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如艺︱读印笔记古代一个烙马屁股的钢印其艺术价值竟堪称空前绝后

苏海强/文

著名的战国烙马印“日庚都萃车马”

当今社会，没有那一纸盖有红色公章的证明，你甚至证明不了“你妈就是你妈”。然而，在毕业证、工作证、结婚证等证书上，即使盖有那朱红大印，如果贴有照片的地方没有再打上一枚钢印，也证明不了“你就是你”“你老婆就是你老婆”。

其实，这种证明真伪或身份的钢印，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只是，那时的钢印，不是用来证明“你就是你”“你老婆就是你老婆”之类，而是用来证明“那匹马是某官家的马”的；那时的钢印，也不是用来押在马的照片上，而是用来“烙”在马屁股、马脸面等地方的。

不过，那时的所谓钢印，实际上是一种铁印，只是其社会功用类似于当今的钢印而已。那时的这种钢印，其印面相对较大，而且是方的，其印钮顶部会有一圆孔，用来插入木棍，以便于烙马时当把手使用。

战国“日庚都萃车马”烙马印原物

在古代，马匹的数量是一个国家战斗力强弱的象征。因此，古人对马匹的管理十分重视，也十分严格，基本上是马一出生就要盖印，而且随着马的长大，不同的马匹，还要随时加盖不同的烙马印，以便分类管理。

从战国起，我国就开始使用烙马印了。庄子的《马蹄》一文中的“烧之剔之，刻之雒（烙）之。”说的就是使用烙马印的事情。这种印通常由官府专门订制，是古代官印的一种。印的体型很大，用铁来制作，就是易于加热。而印文则根据需要有多种多样，有写年岁的，有写归属地的，有写强壮程度的，还有用特殊的符号来代替文字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据说，蒙古人曾经有着一个传统节日——“烙马印节”。只是，在牧民们实行半农半牧后，“烙马印节”这种盛会才慢慢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但给马匹打烙马印的风气似乎至今尚存。

烙马印场景

有记录的最后一次“烙马印节”是2013年3月30日，在新疆和静县额勒再特乌鲁乡盖干塔克勒根村举办的那个“烙马印节”。据闻，“烙马印节”一般在清明节或端午节前后举行。节日这天，接羊羔、骟小畜、打马鬃、烙马印，牧民们会忙得不亦乐乎。其中的主要节目，便是在马屁股上烙印。骑手们每套住一匹烈马，便有执印者在马的左胯骨的中心部位，打一个印记。烙马前，牧民们会在指定的草场燃起篝火，将烙马印烧得通红，并挑选出一名德高望重、骑技精湛、烙技娴熟、通晓马性的牧人执印。在给马匹打印记时，牧民们还要给打印师敬献哈达，唱祝福歌。小伙子们还要进行骑马、套马、摔跤、射箭比赛，用他们的悍勇获得姑娘们的青睐。

从战国时代至今，时间跨越两千多年，那些打过烙马印的马匹数目必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传世的古代烙马印却极其稀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烙马印不到10方。他们分别是战国烙马印“日庚都萃车马”、汉代烙马印“灵丘骑马”“曲革”“邞骀”“常骑”“遒侯骑马”“夏丘”等七方。

汉代烙马印“遒侯骑马”

汉代烙马印“曲革”

汉代烙马印“灵丘骑马”

汉代烙马印“夏丘”

汉代烙马印“常骑”

我今天重点要读的烙马印是战国“日庚都萃车马”阳文印。

据考，“日庚都”为燕国都邑名，“萃车”即副车，印文“日庚都萃车马”是指日庚都官署副车所用的马。柯昌济《金文分域编》载：“日庚都萃车马玺，光绪十八年出土潍县。王文敏（即最先发现甲骨文的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以百五十金得之，方二寸二分，四边作铜墙……疑古钤马印。”万印楼主人陈介祺曾收藏此印，编入《十钟山房印举》，后流散日本，现藏于日本藤本有邻馆。

这方战国烙马印章法布局均采用“U”字形构图，印文沿右下左三面迤逦而行，印心大胆留白，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一派空灵之境。对它的艺术特色，我在此不想赘言，因为当代著名篆刻家祝竹先生的评语可谓的评。不妨引述如下：

战国烙马印“日庚都萃车马”

全印大虚大实，布局恣纵错落，疏密对比强烈，印文揖让多姿，镌刻苍劲古茂，气势雄阔，而韵致内含。在大开大合的总布局中，辅以文字形体的敛纵变化，文字间的错落挪移，笔画的穿插嵌合，造成几块大小空白，呼应有情，疏处不觉空虚，而密处不致壅塞。同时，文字夸张变形，笔画轻重粗细变化多姿，苍劲深厚，字与字之间相迎相揖，气脉贯注而又次序安闲。全印绝无怒笔张扬，而气势雄强朴茂，初观夺人心志，细品又隽永无穷，一片天籁，古奥神奇，堪称是空前绝后的佳作。

