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为何会分裂为不同部派和这十件事的分歧有很大关系
文|北暮
佛教在释迦牟尼创立以后,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并且在释迦牟尼在世的这几十年间,它被不断的完善。其内部早已拥有了相当完备的制度和体系。
虽然现在佛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可光中国的佛教派就有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为什么一个完整的佛教体系会发展成现在的不同派别呢?其实这一切都源自于早期的部派分裂。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及传播佛教的几十年间,对于古印度大地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他涅槃时,已经拥有很多的信众,这些信众来自于周
(北暮讲古印度文化第70期)
文|北暮
佛教在释迦牟尼创立以后,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并且在释迦牟尼在世的这几十年间,它被不断的完善。其内部早已拥有了相当完备的制度和体系。
虽然现在佛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可光中国的佛教派就有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为什么一个完整的佛教体系会发展成现在的不同派别呢?其实这一切都源自于早期的部派分裂。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及传播佛教的几十年间,对于古印度大地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他涅槃时,已经拥有很多的信众,这些信众来自于周围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尊崇释迦牟尼,信仰佛教。
释迦牟尼涅槃以后,佛教的整个体系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在释迦牟尼在世之时,对于弟子们的各种问题,他都能达到很好的解决。可他涅槃以后,佛教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释迦牟尼这样的地位。
于是问题就来了,佛教今后该如何发展?弟子们遇到修行上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为了不让整个佛教断了传承,于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站了出来,举行了佛教史上的第一次集结。这一次集结的目的就是,总结以前释迦牟尼的言行,为释迦牟尼著书立说,以及为将来佛教的发展确立方向。
而在集结时,他们需要对于释迦牟尼以前提到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可是却在十件事上产生了分歧,这就为以后部派分裂埋下了祸根,这十件事分别是:
一、带着盐和装盐的东西并需要时使用。
二、午后进食。
三、在同一天到第二个村庄进食,破坏了食量过多的戒律。
四、在同一教区里却在不同的地方参加了超过一次的诵戒。
五、向大众取得不该有的权利。
六、把习惯性的行为当作是首先的。
七、在饭后用乳浆。
八、喝还没发酵的果汁。
九、坐在没有边幅的布上。
十、接受金银。
对于这十件事,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分成两派,并且持有不同的意见。
西部的僧众们认为:这十件事是释迦牟尼制定的,应该严格遵守。东部的僧人们则认为:这些在佛教上都只属于小小戒,没有必要严格恪守,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改变。
西部的僧人们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集结了当时700余名上座长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讨论。这次讨论确定了对于这十件事的态度:明确了这十件事虽小,但是不容变动。
可东部的这些僧人们压根就不承认西部众僧集结后的讨论。他们随后也召集了一万名比丘,对于释迦牟尼的一些戒律进行了自己的讨论和制定。
就这样,东部僧众和西部僧众双方争执不休,佛教也因此被分为两个部派。
东方僧众这一派和西部上座僧众比较,西部的长老多一些,意识较为保守,所以被称为上座部。东方的青年比丘革新意识强一些,而且人数比西部明显要多,所以称为大众部。
北暮认为,任何事物的变革都来源于他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佛教虽然分为两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扩大了整个佛教的影响力,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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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哪个大事件导致佛教分裂?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提起佛教,大家一定会想到佛祖释迦牟尼,他创立的宗教学说一直流传到今天。
确实,佛教的传承是有史可考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何况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宗教呢?释迦牟尼创立的宗教到了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实际上,在佛祖去世仅仅百年之后,佛教就发生了分裂,这次动荡不仅将原本统一的佛教引入了争论的时代,而且这个“革命性”的事件还是后来大乘佛教的先驱。
这就是佛教历史上著名的“十事非法”。
释迦牟尼佛逝世后百年左右,佛教内部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规模浩大,涉及人物众多,直接影响了后来佛教两千多年的发展。
当时跋耆族比丘提出了对佛祖制定的戒律进行修改,他们召集了七百名德高望重的比丘进行讨论。
他们提出的核心问题主要是牵扯到佛教的一些微细戒律,共有十件事,最主要的比如“比丘可以接受并储存金银”等。
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规定僧人不能用手去碰布施的金钱,僧人和寺院也不准储存金钱。
其实早在佛祖在世的时候,就有僧人提出,希望改善生活和饮食质量,吃点好的用点好的,但是被佛祖制止。
佛祖入灭后,僧团因为地域的问题逐渐出现裂痕,佛祖堂弟大阿罗汉阿难尊者就曾因此而“分身入灭”。
佛祖入灭后百年,以跋耆族比丘为首的大批僧人决定正式提出修改戒律。
这次会议有八大上座部长老主持,七百比丘参加,最终,上座部长老否定了跋耆族比丘的建议,不允许修改佛祖戒律。
因此这件事又被称为“十事非法”。
十事非法并没有阻止僧团的分裂,那些希望改善生活,希望拥有一些“自由”的人最终“自立门户”,与上座部长老分庭抗礼。
这就是历史上佛教的“根本分裂”,根本分裂之后,佛教进入了部派佛教时代,所谓部派佛教,就是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宗派。
这种分裂后又过了两三百年,部派佛教中出现了大乘佛教,可以说,大乘佛教就是从根本分裂发展而来的。
我们中国大规模传入的佛教的时代,恰恰是大乘佛教兴盛的时代,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佛教内容,大多是十事非法之后的事情了。
佛教为什么分门派?
