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秦立志如何理解大战略的本质,战略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一、大战略的基本动机

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宗教是发动战争的绝佳理由；威斯特伐利亚以来，则是国家利益成为政治行动的路标。客观的国家利益与对国家利益的宣传往往并不完全匹配，对愚者来说这种宣传是真实的，对智者来说真假并存，对领导者来说是有用的。通过表象去分析战略动机相当不易，但通过战略行动与实际的战略效果，战略家通常将国家大战略的动机归类为恐惧、荣誉、利益、地位。

英德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背后是恐惧感在作怪。最初，英国只希望威慑德国的过分行为，因为德国行为使英国认为德国只是对法国形成了威胁。到最后，德国的敌对姿态增加了，德国海军力量不断增强，英国逐渐把德国视为对英国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胁。英国认为，德国有意成为英国的敌人，否则，德国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海军来挑战英国海军？德国没有漫长的海上交通需要如此强大的海军加以保护。英国海军不对德国构成威胁，因为英国没有能够侵略德国的陆军。而一旦德国海军取得胜利，英国作为岛国就无法抵抗德国的进攻。从德国方面看，英国与俄国不共戴天的敌人结盟，伤害了德国利益。德国采取强硬立场希望让英国认识到制衡德国的成本与风险高昂，德国认为作为世界性大国，建设大海军是必要的。德国曾想让英国许诺，一旦德法交战，英国保持善意中立，德国就会停止海军军备竞赛，英国拒绝了这一建议，这让德国认为表明英国政策的反德本质。

国家的战略扩张并不以经济收益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的外交内政目标在于提升皇帝及其帝国在欧洲大陆和整个世界上的威望。拿破仑三世的政策是拿经济资本换取政治威望。由于傲慢地、不知足地追求荣誉，路易十四坚持要完全征服荷兰，发起了军事冒险，并与英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海上战略竞争，使海外殖民利益受到了巨大损失。

1941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禁运的预期，以及日本愿意拿本土安全区冒巨大风险的意愿，只能用日本武士道激情来理解。日本对现状大国充满了敌意，试图获取更高的国际地位来实现帝国的荣耀。

大国的地位焦虑是历史上权力转移引发战争的重要根源。“崛起国综合征”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和尊重；“守成国综合征”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修昔底德陷阱”只是结构性压力的描述，而不是战略操作上的宿命论。

二、大战略的历史视野

认为核武器即足以取消战略的假定，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它既然能使毁灭达到“自杀”的极致，其结果一定会促使人们加速反省，而又回到间接的路线上。战略的历史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化的记录。从历史实践中提炼出的规律性认识，是大战略研究的特色。与一个民族打交道时，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实。如果我们不了解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今天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我们虽然总说回顾历史避免重蹈覆辙，但我们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国际关系学科在科学行为主义革命之后，逐渐从还原主义方法注重演绎方法，对历史研究的相对忽视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缺陷。大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区别，前者对历史极其推崇，甚至可以说战略就是一部历史。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找回大战略的历史视野，有助于实现理论创新。对历史的演变应保持一种系统原则，防止出现对特定历史案例与其他相关历史线索的过度切割。

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都在进行同一课题不同分支的研究：人及其环境的研究、人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环境对人影响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相同的，加强人对自然的理解能力、控制能力。不要夸大偶然性的作用，也不要认为偶然性仅仅对历史进程只会起到加速和延缓的作用。

历史是根据历史重要性进行选择的一种过程，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事实中抽象演绎出因果关系，赋予这些推理出来的因果关系具备历史意义。其他的因果关系则被当作是偶然事件加以抛弃。历史双重的、相互的功能，提高我们根据现在理解过去的能力，也提高我们根据过去理解现在的能力。历史是一个过程，你不能一点点分裂这一过程，单独地研究每一部分，不管选择研究哪一段历史，都需要在那段历史之前、之后的环境背景里研究那段历史，要着眼于研究主题与更宽泛的背景之间的相互关联。