来楚生先生篆刻作品“息交以绝游”

钱君匋先生篆刻作品“午斋钱塘之玺”

正是这种“堪称空前绝后”的艺术审美价值，这方烙马印成为后世篆刻家争相取法的对象。现代诗书画印四绝的来楚生先生和现代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匋先生就是这支可谓庞大的取法队伍中的佼佼者，来先生“息交以绝游”印和钱先生“午斋钱塘之玺”印则可谓后世学习这方烙马印的代表作。两先生的这两方印全盘接受了烙马印的章法布局，只是，来先生的线条更加浑融朴厚，钱先生则在烙马印横竖线之外增加了更多的大角度斜线，使印面显得更加错落有致。

当然，后世学习这方烙马印者，在章法布局上进行创新的人也不少，他们或把“U”字形构图改为倒“U”字形构图，或把“U”字形构图改为向左、向右侧倒的“U”字形构图，从而赋予了这方烙马印新的生命力。

谁能想到，当时只是一个日常铸造、用来烙马的劳动工具，却由于古人的铸造工艺加上长期的自然风化侵蚀或者历史人为的破坏，使这方烙马印更增加了苍古深邃的金石意味，成为一方“堪称空前绝后”的篆印名作。

现在，很多人声称当代篆刻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我在想，当代那些篆刻水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印人的篆刻家的作品，在经过上千年的自然风化侵蚀或者历史人为的破坏之后，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

2021年11月4日与冲井居

审读：孙世健

读书笔记｜哲学的慰藉

《哲学的慰藉》是被誉为“英国文坛奇葩”的才子型作家阿兰·德波顿的重要作品，自2000年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球畅销不衰。 在本书中，德波顿以其特有的英国式笔调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轻松的哲学之旅，典雅风趣，帮助我们走近苏格拉底、伊壁鸠鲁、蒙田、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发现，人生的悲苦、困顿和欲望引起的烦恼在他们的智慧中可以找到慰藉。 德波顿认为尽管古往今来被称作哲学家的思想者千差万别，还是有可能在相隔几世纪之间找到一小群情貌略微相似的人，其共同点就是忠于“哲学”一词希腊文的原义——“爱智慧”。他们的共同爱好，在于就人生痛苦的根源向我们说一些宽慰而切合实际的话；他们的共同精神是不向世俗低头，坚持独立思考。 阿兰·德波顿编著的《哲学的慰藉》的文字在译者资中筠先生看来是“简洁而优雅，机智而含蓄，能用小字眼就不用大字眼，深得英国古典散文的传承”，非常值得回味。

哲学的慰藉（译文经典）

阿兰·德波顿

我的作品在中国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

哲学不只是慰藉（推荐序）

周国平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一书选择西方哲学史上六位哲学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哲学对于人生的慰藉作用。人生中有种种不如意处，其中有一些是可改变的，有一些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缺陷，哲学提供了一种视角，帮助我们坦然面对和接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慰藉。

调整的却是我们看世界和人生的总体眼光

塞内加的看法是：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反之受伤害最重。哲学的作用就在于，第一，使人认识到任何一种坏事都可能发生，从而随时做好准备；第二，帮助人理解已经发生的坏事，认识到它们未必那么坏。

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倘若一个人着眼于整体而非一己的命运，他的行为就会更像是一个智者而非一个受难者了。

“登上至高无上的御座，仍只能坐在屁股上。”“国王与哲学家皆拉屎，贵妇人亦然。”

他的哲学的核心思想恰恰是主张真正的快乐对于物质的依赖十分有限，无非是食、住、衣的基本条件。超出了一定限度，财富的增加便不再能带来快乐的增加了。

奢侈对于快乐并无实质的贡献，往往还导致痛苦。事实上，无论是伊壁鸠鲁，还是继承了他的基本思想的后世哲学家，比如英国功利主义者，全都主张快乐更多地依赖于精神而非物质。

译序

这是一本以介绍几位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非学术性书，既像写自己读书心得的随笔，又像普及知识的“科普”作品。

哲学最大的功能就是以智慧来慰藉人生的痛苦。

第一章 对与世不合的慰藉

我在与人谈话时总是重视取悦于人甚于讲真话。为了讨好别人我常常为索然无味的笑话大笑，就像家长对待学校恳亲会演出的开幕式一样。对待陌生人，我常采取饭店守门人对待有钱顾客那种奉承的态度——那是出于讨好所有人的欲望而表现出的过分殷勤。我从不对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公开表示怀疑。我努力博取大人物的赏识，每当同他们见过面后，总要久久心怀忐忑，担心他们是否看得上我。经过海关，或是开车在路上遇到与警车并行时，我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希望，想让穿制服的人对我有好印象。

