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治民思想「甲骨文在商朝的作用」

与西方表音文字不同，汉字是一种表意象形文字，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对其字形的解读，往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开当时的社会风貌。

甲骨文是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其中不少文字就反映了商朝时代特征，比如“王、人、民、我”这四个字，就改写了传统认知，甚至给出了颠覆性的解读，深刻反映了商朝统治民众的思想，远非儒家所推崇的三代之治那么仁义道德、那么完美。

所谓三代之治，代表着儒家学者眼里的美好统治制度的设想，他们认为夏商周三代制度完美，君圣臣贤时，民众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充满仁义道德。在儒家看来，三代中出了夏桀、纣王、周幽王等昏君，以及王朝覆灭等，不是因为制度不好，而是因为这三人不行。

何为“王”？

夏朝统治者称“后”，周朝统治者称“天子”，商朝统治者是“生前称王，死后称帝”。问题在于，商朝最高统治者为何称呼自己为“王”？

过去有人说，“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赋予了王者哲学内涵。但甲骨文中的“王”简单粗暴，只是一把大斧的斧头轮廓图形，而大斧是杀戮的兵器，镇压威慑奴隶的手段，由此成为权力的象征。

简而言之，谁掌握大斧，谁掌握权力，谁称王称霸。与如今我们熟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因此，从“王”字字形上可见，商朝统治百姓的手段，简单而朴素，没有后世的仁义道德。

值得一提的是，夏朝统治者与商朝的可能有所不同，甲骨文中的“后”字是“从坐人，从口”，本义为坐着的人发号施令，由此代表最高统治者，这是夏朝君主用“后”的原因所在。

何为“人”？

如今的“人”代表人这一物种，但甲骨文中却并非如此，而是多为平民和奴隶之属。甲骨文中的“人”不是一撇一捺，而是像人侧面垂臂直立的状态，卜辞中的“人”通常用作“人牲”，即杀了祭祀祖先等。

古文字学者于省吾在《释人尸仁【尸二】夷”》一文中认为“人夷一字，最初之人即夷，夷即人”，卜辞中“人方”即“尸方”、“夷方”，夷、人、仁、尸诸字相通。

《春秋》表述得更为直接：“人”就是“夷”，都是古代的贱称，到了春秋时期有所区别，被征服之“夷”在臣服后为“人”，未被征服的外族为“夷”。

由此可见，商朝统治阶层眼里的“人”，属于被统治阶层，可以被他们生杀予夺的社会底层群体。

何为“民”？

如今所有百姓都是“民”，但商朝之民非常凄惨，其字形就展现了血腥残忍的一幕。

甲骨文中的民字（下图A），上部像一只眼睛，下部像一根针刺向眼睛，导致一目而盲，因此“民”或许是“盲”的本字。因此，商朝时的“民”，必然是被刺瞎一眼，非常血腥残暴。

显然，从“民”字字形来看，当时的“民”地位极其低下，应该或是有罪之人、或是战争俘虏、或是奴隶。

近代学者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对西周金文中的“民”字有过解读：“周人初以敌囚为民时，乃盲其左目以为奴征。”郭沫若考证认为，周初时以敌为民，将战俘刺瞎一目作为奴隶的特征。其实，从下述字形上看，可能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部分“民”还被刺瞎一目。

我们都知道，标记奴隶的手段有很多，脸上、手背等部位烙印刻字，为何要选择“盲其左目以为奴征”呢？对此，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有过一段精彩论证，他以“臣”与“民”作比较。

“民与臣两个字，在古时候本都是眼目的象形文。臣是竖目，民是横目而带刺。古人以目为人体的极重要的表象，每以一目代表全头部，甚至全身。竖目表示俯首听命，人一埋着头，从侧面看去眼目是竖立的。横目则是抗命乎视，故古称‘横目之民’，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云‘民者盲也’。”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古人也懂得这个道理，从观察俯首听命与横目抗命时的眼睛不同，由此给予不同处理，抗命者刺瞎一目充作“民”（奴隶）。

