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一个菲尔兹奖,中国22年奥数奖牌得主

文 ｜ 李侠 谷昭逸

近日，第63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成绩公布。中国队再次获得团体总分第一，6位参赛的选手全部获得满分，这是中国队第23次获得世界第一。

热闹过后，我们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拥有如此众多的聪明孩子，不仅仅是在数学学科，还在其他任何领域，但他们后来的职业发展又是怎样的？第二，具有共性的话题是，如何从数学大国跃升为数学强国？从历届数学奥赛成绩与我国数学在国际上的整体表现之间呈现的差距，让人深刻认识到这种不对称性断裂，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为了从宏观层面体现中国数学奥赛团队取得的辉煌成绩，笔者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自1985年中国首次参加奥赛以来，共获得了23次总分第一，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遥遥领先。这30余年间，我国参赛选手共获得174枚金牌，平均单次参赛可获金牌数为4.7枚，这些数据都是世界第一。

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基础数学人才很强大；第二，中国有数学天分的学生很多。

由于参加奥赛的都是中学生，我们不妨假定这些参赛者都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按照中国的激励模式，这些获奖者大多被国内重点大学提前录取，由此走上职业化的数学道路。这些通过层层选拔、一路过关斩将的优胜者，随后又接受了最为优秀的职业化学术训练，应该在未来取得可喜的数学成绩。

但遗憾的是，这个预期结果并没有出现。

众所周知，数学界有两个著名的国际大奖：菲尔兹奖（1936年设立，每四年颁奖一次）和沃尔夫数学奖（1976年设立，1978年开始颁奖），可以作为我们衡量杰出人才获得国际承认的指标，前者规定获奖者必须未满40周岁。

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赛，涌现出的众多金牌选手并没能脱颖而出，即便按照菲尔兹奖设定的40周岁年龄限制，那么从获奥赛金牌的18岁到40岁仍有22年时间。在学术产出峰值的这22年间，这些天之骄子是如何完成从精英向平庸转化的升腾与坠落之旅的？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展翅高飞？

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只开小花不结大果的原因有很多，关键在于我们的激励机制出现了问题——只注重短程激励而缺乏有效的长程激励。

短程激励之所以被热捧，是因为它的结果符合绩效主义原则，对于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受众而言，政策后果都是明确与可见的，从而在双方之间实现了共鸣：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一旦学生获得金牌，将为整个学校带来巨大的声誉收益，进而影响学校未来的升级、招生与宣传，符合政绩考核要求；对于参与者而言，一旦获得金牌就获得了进入名牌大学的通行证。

由于激励靶标明确可及，从而在政策制定者与参与者之间形成共识：推荐者为参赛者提供巨大的社会支持，参与者为可见的收益全力以赴。这个流程从一试、二试再到全国集训都是如此，短程激励路径简短、清晰而明确，众志成城，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国中学生参加奥赛的热情如此之高、成绩如此辉煌。其实这是多方合力的结果。

如果说短程激励是基于短链的功利主义理念来设计政策靶标的话，那么长程激励的激励链条则是长链的，不仅具有短期的考量，更侧重于对个人爱好与理想的持续支持与尊重。

问题是长程激励的目标是无法量化的，而且收益在短期内是不可见的。这就导致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受众对于不确定性后果产生严重的风险厌恶，使个体的爱好与理想让位于实实在在可见的政策标的。

这些获奖者一旦进入大学，又回到了功利主义占主导的短程激励环境中，那些藏于内心的爱好与理想的长远目标，被周围强大的功利主义文化慢慢吞没与覆盖，选择又一次被短程激励牢牢掌控，乐此不疲地从一个小问题走向另一个小问题，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深刻与长远的问题，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问题了。活在当下成为一种被认可的正确的学术理想与人生观。

其实，正确地做事与做正确的事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学术上的长期价值主义恰恰需要长程激励机制。建设长程激励机制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首先，政策的激励靶标设计要多元化，防止出现单一的短程指标。要给每一种学术偏好和理想以现实的存在空间，换言之，喜欢功利主义选项的人在这套激励政策下可以安身立命，同时那些喜欢理想主义选项的人也可以安然地生活。每一种为生活付出的真诚努力都值得尊重。

笔者不久前看到一个视频，介绍的是北京大学青年数学家韦东奕的生活，那份朴素和热爱令人心生敬意，油然而生的想法就是——不要干扰他，让他生活在自己的数学世界里。忽然想到孔子对颜回的赞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其次，基于折现原理，从短程激励到长程激励需要设计收益的补偿原则。即短期激励靶标的收益小，而长程激励靶标的收益高。这也是打破短程激励与长程激励之间不对称性断裂的关键举措，通过对激励收益的计算，自发调节人们从事科研的偏好选择。