（二）

常识之所以被悬置起来而不容置疑，是因为人们把它的判断都视为天经地义，不必加以审视。

但是阻止我们对现状怀疑的不仅是他人的敌意。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能同样强有力地扼杀我们怀疑的意志，那就是认为既然社会传统规范已经为大多数人遵循了这么长时间，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尽管我们不知道那道理到底是什么。我们社会竟然有严重错误，而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又只有我们自己，那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我们抑制自己的怀疑而随大流，因为我们不能想象自己竟然是发现至今不为人知的、艰难的真理的先驱。

（三）

正如贫穷本身并不能表明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一样。没有必然的理由让一名富人自以为他的资产就保证他的美德；也没有什么必然的理由让穷人觉得贫穷本身就是堕落的表现。

（四）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样的泰然自若，如果我们听了几句对我们的性格或业绩的严厉批评就忍不住掉眼泪，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正确的能力主要是由他人的赞许构成的。我们对于不受世人喜爱很在意，不仅是出于实用的理由——例如生存或升迁，更重要的是世人的嘲弄似乎是一种信号，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已误入歧途。

批评的价值取决于批评者的思想程序，而不是人数的多少或是他们所在的阶层。

（四）

指出怎样才真正能实现快乐人生——对缺少钱财的人说来很幸运，构成快乐的要素虽然难以捉摸，却似乎不大昂贵。

除非有人看见我们存在，我们是不存在的；在有人能懂得我们的话之前，我们说什么都没有意义；而经常有朋友围绕身旁，我们才能确认自我；朋友知我、关心我，构成一种力量，让我们不要陷入麻木不仁之中。

真正的朋友不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他们看重的是我们的本质

追求财富的欲望不一定单纯出自对奢侈生活的渴望，更重要的动机可能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赏和善待。

我们追求发财的最大目的可能就是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关注，否则他人就会对我们视而不见。

开始了一种可称之为公社的生活，以简朴换取独立。他们钱少了，但从此不再需要听从那令人厌恶的上级的指示。

生活简朴并不妨碍朋友们感到自己是有地位的人，因为他们同雅典世俗的价值观拉开距离，不以物质标准衡量自己。家徒四壁不必汗颜；黄金万两无可炫耀。在城邦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外，与若干朋友离群索居，就钱财的角度而言，没有什么需要证明自己的。

3．思想很少有比思想更好的医治焦虑的良药了。把我们的焦虑写下来，或者在谈话中说出来，其主要内容就显露出来了。了解其实质之后，我们即便不能消除那问题本身，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消除它的一些特点：迷茫、错位、惊愕。

人一死，物我两忘，复归于无

快乐依赖于一些复杂的、与心理有关的事物，而对物质的东西的依赖相对少一些。

在消除了匮乏的痛苦之后，清茶淡饭与丰盛筵席带来的快感是相同的。

现在看来，真正的需要与最初的懵懂的欲望差别很大。

（五）

既然昂贵的东西不能带给我们特大的欢乐，为什么对我们还有那么强大的吸引力呢？其原因同那个偏头痛患者在头的一侧钻洞一样，对于我们不理解的需要，昂贵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所需要的精神的东西在物质世界中被仿造。我们需要的是重整自己的思想，却为新的货架所引诱。我们买一件开司米毛衣代替朋友的忠告。

无聊的意见占上风决非偶然，它符合商业界的利益——歪曲我们所需的轻重缓急以宣扬一种崇尚物质的观念，而贬低那些不能买卖的事物。

他们把多余的物品与我们已经遗忘的需求巧妙地联系起来，从而把我们拴住。

奢华酒食不足以避害，不足以健身。超过自然之财富，其无用犹如溢出容器之水。真价值不生于剧院、澡堂、香水与油膏，而生于自然科学。

卢克莱修哀叹：人们是凭道听途说，而不是凭自己的见证产生需求的。

人类将永远是无意义的牺牲品，一生都在无谓的烦恼中度过，因为他们永不满足，不知所止，而不知真正的快乐的增长是有限度的。

我们可以想见伊壁鸠鲁的回答：不论我们觉得海外探险多么了不起，最终衡量其价值的是它引起多少快感：我们最终诉诸快感，用这一感觉来判断一切善。

（六）

快乐可能得之不易。不过障碍不在金钱方面。

第三章 对受挫折的慰藉

挫折的范围虽然很广——从脚趾头绊了一下到死亡都能算——而每一种挫折的核心却都有着同样的基本构成，那就是主观愿望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我们襁褓中就开始：发现自己够不着能满足欲望的东西，发现不能指望这个世界总能如己之愿。

