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为什么富裕「半壁江山的南宋为什么在经济上是富国」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积贫积弱。以积贫而言，南宋赋税剥削苛重，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困难重重，滥发纸币又造成物价飞涨，生民重困；以积弱而言，在前期，对金作战败多胜少，被迫签订了一个个屈辱的和议，金朝灭亡后，又一直受到蒙元军队的侵扰，国土日削月腹，最终逃脱不了被攻灭的命运。二是认为南宋是一个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腐败社会，不足为后世效法。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此“积贫”的南宋，又怎么承担起官员的俸禄开支，巨额的军费开支？又怎么能拿出“绍兴和议”和“嘉定和议”中规定的数额庞大的岁币？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境内六、七千万百姓靠什么生存的呢？临安府一天所消耗的粮食就高达3万石，如此多的粮食又从何而来呢？姑且不说南宋历朝皇帝的挥霍，如大兴土木建造宫观寺庙等等。仅有“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当年的南宋，在军事上虽然是一个弱国，但在经济上却是个当之无愧的强国、富国。

说到南宋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得不考虑我国经济重心转移的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一直奉行“国以农为本”的治国方略，农业的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占有绝对的主导作用。长久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形成了两大区域，即两个重心，早期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后期就转移到了长江下游三角洲区域。而其转折的关键时期，就发生在五代到北宋这一阶段。

经过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动荡，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呈现衷退趋势，而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却日益得到开发。五代十国的战乱纷飞，政权频繁更叠，又进一步破坏了北方的经济，随着金蹄践踏着北方大地，大量的人口也随着宋氏王族南渡，不仅为南方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还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一并带入了南方，大力促进了南方生产的发展，完成了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从此，南方取代了北方的经济地位，成为全国新的经济重心。中国经济发展南高北低的格局再也没有逆转过。江南地区不仅完全取代了原先北方经济区所具有的地位，而且使得国家的政治中心对它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南宋与金以淮河以北，大散关以东为界，大片土地为金所有，统治疆域虽然缩小，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却控制了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加之赵氏王朝一直采取对外屈辱求和政策，虽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其内部却获得了相对安定。南宋虽然偏安，政治也不清明，但农业经济的发展态势依然存在。加上人民的辛勤劳动，南宋的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虽然我们一直以来对南宋的屈辱求和政策持否定的态度，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正是南宋国内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而“守内”的政策又为进一步优化这个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还要肯定这一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这一政策，就不会有江南的内部稳定，没有江南的内部稳定，就不会有江南经济的大发展，没有南宋南方经济的发展，也许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南方的经济的富庶，它为我们今天南方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北宋时南方经济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持续到南宋，而且又进一步深化了。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宁绍平原，那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到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形势的地步。“上有天堂。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向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南宋时南方农业的繁荣，以及南方农业在全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南宋虽然偏安淮河以南，地域缩小，军力疲弱，政治下走向衰落，但江南、两湖、两广等地的经济却有新发展，并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这样的景象，是什么原因导致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繁荣，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南宋的经济进行重新的思索和探讨。

南宋时，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获得了显著进步。一是农器种类繁多，元代初年，王祯在《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已达105种之多，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南宋时都已出现。主要农具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尤其是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到南宋时更加灵活轻便，适宜于在水田耕作。犁镌、犁壁作了分工，使犁起的熟土在上，生土在下，有利于作物生长。使中国传统时代的犁耕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并一直沿用至今。二是农具的改善和应用。我们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宋代由于矿冶业、金属加工业的发展，“炒钢”、“灌钢”法的成熟等，从而使钢刃熟铁农具的创制及推广。这种钢刃熟铁农具不仅坚韧锋利，而且轻巧耐用，适应性强。可对付蒲苇、芦根等无坚而不摧的犁刀，“其制如短镰，而背则加厚”，创制于北宋，而到了南宋初已普遍用作开荒或耕地农具。南宋因水田增多，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因此在灌溉工具的改进和普及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当时水车的种类不下6种。而最为普遍的翻车，经过东汉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借助风力、水力、自动翻转的筒车，这种装置在农村中已广泛使用。“象龙唤不应，竹龙起行雨，联绵十车辐，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横江锁巨石，溅瀑叠城鼓。神机日夜忙，甘泽高下普。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千亩”，记录了筒车自动转水的景象以及对农业的巨大作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普及，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还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南宋农业重视深耕细作，施用追肥和“靠田”技术，以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制，首创了早晚稻的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高达六七百斤提高了两倍多。仅太湖流域的粮食就以能供给全国所需。此外，单季耕作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臻至成熟，这种耕作方式早在秦以来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就已存在了，经由五代、北宋，以一年两熟为基本形态的复种连作制，至南宋才首先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趋于成熟，并在全国的一定范围内得到推广。这一技术它向世人展示了在现代高科技生态农业出现以前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的风采。南宋江南农业的飞速发展，其原因在于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进步的推动。稻麦复种制的普及和推广，已成为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复种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是这些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使宋代江南在我国古代社会期间有了前无古人、罕有来者的高水平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有了超越历史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此外，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移，对麦子的需求量激增，加上政府的鼓励，南方农民开始普遍种植麦子。与北宋相比，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

