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热门电影总离不开她,热门美女电影

理解影片的前提，是理解人物的情感和行为逻辑。所以，剪辑不应该被简化地认为是衔接画面的工作。剪辑师是用技术去做艺术品的创作者，技术只是手段，而艺术是更高的追求。

出品 | 博客天下大文娱组

作者｜黄莹莹

编辑 | 孤鸽

作为剪辑师，朱琳的名字和热门电影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在6月24日上映的《人生大事》里，她是第一剪辑指导，以清晰有层次的手法，赋予了故事流畅度和节奏感。而这是她和韩延（该片监制）的第二次合作，在此之前，朱琳曾担任韩延执导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剪辑。因彼此熟悉，沟通很顺畅，有助于艺术理念的达成。

这部片子对她来说很特别。因为快剪完的时候，她的外婆去世了。“应了片子的那句话，人生除死无大事。这也让我对生活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不再过度焦虑。我们活着的人就应该努力活着，珍惜晴空万里，珍惜阴雨濛濛，珍惜今天的油盐酱醋。”她对《博客天下》说。

朱琳成名很早。2014年，她和导演娄烨合作《推拿》，获得了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剪辑奖。得知自己入围时，她有些无法相信，“毕竟那个时候很年轻，而这是所有电影剪辑师梦寐以求的东西。”那一年，她28岁，距离她成为独立剪辑师仅仅过了两年。

在那之后，她参与了诸多热门作品的创作——《我不是药神》《刺杀小说家》《四海》《我的姐姐》《你的婚礼》《热带往事》等，都是它们所在档期里被反复讨论的电影。

如果要挖掘成就背后的原因，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她始终把创作的主动权牢牢地攥在手里。

朱琳从不否认自己的创作者身份。在她看来，剪辑师不是一个技术行业，而是用技术去做艺术品的创作者。这一工种要求剪辑师具有综合性的素质，比如说懂特技、擅长做决断、对表演有深刻的认识以及对人物有细致的思考。

以下是朱琳的讲述——

《人生大事》是一部故事性比较强的电影，一般处理这一类影片，我会在保证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丰满度的前提下，再去强调人物关系和情感状态，就像金字塔一样，要逐层逐层去搭建。

就人物情感来说，三哥和小文都是孤独的，两个人的状态是从互相敌对变化为慢慢去接近，再到成为彼此的情感寄托，这也是递进的关系。

越往后看，就越会发现两个人的共同点不仅是孤独，他们都还有尖锐的锋芒。有一场戏是三哥和父亲起冲突，小文护着三哥，三哥其实本身没有强烈的冲动成为小文的监护人，做那个决定更多是出于对抗父亲的心态。

对于小文来说也一样，外婆教会她的就是去对抗任何可能伤害她的东西，用外婆的方式保护小文。影片里穿插着夜晚车水马龙的街景，用意就是反衬在城市里生活的人的渺小。

《人生大事》剧照

这部电影剪辑用了三个多月，因为跟监制韩延合作过《送你一朵小红花》，跟监制和导演沟通也比较顺畅，主要的侧重点还是放在挑演员的表演素材。

从初剪的素材来看，朱一龙的表演是有层次的,小朋友的表演变动性比较强。在精剪环节，要判断表演的准确度，也要去看某一场戏需要偏重哪个角色多一点，以此来筛选素材。

这部电影有3个片段是让我动容的，分别是：小文第一次跟三哥说“我有爸爸了”；三哥吵着跟父亲说出自己的想法；小文走丢之后他们再次重逢。其实这几处都是在讲人和人之间最亲密的表达，是用最真诚的方式去坦露心声。

对我来说，这个片子还是挺特别的。因为快剪完的时候，我外婆也走了，应了片子的那句话，人生除死无大事。这也让我对生活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不再过度焦虑。我们活着的人就应该努力活着，珍惜晴空万里，珍惜阴雨濛濛，珍惜今天的油盐酱醋等等。

去年上半年，我有5部电影上映，《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的姐姐》《你的婚礼》《热带往事》和《八月未央》。这些都是我在2020年完成的。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

每部影片都有一个拍摄期跟精剪期，基本上我在下一部电影的拍摄期完成上一部的精剪，就这么一部接着一部地剪，差不多一年就过去了。

拍摄期基本上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和我团队的成员分工进行工作。团队的剪辑师和剪辑助理会跟组，完成第一稿的剧本版剪辑。我不跟组，但是基本上每隔一天，就能收到新的拍摄素材，我会看素材，然后去消化。

在影片的拍摄期间，我有阶段性去片场的习惯，主要是跟导演实时沟通，主要就拍摄出来的影像跟之前的设定有没有出入、表演上哪里可以再提升等这些内容去聊。

这一阶段，导演、编剧、摄影对影片通常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方向，剪辑师对这一点要梳理得非常清晰。比方说《我的姐姐》的叙述视角在前半段和后半段不同，也就是从姐姐的视角变为弟弟的，这背后是单人情感向双人叙事的变化。这是团队的共识，我在剪辑阶段的任务就是把这一转变做得更合理化。