而对塞内加来说，我们能够达到的智慧，就是要学习如何避免用我们对挫折的反应来加剧这个世界的顽固性，这种反应包括盛怒、自怜、焦虑、怨恨、自以为是和偏执狂。

我们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而准备最少、不能预测的挫折对我们伤害最严重。

哲学的任务是教会我们在愿望碰到现实的顽固之壁时，以最软的方式着陆。

他们在心平气和时，可能道歉，解释说他们刚才为一种自己控制不了的强大力量所左右，也就是说，强于理智的力量。“他们”——意即理性的他们——本意并不要骂人，并为大喊大叫而后悔；“他们”控制不了内在的阴暗力量。发怒的人通过这样的解释诉诸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对思想的看法：把理性功能，也就是本真所在，描绘成常常会受到狂热的激情的袭击，理智对此既不能分辨，也不能负责。

由于我们理解对这个世界能期待什么，由于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希望什么是正常的，我们的挫折感就得到缓解。我们并不是每当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就怒不可遏，只有我们认为有权得到时才这样。我们的盛怒来自那些侵犯了我们认为是生存的基本规则的事物。

怒气来自一种信念，认为某种挫折没有写进生活的契约中，这种信念发源于近乎喜剧性的乐观，但其后果却是悲剧性的。

生活必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必须顺应之。

我们若是不抱那么大的希望，就不会那么愤怒。

现实包含着两种令人糊涂的残酷的特性：一方面是世世代代的延续性和可靠性；一方面是无法预料的灾难。我们处在夹缝之中，一边是合理的召唤，让我们假设明天还会和今天一样；另一边是大难临头的可能性，从此生活再不能恢复原样。

我们应该对什么都不感到意外。我们的思想应该事先准备迎接所有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惯常发生的事，而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三）

内加的智慧就在于正确地区分何处能够凭己意重塑现状，何处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必须泰然接受。

斯多葛派还用另一种形象来比喻我们的生存状态；有时能实行一些变革，但永远必须服从外在的必然。

我们就像拴在一辆不可捉摸的车子上的狗。绳子的长度足以让我们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决不允许随意到处跑。

当一条狗拴在一辆车上时，如果它愿意跟着走，它就被拉着，同时跟着走，这样它自发的行动与“必然”巧合。但是如果它不想跟着走，反正它也得被迫跟着走。人也是一样：即使他们不愿意，他们也得被迫跟着命定的道路走。狗当然希望随意到处跑。但是，如芝诺和克里西波斯的比喻所暗示的：如果它不能，那么不如乖乖地在车后面跟着跑，而不要被车子硬拽着以至于绞死。

牲口跟缰绳较劲，只会越抽越紧……任何缰绳都是顺着它伤害少，而越逆着它挣扎伤害越大。对压顶而来的恶事惟一的缓解剂就是逆来顺受，向必然低头。

为减少我们对违背我们意愿的事物反抗的激烈程度，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脖子上也从来是套着绳索的。智者知道什么是必然，立即顺从它，而不徒耗精力去抗议。一位智者听说他的行李在转运中遗失了，他几秒钟之内就放弃了。塞内加讲述了斯多葛派对丧失财产的反应：当芝诺收到一次海难的消息，知道他的全部行李都丢失了时，他说“命运之神要我做一个负担轻一些的哲学家”。

我们可能误把非必然当做必然而拒绝可能之事，我们也可能拒绝承认必然而妄想不可能之事。对二者作正确的区分，就需要理性。

理性使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我们的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命令我们甘心情愿地，而不是怨恨满怀地接受必然。我们可能无力改变某些事态，但还是有自由决定对待它们的态度。正是从自发地接受必然之中，我们找到了明白无误的自由。

正如他在马尔恰痛失爱子时劝过她的：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第四章 对缺陷的慰藉

人生至乐在于绝智。——索福克勒斯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圣经·传道书》

（二）性缺陷

既有肉体又有思想实在成问题，因为前者与后者的庄重和聪明形成诡异的反差。我们的肉体发出气味、感觉疼痛、萎缩、跳动、抽搐、衰老。它迫使我们放屁、打嗝，放弃明智的计划去和人上床，出着汗，发出急吼吼的呻吟，那声音就像美洲的野狼隔着旷野互相召唤的嚎叫。我们的思想受制于肉体任性的或者有规律的起伏。我们整个生活观可以因一次午餐过量造成消化不良而改变。“我在饭后与饭前判若两人”，蒙田说：当我身体健康，又逢阳光明媚时，我是个和善的人；只要有一个长进肉里的脚趾甲，我就会变得暴躁，脾气坏得谁也惹不起。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能免于受肉体之辱。蒙田说：“试设想柏拉图患了癫痫或中风，然后将他的军，要他求助于他灵魂中所有美妙而高贵的功能。”或者设想在一场研讨会中，柏拉图忽然要放屁：主管我们排泄的括约肌有自己收放的规律，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意愿，甚至违反我们的意愿。蒙田认识一个人能做到随自己的意愿控制放屁，而且曾经伴着诵诗的节奏放过一连串的屁。