三、战略目标与战略能力在理论上的平衡原则

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对手的行为，大战略要考虑的是如何恰当使用权力、防止过度扩张。战略上的过度扩张主要包括空间上的过度延伸（overstretch）和对太多国家履行条约带来的过度承诺（overcommitment）。对于过度延伸的概念，传统理解是对控制区域的过度扩展，避免过度延伸几乎意味着收缩边界，放弃某些领土。过度延伸和过度承诺的观点主要适用于陆地帝国，同昔日海洋帝国只有有限的关联。只有海洋帝国跨过那些港口和贸易据点，深入大陆腹地，才会遭遇与传统陆地帝国相同的困境。对海洋帝国而言，抓住技术创新之先机远比开疆扩土、扩张领土领地更为重要。

在战略行为模式方面，大战略主要可以分为：以均势、遏制、威慑和追求主导地位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大战略；聚焦于促进开放市场、民主、制度合作和多边纽带的自由主义大战略。大战略应在战时和平时关注目的与手段的平衡，重视节俭使用和调控资源的意义，通过外交获得盟国和伙伴、赢得中立国的支持和减少敌国（潜在敌国）的数目来改善本国的处境和获胜的前景；国民士气和政治文化对民众支持战争目的和承受战争负担的意愿，或者承受和平时期庞大国防力量的代价的意愿方面都很重要。

国家发展规模必须与资源规模相匹配，国家力量伸缩极限与底线应保持灵活的调试。资源丰富地区的国家边界就犬牙交错，资源贫乏地区的国家边界就多是直线。国家资源总量决定了国力伸缩终有其不可超越的底线和极限。战略底线，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公民对此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而战略极限，事关国家发展，则往往容易被渲染夸大并由此导致许多国家的过度扩张。历史上的帝国多在捍卫国家战略底线中崛起，在无节制地突破战略极限中败亡。

四、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原则在战略实践中的不确定性

即使已经出现了目标与能力的严重不匹配，领导人为什么有时会选择铤而走险发动战争？战争发起者之所以敢于承担风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战争风险的分担范围主要是中下层民众，富人发动战争，死去的却是穷人。“战略的缔造即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征，又涉及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

任何国家都希望避免战略上的过度扩张，但对何为过度，在战略实践中很少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历史上的帝国扩张基本都是领土扩张，这种扩张有两个特点：一是必须投入大量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因为新获得的领土需要管理和保卫，而扩张越多，相应投入的防御成本越多；二是领土扩张有时会产生“自我激发”的效果，即扩大的领土也造成了军事防卫的难题，结果往往以进一步扩张来消除。

人的思维往往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之中。前者重视目标的单一性和纯粹性，而忽视手段的配合；后者重视环境的变化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但往往模糊了目标和焦点。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这种平衡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因为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因此，大战略在实践操作中只能是动态的平衡，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目标可能会随着战略环境的变化而做出必要的调整。

大国战略互动在很多时候就像“海森堡原理”和“薛定谔的猫”，战略行动发生之前可能很难获得完美的情报与效果评估。一国对战略对手的威胁评估以及随之采取的行动，很可能会改变对手原本的战略取向。战略的不确定性让分析的不确定性难以克服，分析的不确定性难以消除又让战略的不确定性反复出现，纷繁复杂的大国战略实践的不确定特征，指示我们理论研究必须照进现实，战略分析只能不断趋近而非实现“拉普拉斯的妖”这一打破不确定性影响的理想目标，这赋予我们研究战略不确定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1世纪的国际安全秩序并没有因为核恐怖平衡、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而增加确定性，反而呈现出更具不确定性的时代特征。不确定性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我们不妨将其限定在大国战略互动进程中作为概念考察的思想试验情景，之所以聚焦大国，是因为与中小国家不同，大国有更强大的战略自主能力来应对战略环境的突变性，这与小国主要依靠对冲战略或追随强者的战略偏好有本质不同。