一、佛教分派的时代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在伊朗高原兴起了古波斯的阿赫门尼德王朝。大流士统治时期(公元前521—486),古波斯帝国的势力逐步扩张到印度河流域。大流士铭刻中记载了帝国的23个州名,其中有犍陀罗、马卡伊(巴基斯坦俾路支一带)、信度什(印度河)三州,一直维持到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兴旺时期的领域从印度河延伸到地中海,给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各民族,提供了相互交往的便利条件,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印度河上游地区成了古代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汇地。键陀罗首府■叉始罗(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是当时古印度文化教育的中心,曾出现过许多学校,恒河东部地区的上层子弟纷纷来此求学。古印度著名学者巴尼尼、政治家考底利耶,都曾到这里学习过。直到以后的孔雀王朝,还可以看到波斯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印度的文学中,也保留着大流士的称号。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军队侵入次大陆西北部。由于当地诸小国的顽强抵抗,希腊士兵的厌战情绪,和恒河流域难陀王朝十分强大的传闻,使亚历山大不得不在比阿斯河附近结束东征,于前325年撤兵。亚历山大对旁遮普地区的入侵虽然十分短暂,但为希腊文化的进一步渗入这一地区,却创造了更良好的条件。亚历山大崇拜希腊文化,并努力推行希腊化。
亚历山大撤走后,旁遮普地区政局动荡不宁。出身首陀罗种姓的旃陀罗笈多(月护王),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顺利地清除了希腊的残余留守部队,于前324年自立为王。然后率军挺进恒河流域,推翻了当时最强大的难陀王朝,定都华氏城(今巴特那),建立了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187)。到他的孙子阿育王统治时期(约前269—236),孔雀王朝的版图,北起喜马拉雅山麓,南迄迈索尔,东达阿萨姆西界,西抵兴都库什山,成为古代印度史上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与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希腊化国家建立了联系。阿育王对内实行“达磨”(法)治国,为各种宗教信仰提供自由传播的机会,晚年则皈依佛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广建夺塔,慷慨布施僧众。
经过阿育王的积极提倡,佛教在印度境内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同时开始走出本土,向世界宗教的发展大道迈进。佛教典籍记载了阿育王的许多传说,给予阿育王以“转轮王”的崇高称谓,把他看作是世间护法王的典范,受到历代佛徒的赞颂。
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死后开始衰微,公元前187年左右,为部将普士亚米多罗所灭,北印度从此处于分裂状态,直到公元320年笈多帝国的建立。普士亚米多罗建立了巽伽王朝(约公元前187—75),其统治范围主要是恒河中下游地区。他本人信奉婆罗门教,曾大举毁佛,佛教寺院和经典受到破坏,僧侣遭受迫害,或避难西北,或潜逃南方。在自己的故乡备受苦难的佛教,反而在北方和南方兴盛起来。大约公元前75年,巽伽王朝为甘婆王朝所取代。佛教在巽伽王朝分化成为南传和北传两大系统,影响十分深远。
早在孔雀王朝衰落期间,在德干高原和半岛南端兴起了一些独立的国家,其中强大一时的有羯陵伽和安达罗(约公元前271—194)。羯陵伽国据有哥达瓦里河以北地区,前一世纪曾经北征,使中印度摩揭陀一带的小国臣服。安达罗国统治哥达瓦里河以南的大片土地,海上贸易便利,商业发达,佛教在这里得到充裕的发展,成为产生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据点。在安达罗之南,还有朱罗人、潘地亚人和其罗人的三个小国,他们有可能受到佛教影响。
