指导作用。

全球公共品与《京都议定书》

在本章前面我们讨论了全球公共品。国家间应对全球公共品的方法是签订条约式的国际协议。这些协议的目的是，在污染博弈中从无效率的不合作转向有效率的合作。但是达成有效率的协议往往很困难，缓和全球变暖的努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科学家 提出气候变化的警告已经有 30 多年，但一直到1992年才有了第一个主要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协议：《气候变化协议备忘录》(FCCC)。FCCC包含了这样一些非约束性的条款：高收入国家承诺限制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当自愿措施失效时，一些国家在1997 年又对关于气候变化这一主题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在这一协定中，高收入国家和全社会主义国家都做出了有约束力的承诺， 即在 2010 年以前将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减少5%（与 1990 年相比），且每一国家都有一个具体的目标。以美国二氧化硫交易制度的经济学 理论和经验为基础（上面讨论过），《京都议定书》还包括了允许国家间买卖排放权的条款。而当布什政府在2001年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时，该协议便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经济学家们已经对关于全球变暖等问题的解决方 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一个分析结论认为问题的关键 在于能否确保市场当事人承担他们行为的全部成本。当前，环境变化的外部性在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内部化”，因为CO2 的排放价格为0。在没有合适的价格信号情况下，让数以万计的厂商和消费者作出减少含碳燃料使用的决定是不现实的。经济学家的讨论还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 世界各国参与， 而不仅仅是高收入国家参与这一点， 对减缓气候变暖是至关重要的。若将像中国和印度这样能源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列在减排约定之外， 则达成全球排放目标的成本势必大大增加， 当然这是就相对于一个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全球协议而言。

《京都议定书》第一回合已在2008年实施，但它的有效期只到2012年。许多关心全球未来的人正在观望奥巴马新一届政府是否会加入到这方面的努力之中；此外还有长期解决方案是否能被设计出来，并能加以实施和生效等问题。

“争吵和污染”，还是“推理和计算”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环境主义者正在询问一些令人沮丧的关于人类未来的问题。考察过这个领域之后，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就个人来说，他们很容易对人类理解和处理全球环境威胁的能力产生乐观或悲观的看法。另一方面，很显然，我们正在驶向一个未知的海域； 在耗尽许多资源的同时，我们正以一种无法逆转的方式改变着其他资源；我们正以一种不甚了了的方式与我们的世界进行着赌博。正如有历史记载的早期人类一样，今天的人们也喜好争论，他们制造了极其有效的武器来对争论者进行反击。与此同时，我们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也是重要的、更令人生畏的武器。

一方面是我们不断的争论与污染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推理与计算的能力，在这二者的竞赛中，哪一方将会占上风呢？是否有足够的资源能让今天的穷人也享受到高收入国家那样的消费水平呢？或者说富人会向他们提供向上爬的阶梯吗？这些深奥的问题，我们迄今 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答案。但是许多经济学家相信，答案的核心在于利用市场机制，努力减少污染以及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环境因素。明智的决策，加上适当的动力，一定能保证人类不仅可以继续生存，而且还会迎来长远的发展和繁荣。

下一章，萨缪尔森将对资本、利息和利润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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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内容简介

本书有五篇内容，第一篇是总论，详细介绍了环境、发展和经济学的关系，环境—经济大系统，环境伦理观，并分析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以及政府的作用和政府失灵。第二篇介绍了一些环境评价的方法，如成本效益分析法、市场价值分析法、替代市场分析法等。第三篇列举了再生资源、非再生资源等自然资源的管理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解析了如何开发和利用资源才能达到最优水平。第四篇分析了诸如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等的污染控制的手段，论述了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各种手段的效果和优缺点。第五篇，从环境与收入、环境与贸易的角度充实了本稿的内容，并在最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衡量方式。与第一版相比，首先，本版添加了现代环境主义伦理观的一些基本观点，虽然这些观点不包括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却给习惯经济学思维的人们启迪。其次，本版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鲜的案例，特别是关于中国的案例，让读者在理解知识的同时又能清醒地认识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最后，本版在习题中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挑衅性的问题，供读者锻炼自己的思维。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内容简介

在教材内容安排上也体现此目的：第1章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和内涵，以及学科发展概况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第2章从资源的稀缺性开始，让读者对资源的稀缺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接着用第3、第4两章的篇幅介绍了经济增长和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问题之间的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本学科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第5章介绍了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原理，并在随后的第6章至第8章中，就几种具有不同特点的自然资源类型分别探讨了它们的优化配置原理与模型；第9章则以污染这一典型环境问题为例，探讨了环境污染控制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也为其他资源和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借鉴。教材最后两章主要探讨资源环境价值的计量、环境核算等原理和方法，为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和发展提供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