两极结构稳定论支持者认为：两极体系在实力和意图层面的确定性会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塑造大国战略稳定。多极均势稳定论强调不确定性有助于实现大国平衡的灵活性，在内部制衡之上增加了外部制衡的保险杠。在两极体系中，落后国家追求均势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扩大领土和人口（18世纪）、加强工业和军事组织（19世纪）、发展军事技术（20世纪）来增强自己的内在权力。在多极体系中，落后国家可以利用的资源要多，如通过同化或分化他国，或与他国结盟来改变权力的不平衡状况。多极体系的不确定性为体系稳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灵活性，在增加体系内部不确定性的同时，有助于避免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两极均势的简单性、确定性使冲突的对立面和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维持均势、实现平衡和遏制更为方便，使对立双方很少发生关于彼此间相对实力和决心的误算。

在两极世界的核军备竞赛时期，有可能极其清晰地观察到有关对方意图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效果。唯一确定的是，互相破坏的规模和敌人行动的不确定性。避免使用大规模杀伤的核武器，本质上是与战争发动过程相关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结合。关于对手将会如何做出战略反馈的想象的确定与不确定的结合，产生了自我遏制的效果，阻止了战争的升级。绝对的所谓的数学的因素在军事上的估算中找不到坚实的基础，从一开始，这里就是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相互作用，战争近似赌博。战争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冒险、谨慎、机智变得更加重要。

战略不确定性还在于即使本国出现了战略决策或战略行动的失误，但是最终的战略效果还要取决于与对手之间谁的失误更少。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的最高指挥官犯了难以置信的错误，一再忽视军事情报官员对施里芬计划提出的警告。但是德国最高指挥官在执行计划的时候犯下了更大的错误，让德国人没能利用法国人的溃败，让到手的成功流失了。

在核武器时代，威慑是大国战略的首要战略选项，它是避免陷入要么全面对抗、要么彻底投降的战略两难困境。为了使对手真正感到恐惧，并使其确信开战可能意味着直接和无法恢复的伤害，威慑战略必须基于三个原则：一是拥有全能及可靠的力量和手段，这种力量和手段可以是自己所有或与盟友共有的；二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有使用这些军事力量的政治意愿；三是向对手甚至是潜在的对手传递一个信息，即自己拥有威慑力量和手段，而且，为了捍卫国家安全，本国政府能够使用这些力量和手段。对战略家而言，在核武器时代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果威慑失败该怎么办。

由于国家通常会隐藏真实的目标、也会对自身能力进行示弱与夸大其词（苏联在冷战时期对美国造成的“轰炸机差距”“导弹差距”“卫星差距”等战略恐慌得益于此），在欺骗行为很普遍的时代，说实话成了一种大国战略的冒险行为。因此，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欺骗是常见的，完全意义上的诚信几乎是不存在的，毕竟永恒的利益总是披着道德的外衣，对手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往往只能通过史学家的后知后觉的史料分析才能窥探一二。当大国进行战略博弈时，战争、危机或其他竞争行为是否正义难以在互动过程中进行定性，因为通常都是互动的结局决定了正义是在哪一方。

五、大战略关乎地缘政治而非地理决定论

发生于某一特定地点或某个特定地区之内的事件，彼此之间往往也具有一种明确的关联性。它们通常都以某种方式彼此相关，而与外部地点的关联性则没那么密切，因此人们才会把一系列这样的事件，看成是某些地点或地区的历史。即发生在特定地区的地缘政治现象，它对本地区造成的影响通常都高于其他地区。

在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往往因为没有多个势均力敌的竞争者，而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从英国、俄国、美国、罗马到西班牙及葡萄牙都崛起于边缘地带，就连奥斯曼帝国也起家于安纳托里亚半岛的边缘，直至帝国扩张阶段，才向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的中心地带徐徐推进。侧翼大国最大的长处源自边缘位置的“时间主权”，或者说时间自主性，边缘的强国能将地处边缘的和平红利转化为对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19世纪晚期弥漫于欧洲大陆的焦虑不安的情绪，主要就是在欧陆内部竞争的加剧下，时间视域持续收缩所造成的。而且这种安全恐慌存在体系扩散效应，这是美国在19世纪末开展扩张政策的重要原因。