蒙田的哲学却是调和的哲学：“最愚蠢的自讨苦吃就是蔑视自己的身体。”不要企图把自己切为两半，我们应该停止同自己令人尴尬的皮囊打内战，而要接受它，承认它是我们存在的不可更改的事实，既不可怕也不丢脸。

自以为能用精神来完全控制自己的肉体，认为这才是常规，害怕背离它变成不正常，正是受这种观点的压迫，那位朋友才会失败。

凡是能发生在人身上的事就没有不人道的，“每一个人的形体都承载着全部人的状况”，这状况就包括——我们不必为之脸红和自怨——有时阴茎不听话而出现阳痿的风险。

人类的生殖活动十分自然，十分必要，十分正确，它们究竟做了什么使我们觉得尴尬而难以启齿，把它们排除在严肃的、规矩的谈话之外？我们不怕说出“杀戮”、“偷盗”或“背叛”这样的词，但是另外那些词我们却只敢悄悄地在牙缝里嘀咕。

真正的明智必须与我们的基本自我相适应，不过分高估智力和高度文化修养在生活中的作用，并理解我们肉身凡胎有时会有急迫的、极不光彩的欲求。

在这个世俗的囚牢里，我们身上既不是纯肉体的，也不是纯精神的，硬把一个活人撕成两半适足以害人。

（三）文化的缺陷

当我们被指责为不正常时，还有一种慰藉是友谊。朋友总是能善待我们，把我们看做比一般人心目中更为正常的人。我们可以向朋友倾诉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看法，通常这些看法会被指责为太刻薄、张扬性欲、让人绝望、狡猾、软弱——友谊是一种小小的阴谋，用来对付一般人所谓的合理的事物。

我们通常称作朋友或友谊的只不过是机缘相投，在精神上互相支持的熟人或比较亲密的交往。而我所说的友谊是两个灵魂融合在一起，达到天衣无缝、难分彼此的程度。如果蒙田没有遇到那么多令他失望、对他们只能说三分话的人，这份友谊也不会那么珍贵了。他对拉·博埃西如此深情正说明他与别人交往时往往掩盖庐山真面目，以避免对方猜疑和惊讶的表情。多年以后，蒙田这样解析他对拉·博埃西的感情的源泉：Luy seul jouyssoit de ma vraye image.[插图]这就是说，在蒙田所有的熟人中，拉·博埃西是惟一真正理解他的。他可以让他回归本真，凭着他的心理的敏锐，帮助蒙田做到了这一点。他挖掘出蒙田性格中宝贵的，然而一直被忽视的方面——这说明我们择友不仅是为了他们对我们好，在一起过得愉快，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知己。

（四）智力的缺陷

一个人如果有大智，就会用是否有用和是否适合于自己的生活这把标尺来衡量一切事物的真价值。

但是朴素的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那些顽固地认定读不下去的文章是智力的标志的人很可能会不屑一顾，认为它是头脑简单的产物。这种偏见极为顽强

有的作者太聪明，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他们说得太多，好像对所有的事物都有最后发言权。他们的天才禁止其后代有任何心怀不敬，而这正是创造性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有信心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我就会不顾一切，彻底地自说自话。

一个人可能在世人面前奇妙非凡；然而他的妻子和随身仆人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几乎没有人在家里被当做奇人。

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本来就没有人真的是奇妙非凡的，但只有家人和随从能从近处看到令人失望的真相。或者，有人的确很有意思，但是他的年龄和居处都离我们太近，我们往往不当回事，因为人有一种奇怪的排斥身边事物的倾向。

（二）一则当代的爱情故事加叔本华式的注释

他同意蒙田的看法：我们的思想是从属于肉体的，尽管我们高傲地持相反的观点。

那么，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既不是沟通感情也不是发泄性欲，既不为求知音，也不为求欢愉。爱情在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因为：它对缔造下一代……对未来人类的存续和特有的体质起决定性作用。

爱情最莫测的一个奥秘是“为什么是他”？和“为什么是她”？为什么在众多可选的人中我们单单钟情于这一个？他们在餐桌上的谈话不见得总是有所教益，双方的习惯也不那么合得来，为什么就互相珍惜胜过他人？为什么其他某些人尽管客观上更迷人，也许更好相处，而我们纵使满怀好意，也产生不了激情？

叔本华认为这种挑选并不足奇。我们不能自由地同随便哪一个谈恋爱，因为我们不是同任何人都能生育生命意志的健康儿女。我们受生命意志驱使而去接近的人，都是能增加生育美丽聪慧的后代的机会的，而我们厌弃的是减少这一机会的人。生命意志发现了可以共同为人父母的理想伴侣，爱情只不过是这一发现的有意识的表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三）