到了精剪阶段，剪辑师沟通的对象除了导演，还有特效、音效团队。剪《四海》和《刺杀小说家》时，就要和特效师沟通哪场戏需要加特效，如果难度较大，就再调整方案。

在做第一版精剪时，我会让导演去休息，不要来打扰我，主要也是不想被影响到。我希望我在做第一个版本的创作时不受干扰，这样才能跟导演进行更好的沟通。从第一版精剪到定剪，差不多要经历十几个版本。

每部影片，我都习惯先剪出影片的前10分钟。因为前10分钟能定下一部影片的基调，它相当于一个方程式，可以告诉观众如何看这部影片以及故事是怎么讲述的。

拿《送你一朵小红花》来说，是头尾呼应的一个设计。影片开头，我用了易烊千玺饰演的韦一航脑海里的声音去讲述。它既讲述了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又用脑海里关于记忆的影像去刺激观众，暗示影片也有现实时空以外的东西要讲。

韦一航在手术台上想到的画面

虽然剪辑属于后期工作，但我的工作方式一直是倾向于从拍摄阶段甚至更早在剧本阶段就参与进去。《我不是药神》《日光之下》《我的姐姐》这几部作品，都是这样操作完成的。

2018年，《我不是药神》上映之后，因为它的票房太厉害了嘛，我的邀约一下子变得很多，话语权也会多一点。但是剪辑师是一个挺苦的工作，再大也没有特别大，这个话语权主要体现在建议会更容易被采纳。

这几年，我因为女性电影人的身份受到关注，合作的女导演也越来越多，我自己也开始关注女性电影人这一群体。我认识的一些女性制片人和女性导演，她们更加有追求，更加具有创作力，也更加不容易被市场和其他因素干扰。

现在回忆起来，我对影像的初步概念建立在简单的构图和美感之上。我父亲是在小镇上开照相馆的，上世纪90年代，他给镇上的人拍证件照、全家福和结婚照。

他会订购《大众电影》杂志和摄影类书籍，学习专业知识，再根据当时流行的东西去拍照。我耳濡目染，对不同阶段的审美偏好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也会渐渐形成自己的审美。

那时候流行照片的虚化处理。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辈拍婚纱照，他们喜欢站在风景画前，照相机可以把后景做虚化处理。放在现在来说，就是美图软件上的柔焦的效果。

每年暑假，家里的照相馆都会接给学生拍证件照的大批量工作。我读初中时，会帮忙做一些冲印工作，连续做了两三个暑假。在暗房里，我爸教我怎么洗照片、定影，还挺有意思的。我大学学的是摄影专业，要从传统技术学起，我就把小时候学的又跟着老师学了一遍。

当时，我对未来的规划也很明确，要不然就去做电视台编导，要不然就去做剪辑师。毕业之后，好几个同学都来了北京，我也想来北京，就给一家后期公司投了简历。

剪辑师朱琳

去面试时，公司领导明确地说：“我们只要男生。”我跟那个领导说，你可以把我当男生用啊。大概他看我比较坚定，就说你来试试吧，就这么留下来了。

我从电视剧的剪辑助理做起，负责整理素材、校对字幕、画面检查这一流程化的东西。当我可以做电影的剪辑助理了，工作内容就变得更复杂了。

那个时候还做胶片电影，要学习很多关于胶片的知识。具体来说，电影拍完之后，洗印出来是一个胶卷，就是一个连接的影像。剪辑师把影像扫描到电脑里就可以去做剪辑，线下的胶卷也需要同步进行剪辑。剪辑助理的工作就是结合剪辑师剪完的每一个镜头，在胶卷里找到对应的画面，用手动的方式把所有镜头连起来。

这是一个对严谨性要求很高的工作，得保证样片跟电脑里的画面是完全一致的。一旦出了错，就会导致画面和声音不同步，所有人都要停下来等你把这个错误修正。而重新整理，意味着要耽误一两个小时。

每次一部电影定剪之后，都是我最紧张、最焦虑的时候。因为第二天，电影要去送审，调色师、特效师、导演等所有人都在看，生怕出错。

入行之后，我跟了几位资深老师，学到很多。比如孔劲蕾老师，我们合作了张一白导演的文艺片《秘岸》。电影最初按照剧本剪了一个版本，但孔老师觉得还有更多可能性，就一直在尝试。这个过程让我觉得素材不是必须按照剧本去做，剪辑师可以在素材上无限地发挥作用。