地理条件导致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波斯作为传统的陆上强国，为了征服希腊，需要发展海权。波斯只得利用附庸国的舰船，尤其是利用腓尼基人的船只，再加上西里西亚人甚至使古埃及人的船只。由于薛西斯来自大陆，陆上民族对海洋缺乏战略进取，导致他在波斯海军尚处于舰船优势时选择撤退。

马其顿王国远离大海，该国拥有全希腊最大的河流与面积最大的河谷，它不是海上民族，主要是陆上民族与山区民族，由于紧邻希腊、文明程度也相当高。马其顿的位置不同于波斯和斯巴达，后两者主要以陆地为根基，并且都曾试图控制希腊。马其顿则是控制了大海的陆上强国，舰队加陆军的组合战术，建立了帝国。

法国地处西班牙和荷兰两国之间，面朝开阔的大西洋，却没有机会获得制海权，只有东部边界存在问题，似乎会诱使该国去进行领土扩张，但只要该国愿意，它就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法国的地缘战略反复摇摆：一时是依赖于这种自给自足的心态占主导地位，一时是试图扩张领土的做法占主导地位，再一时又是渴望获得制海权的心态占主导地位。

从过去到现在，包围一直和反包围一直是地缘政治的一种法则，国际关系中的制衡、遏制等概念，都暗含在地缘政治上实现关于对手的某种战略包围，或者是针对对手的战略包围、如何重塑己方的战略环境来实现反包围。纵观历史，一系列地缘政治原则不断涌现。虽然地缘政治本身随着时间推移、历史演变和技术进步而发生了改变，但是那些永恒的地缘政治原则继续支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总是希望周边国家不如自己，所以很自然地制定了一系列战略，使邻国变得积贫积弱。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德国建造的强大海军力量，威胁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进而危及英国在海上贸易中的主导地位。

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只能塑造而非决定其战略选项。在英法百年战争之后，虽然英国逐渐以海上事业为重点，但却为“谁失去了欧洲”这样的地缘政治议题而掀起了国内的大战略辩论，成为辉格党与托利党彼此攻击的竞选工具，英国对收复欧洲失地的野心不断涌现，1519年，英王亨利八世与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同时角逐皇位，英国非常渴望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背后的地缘政治逻辑是英国试图在法国重建大英帝国和在欧陆扩张的野心。这似乎与近代英国追求海上优势来维持欧陆均势的离岸平衡战略有些不符。德国（普鲁士）作为传统的欧陆体系中心国家，是自哈布斯堡帝国在欧洲崛起以来，诸多列强争霸的地缘政治焦点。作为欧洲大陆的兵家必争之地，其战略文化传统也是大陆性特征为主，但却为何在1883年以后逐步转向海上殖民扩张，并在威廉二世时期陷入到与英国的海军竞赛中？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提尔皮茨等人试图重塑本国的地缘文化，考虑到当时德国尚未真正彻底解决欧陆的两线作战困境，就更加产生问题的困惑。对俄国这样的心脏地带强国而言，对陆上领土的征服和出海口的获取是彼得大帝以来的首要战略任务，陆主海从是俄国历史的主旋律，但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分别陷入与英国和美国的海洋争霸中。尤其在二战爆发前夕，苏联选择与纳粹德国形成陆上联盟、实现祸水西引、对抗英国海权。日本作为东亚岛国，在明治维新以后却推进大陆政策，意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1867年到1945年，日本虽然在地缘属性上是岛国，并且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却没有满足于只是一个海权国家，日本还专注于征服东亚大陆；海军是用来确保它与朝鲜、中国东北和中国内陆腹地之间的军事交通的；在二战战败后，日本才逐渐形成岛屿身份认知的海洋文化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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