我们比鼹鼠总还有一项优势。我们同它们一样需要为生存而奋斗，为繁衍后代而求偶，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去戏院、歌剧院和音乐厅，晚上睡在床上还能看小说、哲学书和史诗——叔本华正是从这些活动中找到至高无上的源泉，可以摆脱“生命意志”的需求。我们在艺术和哲学作品中找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痛苦和奋斗的客观表述，通过声音、语言和形象予以诠释和再现。艺术家和哲学家不仅向我们展示我们的感受，而且以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尖锐和智慧表达我们的体验；他们将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勾画出来，我们能认出是自己的，但是凭自己决不能理解得那么清楚。

世上故事比人少，同样的情节不断地重复，只是人名和背景有所变化。此即叔本华所谓：“艺术的真谛就是以一概千千万。”反过来，意识到我们的境遇只不过是千千万之一，就足以感到慰藉。

我们在黑暗中掘地洞之余，一定要努力化眼泪为知识。

（十二）

我们一定要学会忍受无法避免的苦难。一如世界的和声，我们的生活是由不和谐的和弦以及不同的音调组成的：柔和的、粗犷的、尖利的、平缓的、轻的和响的。如果一个音乐家只喜欢其中一部分，那他能唱什么呢？他必须掌握所有这些，然后糅合在一起。同样的，我们也必须把善与恶糅合在一起，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二者本是同一物。

（十四）

如果把所有的负面的根砍掉，也就等于扼杀了可能在枝头结出的正面的花果的元素。使我们感到窘迫的不应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无能让困难结出美丽的果实。

（十六）

如果你拒绝苦难在你身上逗留哪怕是1小时，如果你总是早早地防范可能的痛苦于未然，如果你把苦难与不快当作应当消灭的邪恶与仇恨，当作生存的缺点，那么，很清楚，你心中怀有安逸的宗教。生活在安逸中的人啊，你们真不知人类幸福为何物，因为幸福与不幸是两姊妹，甚至是孪生姊妹，要么一起长大，要么一起永远保持矮小。

（十九）

此类话语与喝酒可能有所区别，不过尼采坚持认为本质上是相同的。基督教和酒精都有力量使我们相信，我们原来以为是自身的和这个世界的缺点都是不必介意的；二者都削弱我们培育我们的问题的决心；二者都剥夺我们自我完成的机会

据尼采说，基督教是从罗马帝国的卑怯的奴隶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没有勇气去攀登山峰，所以创建出这样一种哲学，硬说他们所居的底层很让人喜欢。基督徒也希望享受自我完成的真正的内容（地位、性爱、智力超群、创造力），但是没有勇气忍受这些享受所必需经历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制造出一种伪善的信仰，谴责那些他们心里想要而又无力为之奋斗的东西，称赞那些他们本来不想要而正好拥有的东西。无力变成了“善”，卑下变成了“谦恭”，屈从自己所恨的人变成了“顺从”，还有，用尼采的话来说，“无能复仇”变成了“宽恕”。每一种脆弱感都给封了一个神圣的名字，看起来像是“自愿获得的成就，是原来想要的，自己选择的，一项业绩，一项成就”。基督徒们迷恋于“安逸的宗教”，于是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把容易得到的而不是应该向往的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就把生命的潜能抽干了。

（二十）

尼采宁愿我们如何对待挫折呢？继续对我们所向往的东西保持信念，即便我们现在没有，也许永远得不到。换言之，抵制那种把难以得到的东西贬为邪恶的诱惑——也许尼采自己无比悲惨的人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行为方式最好的范例。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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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什么意思