与此大致同时或稍晚,西北印度持续受到异族的入侵。大夏希腊人于公元前2世纪初进入旁遮普地区,其中一支弥兰陀王普用兵恒河流域。希腊人统治者对佛教取积极支持态度,弥兰陀王本人就信仰佛教。继之安息人也进入印度西北部部分地区。他们建立的帕提亚王朝,到前1世纪,其势力已领有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广大土地。他们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祆教)。
原届于伊犁河一带的塞人,在前2世纪受到月氏的逼迫,越过葱岭,征服罽宾,进入印度西北部。原居敦煌、祈连山一带的月氏,遭受匈奴和乌孙的攻击,西走阿姆河,然后南下,占领大夏,史称大月氏。塞人和月氏都是游牧民族,月氏到大夏后开始定居业农。塞人崇拜太阳和火,也流行原始巫术。前128年,汉使张骞经疏勒、大宛、康居,抵达大月氏,他发现东南有邛产竹杖,身毒有蜀布输入。这样,在印度河以北,兴都库什山以南,形成了东西方多种民族的汇聚地区,印度的、波斯的、希腊的、中国的,还有其它古代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在这里彼此冲撞和融合,使这里的佛教,带上新的特色。
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统一了北印度,更有新的变化。
二、僧团的分裂和经典结集
早在佛陀在世时,佛教内部就出现了分裂。传说佛陀堂弟调达(调婆达多、提婆达多)随佛出家,诵经六万法藏,身长一丈五,具三十相,智慧与异相仅次于佛。他公然提出异说,分裂僧团组织。他的异说有五,核心是“比丘尽寿在阿兰若①处住”,行“头陀法”②。据此,僧众只能持体乞食,不得到施主家中就餐或自作餐:只能露天住宿,不得居住房舍;只能素食,不得茹荤;只能着粪扫衣①,不得接受布施的衣服。佛陀对此持“分别说”,认为是住阿兰若,还是住聚落,可以随心所乐。于道无障,肉亦非都不可食,不专为比丘屠杀者就可以吃;调达之说,是“破和合僧”行为,必堕地狱。这样,调达便率五百比丘另立僧团,与佛陀分庭抗礼。
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不无可疑。但调达的“五法”教义实是后来“十二头陀行”的原本,则可以肯定。“头陀行”属于佛教的苦行一派,东晋法显到印度时见到过这类僧众,头陀行在中国两晋、南北朝亦很流行。
关于调达自身的故事,大小乘经典有多种记载,有的说他曾多次阴谋杀害佛陀:有的把调达形容成与佛旨全面相悖,是诱胁众生不信从佛教的化身,是佛的永恒的破坏者。调达一派在印度有相当的势力。
随着佛陀的逝世,僧侣间的意见分歧愈益严重,这就产生了统一思想的要求。到阿育王为止,相传佛教经过三次结集。所谓结集,意思是会诵经典,就是为了维护团结,消弥分歧所作的一种努力。
佛陀一生的教诫,本无文字记录,哪些是由他直接口述的,属于他本人①阿兰若:原意为树林,意译为“寂静处”、“远离处”、“空家”。
②头陀行:头陀,佛教苦行之一,共有十二种修行规定,称为头陀行。
①粪扫衣,用被遗弃的破布缝制的僧衣。
的思想,已经不可考证。但在他的弟子群中口耳相传,背诵记忆者,为数相当可观,其中也少不了后学者的自我创作。把这些各以佛陀名义流传的教诫汇集起来,经过各地比丘集会共同讨论协商,形成大家一致认可的经典,是统一的需要,也是统一的前提。
关于结集的细节,南传和北传的说法稍有不同。据南传材料①,第一次结集是在佛灭后第一年的雨季,由佛陀弟子大迦叶召集主持,五百比丘参加,在王舍城的七叶窟举行,阿阇世王提供一切费用。这次结集,历时七个月,阿难受命诵出诸经(“修多罗”或“法藏”),优婆离诵出戒律。据说,“律”
的基本给构,包括戒律的性质、条款、制律的缘起等,都已成型;而“经”
作为“阿含”②的形式,分作五种,也大体固定下来。但这次会诵的经、律,仍无文字记载。
佛陀逝世一百多年以后,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侣在吠舍厘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再次统一经律,重心则是讨论戒律。据南传上座部传说,结集的结果,是以耶舍为首的摩偷罗(今马士腊)西方僧侣确定“十非法事”,宣布接受金银布施、储存多余食品等违背旧律者为非法:东方的跋耆国比丘则公然主张向施主素取钱财,以便僧众购置衣物。支持耶舍的是少数,但是“上座”