当然，随着时代发展，“民”之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商周是“奴隶”，秦汉后是“草民”，今天是“人民”。

何为“我”？

如今，“我”是第一人称，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施身自谓也”。但鲜为人知的是，商朝时期的“我”，本质上与“王”字差不多，都是代表一件杀戮凶器。

甲骨文里的“我”（上图A），像一把有柄有钩的古代武器——大斧，斧口有一排锋利的锯齿，因此又叫“锯斧”，是用来行刑杀人和肢解牲口的凶器，这种锯斧读音叫“wǒ”。后来，根据本义衍生出“手持大戉，呐喊示威”的意思。

因此，商朝之“我”是锯斧，奴隶主拿着这件凶器，震慑、处罚奴隶与平民，以此来维护统治。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我”字也有所变化：周朝早期的“我”（上图B），斧柄下面多了个脚钩，锯齿剩下三个；周朝晚期的“我”（上图C），字形进一步变化，锯齿又少了一个，斧柄开始向右弯曲；秦朝小篆中“我”（上图D），基本演化成如今“我”之字形，已与以前的大凶器锯斧原貌了。

那么，一件杀人的凶器，如何演变为汉语中的第一人称？如今普遍的观点是战国时期有了更先进的凶器，锯斧“我”被淘汰了，于是就被借用为第一人称。

通过“王、人、民、我”四个字，可以看到商朝统治者是采用暴力手段统治百姓，没有什么温情脉脉的仁义道德。虽说不能由此还原出全部历史真相，却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更引人深思的是，商代统治者如此对待民众，那么儒家倡导的夏商周“三代之治”，极力宣传的周文王、周武王仁义治天下，以及五帝仁义道德之类，在当时真的存在吗？或许，儒家宣传的上古仁义道德，只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仁义道德而已，与绝大多数民众没有关系。

武侠小说里，前人聪明绝顶总能创出绝世武功，后人练之成为绝世高手，貌似是在说“今人不如古人”，但放眼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尽管曲折不断，总体却还是更加文明，因此五帝、三代时的“仁”极有可能只是春秋战国儒家包装起来的，目的是劝说当时君主学习古代圣贤行仁政、善待民众，出发点值得赞扬。

商朝灭亡后九鼎是战利品还是王权？

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祭祀，戎是军事。意思就是就是说，国家两件重大的事情，一件是祭祀，另外一件就是是军事。祭祀是沟通人和神的方式，代表着民众的宗教信仰，它是凝聚一个国家民众的精神力量的基石。因此，祭祀权和祭祀时候用的器皿，就成了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掌握了这些东西，谁便拥有了王权。这就是九鼎为政权象征的由来。

九鼎是古代封建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先秦时期，夏朝、商朝、周朝都奉九鼎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后世帝王非常看重九鼎的权利象征与意义，也曾屡次重铸九鼎。九鼎相传铸造于夏朝初年，夏王划天下为九州，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分别是冀州鼎、衮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州鼎、梁州鼎、雍州鼎。青州鼎为主鼎。夏王为了使一鼎象征一州，鼎上所刻图形能反映该州的山川名胜，他事先命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振工匠按图仿刻于九鼎之上。这样，人们一看九鼎，便知当地风俗，鬼怪，以避凶就吉。据说，这个事受到了天帝的赞美，夏朝也因此得到了上天的保佑。

九鼎铸成之后，彰显夏王是九州之主，统一天下。从此之后成为了最高权力的象征。而只有夺得九鼎才能成为了天命所归之人。商朝灭亡夏朝后迁九鼎于自己的国都之中，后随盘庚迁殷。周朝时迁于洛阳，安放于周朝太庙之中。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南方楚国雄起，楚庄王首次于洛阳郊外问鼎之轻重，以示有争夺中原之心。

而随着朝代更迭，礼崩乐坏，不知九鼎何时能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