　　其实，文艺跟社会科学都是以一定经济作为基础的社会上层建筑，都是源于经济发展，也都作用于经济发展~~~~
　　比如，文艺复兴啊~~~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把人们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解放人性，人们开始学习科学知识，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自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文艺复兴时期也涌现了很多的艺术家，诗人，作家，科学家这些~~~
　　文艺是比较具象的一种思维的表现形式，比如，人们用文章，书画来表现他们的新思想，很直观；而社会科学，则是抽象的思维表现形式，主要是对人类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研究的东西是平时感觉摸不到的，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是又是实实在在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
　　鲁迅曾经以“杭育杭育”诠释文学的起源，当然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杭育杭育”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但“杭育杭育”似乎并不能称为文学，否则文学的概念似乎就陷于宽泛，陷于普罗大众化了。毕竟“杭育杭育”并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仅仅是一种人类不自觉的对语言的运用而已。
　　文学的产生似乎应该产生于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个人觉得与其说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不如说是在能够反观自身的神秘存在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文学在最初的时候，更应该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这也适合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观照的基本定义。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极为讨厌课堂上讲授的系统分析法，毕竟这种方法没有揭示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仅仅其中关于审美观照的一点还值得思考。
　　如果仅仅认识到文学作为劳动的产物，文学的生命力就不存在了。因为对于物质的生产，艺术是没有起到任何直接作用的。只有当人类在反观自身存在时，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的神秘感受，发出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的疑问，或者我是怎么来的等等，文学就产生了。最初的“杭育杭育”也仅仅是对语言文字的最无意识的运用而已。
　　从科学于文学（艺术）的对照中，我们似乎也能得到一个认识：科学和艺术分属于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基于生存需要的，一个则是基于享受需要的。两种需要以前者为基础，只有当前者获得满足之后，后者才会发挥作用。不同的人对两者的需要层次不一样，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世界方面的差别。
　　但从我们现时中却发现，目前人们似乎已经不再热衷于艺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相对的，这个富裕也和周围的人比较得出的）。因此，尽管国人在智商方面非常出色，但已经缺乏足够的艺术想像力，这直接进一步恶化了物质带来的恶果。当物质足够富裕的时候，艺术气质的缺乏导致了精神世界的空虚。
　　因此，只有把文学艺术的起源定位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会精神空虚的现实。
　　文学与艺术的区别
　　作者： 才子盼佳人 联系作者
　　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现。孟子总结的是孟子以前的社会历史经验，孟子以前，伏羲、女娲、炎帝、黄帝、仓颉、尧、舜、禹、文王、周公、老子、孔子，那确实是一个圣贤辈出、星汉灿烂的历史时期。
　　正是有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才缔造了世界人类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文明。
　　孟子说过那句话之后，很不幸，孟子以后的两千年间，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圣人。
　　这是汉代以后形成的文化框架与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
　　读孔子留下的书，说孔子说过的话，思想上必尊孔孟，言行上不许越轨，两千年间，千万文人，一个腔调，就是孔腔孔调，儒腔儒调，否则就是不尊孔，就是冒犯圣人。
　　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学而优则仕和唐代创造的科举制度，又对文人诱之以利。两千年间的文人全成了动物园中笼子中的动物，喂之以食，束之以笼，驯而化之，去其本性，使之忘记本性，忘掉了文人本来应该有的面目，忘掉了文人本来应该担当的责任与使命。
　　两千年可不是个短日子，若不是中间有佛教西来，有道家变身为宗教性的道教，中国人在精神旅途上早就饿死在了路上。
　　中国必须再度产生圣人，再开创一个圣人辈出的历史时期。这是复兴汉文化的基石。否则，当代人文界叫唤的复兴汉文化，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等等，就只是空叫唤，就只是做梦。
　　像我们经常讲的要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扬弃一样，我们同样需要对“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与扬弃。两千年间的文化正好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该革除的一定要革除，该洗涤的一定要洗涤，该继承的一定要继承。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优秀文化遗产，什么是封建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提倡恢复汉文化，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但决不能打着这一旗号继承封建文化的糟粕。
　　复兴汉文化，需要在文化上实现与孔子历史时期的直接对接，在文化上实现与远古圣贤文化时期的直接对接。就是说需要跳过、摔开整个封建历史时期，跳过这不出圣人的漫长的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与奠定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远古历史时期的文化实现对接。