地位高,所以强行通过了“十非法事”。跋耆比丘是多数派,反对这一决议,遂另组织上万人的“大结集”,承认十事合法。早期佛教由此开始分裂为“上座”(长老)和“大众”(多数)两部。按汉译《摩诃僧只律》(大众律),佛在结戒时,一方面按“少欲知足”的原则,严禁“邪命”求食蓄财,但在特殊条件下,不但允许僧侣接受金银财物,甚至可以进入市场贸易获利。是否允许僧侣储存剩余食品和财物,是佛陀与提婆达多分歧的继续,是制约佛教发展方向的内在原因,以此作为佛教根本分派的依据,是合乎逻辑的。说一切有部的学者著《异部宗轮论》,认为佛教的这次分派,是出于“大天五事”。大天认为阿罗汉还有生理本能欲望,对佛教不能完全信行,需要师长指教等,目的是贬低早期佛教最高果位的声誉,抬高佛菩萨的地位。大天一派构成“大众部”,反对大天的一派就是“上座部”。此说的真伪难辨,但这种褒贬,或者反映了大乘和小乘的最早分歧。
南传佛史还记载,到阿育王时,又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地点在华氏城。
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为首,有一千名比丘参加。当时,阿育王确定了用汤药、饮食、衣服、卧具等四事供养比丘的原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外道”
梵志①为追求“利养”,则大量混入佛门,而继续“以外道法教化诸人”,致令佛法极大浊垢。其中或有事火者,或五热炙身,或大寒入水;在教义上,或言断,或言常,或言世间涅盘。结集的目的,就是为了剔除掺杂进佛教的这类外道教义,再次整理经、律、论三藏。传说《论事》一书就是目犍连子帝须为这次结集所作。关于这次结集,北传佛教没有记载,一般认为这只是上座部的结集。从《善见律毗婆沙》看,此次结集有许多重要内容,如国王要极大供养佛法:佛徒中多有刹帝利出家者,是佛法兴隆的标志;不论贫富,生子必须出家,始得入于佛法。这些内容,正是南传佛教具有的特点。传说此后派往师子国(斯里兰卡)传教的法师,是阿育王的弟弟(一说是儿子)
①见《善见律毗婆沙》。
②“阿含”:“容受聚集”佛说的意思,即佛教丛书。
①梵志:此处指出家者。
摩晒陀,即目犍连子帝须的徒弟。
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即使在佛教的文献中,记述也不尽相同,这表明,早期的佛教典籍决不是出自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僧团之手,而是在不断变迁中,汇集多种僧侣的思想凝结而成。结集的过程,也就是佛教理论和神话编造与加工的过程。事实上,是否形成过统一的佛典,是可疑的。迄今发现的早期法藏,即《阿含经》,就不是同一个派别的。至于律藏,也是各派自制,差别很大。论藏是更晚些时候出现的一种体裁,各派在教义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这一部分上。
尽管如此,关于结集的传说,仍然勾画出了早期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多数僧侣要求在民众聚居的地方活动,少数坚持远离世间的方针;多数僧侣信奉的教义含有“外道”的成分。群众性越加广泛,而少数上座,则向帝王靠拢,力图在现实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
三、部派的形成及其地理分布
一再结集,一再分裂,最后是分头多极发展,是早期佛教的一个特点。
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在佛教内部。一种专门宣讲厌生遁世而又言行一致的学说,对社会生活不可能发生重大影响,更不可能作为一个集团长期存在。佛教对人生的基本判断,也逻辑地要求对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和宗教问题,不断作出新的解释,以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要。
古印度的历史发展极不平衡,各地不仅政治、经济上的差异极大,而且在民族风习、宗教文化上也有很大不同。固有的等级制度和变化着的阶级关系,加深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这样,凡是流向新的民族和地区的佛教,必然会带上该民族、地区的新色彩,就成了一条规律。佛教传播的愈广,它的内容愈丰富,统一的佛教就愈不会是一个模式。
