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苗的强大「往事回眸丨百年来中国疫苗如何由弱到强」

中央防疫处工作人员在为儿童接种疫苗

从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处算起，中国疫苗从零起步，到如今跻身世界“第一方阵”，奋斗了百余年。回顾历史，这是一支闷头打胜仗的队伍，他们从不张扬，却不声不响地把一个个“瘟神”收进了“魔瓶”。

伍连德、俞树棻、齐长庆、汤飞凡……虽然有些名字不为公众所熟知，但这些防疫先驱贡献卓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都有不甘宿命的勇气和与疾病一战到底的决心。

1910年10月，东北鼠疫暴发，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横扫东北平原。中国虽然是古典疫苗之乡，早在北宋真宗时期就有了种痘术（把天花患者结的脓痂碾成粉末，吸入鼻子），但在现代疫苗技术上，却大大的落后了。幸亏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伍连德受任东三省防疫处总医官，他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疫手段，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夺走6万余人性命的灾难。

1911年4月，来自英美等11国的34名鼠疫专家齐聚沈阳，召开“万国鼠疫大会”。年仅31岁的伍连德因为首次发现并分离出肺鼠疫杆菌，被推选为大会主席。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世界上首次由华人担任大会主席的学术会议。对此，梁启超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会议对伍连德给予高度评价，却给即将灭亡的清政府一个“下马威”，会议以决议的形式敦促清政府：“应该尽一切努力组织一个中央公共卫生部门，特别是有关管理和关注将来发生的传染病的。”

这个“敦促”尚未实现，就爆发了辛亥革命，也就没人顾得上此议了。瘟疫可不会因为官员不作为就放慢脚步。1917年末，绥远、山西发生鼠疫，这场死亡3万多人的瘟疫，随着天气转暖而告终。北洋政府终于意识到，防疫如同打仗，一是要有一支专业队伍，二是要有“武器”，也就是疫苗、血清等生物制品，二者缺一不可。

为扑灭绥远鼠疫，北洋政府曾以盐税抵押，向外国财团贷款100万银元。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央防疫处于1919年3月在天坛神乐署正式成立。

与发生在1919年的诸多大事相比，中央防疫处的成立可谓悄无声息，但它却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第一个疫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是科学防疫的开端。

由于一开始把职能定位为防疫与研发制造免疫制品二合一，所以中央防疫处成立伊始，就成立了疫情“灭火队”。

1919年7月，廊坊霍乱流行，蔓延到北京城。中央防疫处派第三科科长俞树棻带队赴廊坊组织防治。形势紧迫，逼得防疫处当年就生产出了霍乱疫苗，但产量有限，远远没法满足需求。

同年10月，东三省爆发第二次鼠疫，由伍连德领导的东北防疫处和中央防疫处共同应对。此次鼠疫，中、苏、日三方在防疫问题上携手合作，多种举措并用，半年后就基本扑灭了疫情。

随后，俞树棻又带领队员转战山东桑园。就是在这里，他不幸染疫，牺牲在防疫第一线，年仅33岁。

齐长庆是八旗子弟，从北洋陆军兽医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央防疫处，不久即被提拔为痘苗股股长，保送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后，完成了从一名兽医到医学科学家的转变。

回国后，齐长庆把天花患者的疱痂接种到猴身上，待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然后用猴的疱痂接种家兔，连续传五代，再转种牛犊皮肤上连续传三代，终于得到了一个稳定的毒株，经检测与日本株的毒力相似，命名为“天坛株”。

这是中国人在实践中筛选出的第一株牛痘苗株，新中国成立后，最终消灭流行数千年的天花病靠的就是它。“天坛株”诞生时，齐长庆才30岁。

1931年，齐长庆又着手研究狂犬病疫苗。机缘巧合，时值北平卫生事务所捕杀了一只狂犬，研究员袁浚昌从其脑中分离出一株狂犬病病毒。这株病毒经齐长庆及其学生李严茂通过家兔脑内传代演变，到第31代时制成固定毒株，也就是“北京株”。直到1980年，中国的狂犬病疫苗用的都是这个毒株。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迁到南京只一年多，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后，防疫处又迁到了长沙，随后又迁到昆明。