　　不需讳言，那是奴隶社会时期，甚至更远古，是原始社会历史时期。原始社会历史时期与奴隶社会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早已经死亡，不会在对现实社会制度造成影响与渗透。不会像我们审视封建历史时期的文化时一样，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阴影总还在试图侵入我们的现代社会机体。
　　西方文艺复兴有过一个复兴对象，即复兴传统中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他们选择了古老的希腊文明，古老，模糊，有再创造的可能。历史证明了他们在选择上的正确性。
　　重开中华文化盛世，这已是国家与民族的人心所向，是民族精神的渴望，谁也不可能阻挡。
　　向往中国也有一次文艺复兴，希望也以文艺复兴的形式，实现再创中华文化盛世的目标，也是“五四”以来文化上只破不立，破后必立的历史发展规律。
　　我们选择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作为复兴对象？
　　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是两千年来人们公认的三大文化高峰。准确地讲是三大文学高峰。文学与文化，有相同之处，更有区别。我们今天更要强调它的区别之处。文学属于文化，但只是文化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文学的兴衰不能代表整体文化的兴衰。
　　有这样一种解释，远古时候，有一块石头，石头上有字迹或刻画之痕，后来字迹模糊了，被风蚀掉了，没有人知道石头的价值了。再后来，石头旁边长出了花草，花草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吸引了人们的着眼点即审美点，造成了人类审美价值及观念的转移，使石头成了陪衬，甚至被遮盖。石头是文化，是文化的主体。文学是花草，是旁出部分、边缘部分、后出部分。文学的过分繁荣会遮盖文化主体，会遮盖文化的本来面目与价值。
　　思想，哲学，文化，三位一体。文化是对思想与哲学的文而化之。思想与哲学离不开文化，也不存在完全脱离思想与哲学的文化。漂离思想与哲学的那一部分文化，表现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艺术对于文化主体来说，是漂离部分，旁出部分，溢出部分，边缘部分。
　　我们需要对2000年以来，孔子以后，中华民族不发展哲学思想文化，只畸形地发展文化的漂离与旁出的那部分文学这一现象给以深刻反省。我们需要适当地铲除文学与文人。铲除文学，为突出文化主体。铲除掉非文化意义上的文学，缺少文化含量与品质的文学。这类文学正是产生于汉代，兴盛于唐宋，滥溢于明清，末流于当代。铲除文人，就是铲除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他们之中相当一大部分人根本上缺少文化素养，根本不懂得文化的真实含义。他们同他们写作的作品，是文化的旁出者，是文化的私生子，是非文化意义上的花草的产生地。要做文人，就做远古文人，恢复远古文人的本来面目，本来责任担当。否则皆在铲除之列，屈原、李白，杜甫在铲除之列，罗贯中，曹雪芹等等在铲除之列，当代所谓文人全在铲除之列。
　　即使认为我们的文艺复兴只是文学艺术的复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也由于历史距离较近，过于清晰，其艺术成就过于完整，不再具有再创造的可能。况且我们需要的是汉文化整体上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同时是思想和哲学上的复兴。从后者着眼，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汉代文化唐代文化宋代文化，都从根本处欠缺用来复兴的基础。
　　复兴汉文化，选择出一个复兴对应**，我选择周代或商代，更倾向商代。商代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神秘的甲骨文化。青铜以象胜，甲骨以《易》胜。这里的“易”，是指《易经》。有象有《易》，重象重《易》，是今天复兴商代文化的特有条件。
　　不选择周代文化。商文化尚祖，周文化尚天。有相信人类自己还是相信天命的区别。商文化粗犷，周文化细腻，风格上的差异显示出商文化的创生性、原生性，商文化处在创生阶段；周文化处在完成阶段。商、周文化一脉而有异。
　　不选择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文化哲学百家争鸣**，很适合原创思想、文化、哲学产生，但以孔子、老子为主的儒、道两家文化，已经有了影响其后2000年历史的巨大的结果。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与模仿，而是再度创造与创新。我们更需要研究老子是怎样成为老子的，孔子是怎样成为孔子的，他们学术思想源泉在哪里，是什么，惟有这样才能够再度产生圣人。我提出复兴商文化，正是看出孔子思想源头是商代。孔子身前曾经长期游历中原寻求商文化，没有寻到，退一步才研究周文化。当今商代文物大量出土，足够成为产生并形成思想哲学文化的材料和源头。况且我们提出复兴商文化，只是以商文化做一个代表，它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与文化发祥过程，实质是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创造性。
　　中华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以预言家的姿态向国人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这是什么预言？与儿童的天真幻想一样。21世纪将是什么世纪？不错，是一个文化世纪。是一个权力文化世纪，是一个文化发展受权力操纵的世纪。是一个以强权为背景为依托的文化侵略世纪。由于以强权为背景，不可能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互补，在强权背景下，只会是东方文化失语。由此可以断言，21世纪不仅不是东方文化世纪，反而是东方文化加速西化的世纪。已经过去的20世纪，20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只是这场西化的序曲。21世纪与22世纪才将是全盘西化的时候。要到23世纪，东方文化才有出头之日。300年，时间很短也很长，清朝300年就是一闪过去的。时至今日，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早已结束了，结束100年了，仍有多少人多少文人多少学者多少文学作品、影视剧作品在为其延续香火似的歌功颂德。汉文化被同化到这种地步？一个民族的文化脆弱到这种地步？经历过21和22世纪之后，西方文化进入到中国的时间也将是300年500年，到那时候汉文化会是什么情景？
　　再创圣贤辈出**，恢复汉文化根本，才能够恢复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东方永不倒下的文化巨人的特性。这是现代中国数代文化人必须肩负的责任。
　　开创圣贤辈出**，与上古文明实现对接，就需要在思想哲学文化等方面跨越孔子与老子这两个圣人，跨越这两坐文化高峰。首先要敢于与他们站齐，与他们并立，有这样的胆略与勇气，有等高的学识与成就。并且要能够高于他们，才能够跨越他们。西方一代一代文化圣贤，都这么做，才创造并保持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哲学文化上的不断进步。中国圣人已经断代了2000年，要再出圣人，就需要付出更多更艰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