再次，设立人才培养特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一种新型的长程激励机制能够在竞争中不被短程激励机制吞没，必须设立人才培养特区，只有这样才能让一种新型的激励机制在特区中逐渐完善并茁壮成长。其实，这种努力也是建立多元激励机制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新生的激励模式很难生存。这点尤为重要，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社会环境中，手段与目标已经严重错位，很多人已经把手段当成了终极目标。

如时至今日，社会只认可那些拥有四唯/五唯的人，却忘了那些荣誉等身的人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科学成就。各种“唯”无非是激励的手段，然而，它们今天却成了众多科研人员念兹在兹的追求目标，这不就是科学界在短程激励机制下舍本逐末的典型表现吗？

长程激励的宗旨在于在科技界培养一种耐心与执着，树立一种学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不惜用长时间去挑战难题、大问题，甚至冒着此生失败的风险也要为人类的认知进步努力推进一点点。微观上个体的孤勇式坚持，在宏观上就是众人协力夯实科学基础，为科学界整体提供坚实的知识储备。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一阶段了。以往的短程激励模式已经无法带领中国在世界知识生产市场中实现知识迭代的整体跃升。

回到本文主题，我们不妨看看菲尔兹奖与沃尔夫数学奖的获奖者的国籍分布，看看那些数学强国的激励机制与我们有何不同，从中不难明白改变激励模式在当下中国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22年菲尔兹奖，中国获奖人数仍是零，为何无人问鼎？

  今天是7月8日，根据最新报道显示，2022年的菲尔兹奖正式颁布，而作为1937年正式成立的奖项，从成立到现在为止，目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问津这个奖项，那么都这么多年了，为何中国人还是没有获得这个奖项呢？

  菲尔兹奖是1937年成立的数学奖，而因为诺贝尔没有数学奖，而菲尔兹奖又是数学家最厉害的奖项，所以说菲尔兹又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由一个颁奖委员会每四年选取3-4位在数学方面有着杰出贡献的天才，来获得这个数学界的掌上明珠。而菲尔兹奖项有着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年龄必须在40岁以下，并且这个要求非常严格。历史上只有一次例外，但是这个例外也不能说意外，因为菲尔兹奖给了那位学者一枚银色的特质奖牌，而不是金色的。其次，菲尔兹奖其实对于数学方面的重点关注的也有自己的偏爱，所以说我们获奖的可能性会很小。

  其实还是有很多华裔获得了菲尔兹奖，比如说丘成桐，今年也有一位华裔获得这个奖项。而没有本国人获得奖项主要是因为我们上个世纪主要重制造，轻理学。这导致了我们的理学起步很晚。其次，我们的院士评判存在一定的问题，当然，也有其他原因，这导致了很多清华北大人才离开我们去西方工作，所以在人才流失起步很晚的情况下，自然也就很少人获得菲尔兹奖了。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国人能获得菲尔兹奖！

为什么截止到2022年中国本土还没有出现菲尔兹奖得主？

引言：截止到2022年，中国本土之所以还没有出现菲尔兹奖得主，是因为集中训练的方式和数学研究更需要“软环境”。根据相关数据，在世界上所有数学家中，只有两位是华裔数学家。这两位华裔数学家还不是中国本土的数学家。关于菲尔斯奖，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会获得这个奖项，但是事实上，中国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奖项。

中国本土没有出现菲尔兹奖的得主，是因为集中训练的方式。集中训练的方式会让学生丧失对数学的兴趣。无论是哪一门学科，如果丧失了兴趣，那么学生最后都不会有很大的成就。根据相关信息了解，集中训练是组织奥林匹克竞赛队伍的方式。这种集中训练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大量高强度的训练。通过大量高强度的数学训练，很多学生都会对数学学习产生负面情绪。所以，这些中学生在成年以后就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数学研究需要特殊的“软环境”。虽然在物理、化学等实验学科的发展上，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数学与这些实验学科不同。数学研究需要极好的学术氛围和更多科研的投入。由于中国多次获得中学生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中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 

为了学生能够更快速地发展，很多人都会采取揠苗助长的方式。在学生小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给学生报很多的兴趣班。本来就有自己的学业，再加上这些兴趣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非常大。这些兴趣班不仅没有帮助学生培养一个好的兴趣方案，让学生对这些都失去了兴趣。无论学习什么，只要有兴趣，这个学生就一定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如果想要获得世界级的数学大奖，那么就需要这个人有天赋、兴趣志向、刻苦钻研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