局势虽然动荡，但防疫处在新任处长汤飞凡的管理下却自成一统。

1942年，滇缅边境的盟军中发现了天花病例，调查得知，他们都种过痘但未发痘，因此怀疑是所用的痘苗失效。当时盟军预防接种所用疫苗都是自英国、美国运来，唯独牛痘苗不能长途运输，故就近使用印度产品。

发现病例后，他们拿印度痘苗和中国痘苗做了比较试验，结果证明中国痘苗毒力稳定，种痘发痘率更高。由此，中央防疫处引起了盟军的注意，经过考察，盟军不但采用了防疫处的牛痘苗，而且决定其他疫苗、血清也不再越过重洋运来，全由NEPB（中央防疫处的英文缩写）供应，这块牌子在国际上算是响当当地竖了起来。

青霉素是1941年分离纯化成功，1942年在美国量产，1943年投放战场的。

青霉素是由一种帚状青霉菌产生的，不同菌株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菌株赛过珍宝，在战时更是不会外传。中央防疫处受云南霉豆腐制作方法的启发，从周围的环境中收集绿毛，涂布到培养基上，寻找纯种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

分离菌种的工作从1941年冬天一直进行到1944年春天，经过上百次试验，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诞生了。第一批出品仅5瓶，每瓶5000单位，其中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好评。战时，全世界青霉素供不应求，中国抗日部队和驻滇美军的伤兵，最大的幸运就是能有机会用上青霉素消炎。在昆明诞生的青霉素无疑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的生命。

中央防疫处像西南联大一样，在颠沛流离中创造出了一个发展高峰：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生产出抗战前线急需的青霉素、牛痘苗、斑疹伤寒疫苗、破伤风类毒素、狂犬病疫苗等。

似乎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当月，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察哈尔省（1952年11月15日撤销）就爆发了鼠疫。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可疫苗在哪儿呢？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两手空空，火急火燎的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对汤飞凡交代任务：为满足防疫需要，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人份的鼠疫疫苗。

生产鼠疫减毒活疫苗，即使有国际上公认最安全的菌株，也必须经过试验取得证据之后才能投入生产，但如果按常规程序走，根本赶不上这次防疫需要。汤飞凡大胆决定试验与生产准备同时进行，他一边让人筹备生产，一边则在一间由卫生间改装的临时实验室里做高危试验。1949年11月中旬，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疫苗900万人份，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

有句老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察哈尔疫区及相邻地区的人民都享受到了注射疫苗的福利。据统计，当时北京市总人口1998756人，共有2057997人注射了疫苗。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当时命令：对其他地区来京的乘客不论具有何种身份，应一律接受鼠疫检疫预防注射。5万多人就是这么多出来的。

1949年12月初，察哈尔省鼠疫彻底扑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防疫第一战，因鼠疫死亡共75人，与旧社会动辄数万人的死亡数字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成立后，汤飞凡为第一任所长。最让他兴奋的是，自1950年10月起，我国实行全民免费种痘，打响了扑灭天花的战役。

牛痘苗能够保证供应，当然不完全是靠职工群众的觉悟和干劲，还有技术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毒种“天坛株”和汤飞凡的乙醚杀菌处理法，因而能在简陋的条件下，没有高度净化的环境，也能进行大量生产，而且杂菌很少。

1953年全国建起6个生物制品所，生物制品生产一律收归国营。汤飞凡又向卫生部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设立中央机构，对生物制品进行质量管理。

汤飞凡亲手给疫苗生产加上了“紧箍咒”，他风趣地说：“这就好比孙悟空给自己戴上了紧箍。随唐僧去西天取经，甘吃那么多苦头。可是，如果孙悟空没有紧箍咒约束，谁知会闯出什么大祸？所以我们也需要戴上‘紧箍’。”

著名疫苗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说：“我国疫苗标准很高，质量水平与欧盟接轨。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检测项目方面，我国一些疫苗标准甚至高于欧盟。2011年3月，我国药品监管机构的疫苗监管能力正式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新中国防疫史表明，尽管遇到过各种挫折，但是在所有的传统传染病面前，中国还没有打过败仗。”书写了百年疫苗史的报告文学作家江永红说，许多病毒性传染病其实与新冠肺炎一样，开始也是无药可治的，但有了疫苗就有了定海神针，在这次疫苗研制的全球竞赛中，中国的速度和成果史无前例。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