电影《秘岸》

打个比方，剪一部文艺片，剧本可能是按照A视角去讲述的，但剪辑师看完全部素材也许会发现换一个视角，可能会让这个故事更加有魅力，这就是剪辑师的三度创作。

积攒了一些经验之后，我们公司开始跟香港导演合作。他们会带自己的剪辑师，也希望在北京找一些剪辑助理，2010年，我得到了给林安儿老师工作的机会。

不同的老师教授的东西不一样。林老师接触的项目以商业片为主，我学到了对于电影工艺流程要足够熟悉，通观全局。我现在自己做工作室、带剪辑助理，也延续了林老师的工作方法。

比如说，我跟林安儿老师做程小东的《白蛇传说》，这是一个工作量极大的片子，需要剪辑师把加入特效的段落尽快剪出来，并跟特效部门沟通，这样他们才能很快地进入工作，而不是等到全片定剪再加入。这一点就跟剪其他类型的片子流程不一样。

做了4年剪辑助理，我几乎每一天都处于工作状态中，我师父经常半夜三四点钟给我打电话沟通工作，也是这段时间，我参与制作了大概10部电影。

2012年，我担任陈国星导演的灾难片《冰雪11天》的剪辑师，这是我第一部独立剪辑作品。但直到2014年，剪完电影《推拿》，我才敢说自己是一名剪辑师。

在我剪过的作品里，娄烨的电影素材量是最多的。一般情况下，一部电影的素材时长大概在130到150个小时，我记得《推拿》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时长都是400多个小时。

素材量大就决定了工作时间会自动延长，我剪《推拿》用了一年零两个月。

除了素材量大，《推拿》的难点在于剧本由小说改编，人物视角多，结构不固定。它的可能性是五花八门的，像一个环岛，到处都是出口。我们一直在用各种方法，寻找影片最好的基调和讲述方式。

电影《推拿》

当时的工作安排是这样的：我跟娄烨导演一组，孔劲蕾老师一组，大家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剪，每一周碰一次，讨论两个版本。同一场戏，常常会剪出不一样的感觉。

那如何来确定这个素材怎么用是最好的呢？需要我们不断地比对、尝试，再把它放到整个影片里去判断。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小马复明的那个段落。导演拍了很多实验性的画面，因为盲人复明的戏没有人做过，它的难点在于让观众既相信影像上的逻辑，又要相信人物情感上的感受。

这段戏在电影里的位置是明晰的，我们尝试了不同的组接方式，一直找不到，放下几天后继续尝试，排除了所有不对的方法，最后留下的就是最合适的呈现方式。

《推拿》里小马复明的片段

剪辑就是筛选和删减素材的过程。有的素材很想留，但因为时长或其他原因没办法，只能删减掉。这要求剪辑师必须要以影片的整体为主。

剪辑师和导演也会有意见冲突，要经历争论、判断、邀请其他创作人讨论，最后在尊重导演意见的前提下得出结论。也就是说，无数次讨论和无数次判断成就了一部片子，而善于决断对成为一个剪辑师是有帮助的。

第一次收到自己入围了金马奖的消息，是剧组通知的。那个时候我才28岁，这么年轻就有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会惊喜，这是所有电影剪辑师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推拿》在金马奖上提名7个奖项，获得了6个奖项，每一个荣誉都是应得的，因为真的太难了。

也是做完这一部电影，我才敢说自己是一名剪辑师。娄烨导演本身是一个剪辑大师，做《推拿》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完成了它，我才发现，剪辑师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推拿》在第51届金马奖上获得6个奖项

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好多人认识了我，工作机会也变多了。一直以来，我都偏向于做人物情感向的影片，对这一类型挺着迷的，像《我不是药神》《少女佳禾》《我的姐姐》《人生大事》等，都属于这一类。

但我剪片子的时候，不会先去定义片子的类型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素材，完成一个粗剪剧本版本，紧接着才会出现第二个版本。这个过程有一点像剥洋葱，因为当你完成第一步，才知道第二步该怎么做。

看完了剧本版，如果结构有调整的可能性，就先去调结构。有的作品结构没有问题，而是表演或者节奏有问题，剪辑师的工作有好大一部分就是把这些表演的问题给它解决掉。

懂表演，才能更好地塑造人物。具体来说，如果表演得很一般，剪辑师就用画外音去处理，给演员加一些戏。如果表演伤害到了影片，就会删减戏份，这种情况下观众还是发现了演员的表演问题，那可能就是实在没得救了。换句话说，一个演员的表演很丰富，就相当于给剪辑师提供了更大的素材量。

剪辑师朱琳

透彻地理解影片的前提，是理解人物的情感和行为。剪辑不应该被简化地认为是衔接画面的工作。剪辑师是用技术去做艺术品的创作者，技术只是我们的手段，艺术才是最高的追求。

每完成一部作品，我会把这一份工作的文件、海报都整理到硬盘里，让自己慢慢地去忘掉这件事情。因为脑容量是有限的，把它忘掉，才能填补新的素材。

而一份工作的终点，也是下一部电影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