佛教的分裂,从上座部和大众部分派开始,又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到大月氏贵霜王朝的建立(1世纪中叶),形成了很多独立的派别,佛史一般称为部派时期。关于分派的次序、名称、时间、数目和原因,南北传佛教各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已知的部派名称有40多个,考古资料证明有25个左右。
南北传的史料均记作18部,唐译《异部宗轮论》载有20部。
大体情况是:从佛灭第二个百年,约公元前8世纪初开始,上座部发生分裂。据说,当时一位名叫犊子的比丘奉舍利弗、罗睺罗为祖师,声称得到一部《九分阿毗达磨》,据此提出了关于“人我”(补特伽罗)是“有”的新理论,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支持前者的僧侣称为犊子部,反对者叫化地部。与此同时,大众部中也分出两派,即一说部和鸡胤部。这两派的分歧,可能与对待佛说的态度有关。以上六派都是在阿育王即位之前出现的。
约在阿育王死后,从化地部中分化出说一切有部,它以“说一切有”的教义得名,主要在印度西北的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一带活动。化地部的另一支由中印到达西印,形成法藏部,法藏部以阿跋兰多国为基地,后来传到伊朗、中亚和我国。还有一支东到尼泊尔地区(雪山),叫雪山部。化地部更有一支南下,在南印摩偷罗一带,成立制多山部,传说部主就是提倡“五事”的大天。后来制多山部再分解为西山住和北山住两部,通称案达派。案达派以案达罗王朝的强大为背景,是大乘思潮的一个摇篮,与它对立的是法藏部。
与此同期,从犊子部中分化出四个派别来,即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和密林山部。它们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对佛经中某些颂文的解释不同,大体活动在半岛的中西部,今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一带。这四派中的正量部,以后发展起来,成了犊子系的正宗代表。
此后,佛教继续分化。约公元前3世纪末,大众部又分出了说出世部。
有说鸡胤部后来即名说出世部。此部又分出多闻部和说假部。约公元前2世纪初到前1世纪,饮光部和经量部分别从有部中脱离出来。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到公元1世纪,终于形成了所谓“大乘”与“小乘”两大佛教体系。
上述部派,既有比较稳定的活动中心,也有自己迁徙的历史,上座系的某些派别从阿盘底向南发展,后来渡海抵达斯里兰卡,在那里建立了牢固的基地,形成南传佛教的中心。
一切有部在舍卫城、江绕城和摩偷罗活动,逐渐转向西北,集中在犍陀罗和迦湿弥罗。最早在中亚立足的可能是法藏部,他们从阿跋兰多出发,循着贸易路线绕了一个圈子,经过伊朗,西至安息;继之,沿丝绸之路向东发展,越过中亚,到达中国。当然各部派僧众杂处混居的情况也很多,如大众部有僧团在迦毕试,说出世部有僧团在巴克特里亚,犊子部有僧团在佛教发源地等。据文字资料和考古发现,各派主要势力在古印度境内的分布大致是:说一切有部、法藏部、化地部、饮光部和经量部集中在古印度西北,以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为基地。犊子、法上、贤胄、密林山、正量等部居留在印度西南和西部沿海地区。大众、一说、说出世、鸡胤诸部分散在中印度到西北印度一带。制多山、西山住、北山住等南方大众系流布在南印度;在这一地区和斯里兰卡,还有称做“方等”和“大空”的部派存在。
由于各个部派分布的地区不同,传教用的语言,编集经典用的文字也有不小差异。例如,西北最有势力的说一切有部,一般使用梵语或接近梵语的俗语佉卢虱底语(驴唇文);以西部苏拉赛那为据点的正量等部,使用阿帕普兰沙语,以阿瓦底为据点的上座部使用派萨奇语,以印度中南部马哈拉施特拉为据点的大众部,使用马哈拉施特拉语。这些地区、民族和语言上的差别,固然造成了佛教组织上的宗派化倾向,但同时也促进了它在思想内容上的多元化,培植了它特殊的适应各种社会条件的能力。这是佛教能够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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