江南地区特别是两淅、两湖地区的农业状况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和地位的特殊性，赵氏统治者也有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为维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继续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统治者也较注意农田水利建设。两宋期间，在江南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高潮。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期间，推行农田水利法。在全国各地共兴修水利10793处，建成水利田凡36117888亩，内含官田191530亩，其中两浙和江东路合计为2490处和1155108亩，即分别占全国的23％和32％。是宋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工程兴修与水利田开发。对于江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稳定和高产，对于排灌农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北宋中期的农田水利兴修中，江南地区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两浙。并将这种兴修水利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南宋。使江南成为水利设施最完善，条件最好的地区，水利田所占垦田比率也是最高的地区。为这一地区排灌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之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宋诗人杨万里作的这这首诗：“一岁兴平在一收，今年田父又无愁，接天稻穗黄娇日，照水蓼花红滴秋”，就是统治者兴修水利政绩的最真实的反映。

中国古代勤劳的人民，早就认识到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特别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两淅地区，水利资源丰富，水网发达，如何利用如此丰富水利资源获得更多的耕作土地，南宋人民的行动继续为我们解开了难解之题。 他们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宋人在江南广袤的土地上，开人工运河，浚河渠塘浦，沿海筑海塘，丘陵修中小型水库蓄水，造闸坝堰堤，围湖围海，大规模开辟水利田，并将其改造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宋代江南百姓与水旱、海潮、泥沙，风浪等自然灾害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确保了五代就已建成的塘埔圩田系统的完整、巩固，而且新开发了大量的圩田、湖田等水利田。《宋史？食货志》说：“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圩田的数量和规模也有扩大。两浙一带，“所在围田遍满”，“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圩田之外，湖田、河田、梯田等也大量垦辟，南宋的农田面积在不断增加。如宣州宣城县，在乾道（1165～1173）初就已有圩田179处，总面积758024亩，均占同期该县垦田总数1400284亩的54％，比北宋期间又有了很大发展。宋代江南的水利事业与水利田开发，不失为鱼米之乡的明智选择，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在农田水利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农作物的推广。南宋第一位的粮食作物是水稻，其种植已遍布南方各地，品种多至经一百几十种。早熟丰产的占城稻因具有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等特点，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得以推广，大大提高了稻米的产量，上田亩产量最多可达六、七石。江浙地区是成为当时的主要稻米产区，因而有“苏（州）湖（州）熟，天下足”的谚语。

除了农业生产之外，南宋时还出现了很多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户，形成了经济作物的区域经营。如太湖洞庭山的农民专门种植柑橘，泉州出现的蔗农等。这些专业户和经济作物区域的出现和形成，表明了这些作物的产量和栽培技术在相关地区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同时，南方商业性的农业和多种经营也呈现相当繁荣的景象，桑树、棉花、大豆、龙眼等的种植，使部分农民以商品生产为主，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比传统的自然经济下的农民更加频繁。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手工业如纺织业、丝织业等也随着农业商业化和多种经营的发展而进步。南方还出现了很多北方没有的经济作物，它们的商品率大大高于粮食作物，茶叶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据统计：宋代，每年投放市场的茶叶总值达100万贯，仅此一项，就使得北方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业相形见绌，北宋年间，政府工商税收的增长主要来自盐、茶、银、铜的税收，而这四项手工业产品大部或全部来自南方。

与以往相比，我国的海外贸易在南宋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一方面，海外贸易中更多的进口生铁、镔铁，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另一方面，频繁的海外贸易又促进了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以福建为例，不海外贸易的刺激下，农业结构得到调整，在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的同时也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甘蔗种植面积因制糖业发展的糖的出口需求增加，棉花种植亦因棉织业发展和棉织品出口而扩大。海外贸易的发展引起了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适应海外贸易和城市经济的部门纷纷出现，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南宋农业在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造了我国古代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在农业经济的带动下，其它经济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正是有了这种繁荣农业为保障和基础，南宋统治者才能在积贫积弱的局面下，继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继续维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苏（州）湖（州）熟，天下足”，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被腐朽政治遮住光芒的南宋灿烂的农业文明和繁荣的农业经济。

只剩半壁江山的南宋，为什么经济实力还那么好？

两宋时期，北宋的社会环境相对比南宋稳定，经济发展也超过南宋。 就南宋的商业发展来看，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庞大。 再加上南宋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工商业，大大提高了工商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同时以农业为中心的广大民众在南宋初期逐渐稳定，农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南宋偏安一隅经济发展如此繁荣，主要与地理位置的优势有关。 南宋政府对经济的大力支持，使商品经济多样化，也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 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只有让南宋政府面对强敌，才能解决许多问题，我们从南宋经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入手，深入挖掘其原因。

商品交易的种类以粮食、棉花为主，混合了海鲜、野味、盐油等其他东西。 当时的临安市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上至粮食等主要民生物质，下至各种水果，应有尽有。

在与金国的对外贸易中，南宋主要出口茶叶，其次是布匹、棉花等，而金国输入南宋的商品主要是毛皮、人参等。 除此之外，南宋对海外贸易的交易量也很大，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提供给统治者的奢侈品，出口的商品以有色金属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印刷行业发展迅速，书籍开始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南宋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主要受益于商业网络的顺利，其交换活动遍及城乡，远在海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通畅的流通网络。 中心城市是通畅网络的中心点，也是主要商品的集聚地。 东南以临安为中心，以建康、镇江、广州为纽带，辐射乡村海外。 临安不仅是南宋政府的都城，也是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商品交易城市。 在临安西南，以蜀中成都为商业网络中心，发展了区域性的商品交易市场。

南宋的北方边境设有管理商品交易的部门，南方沿海也设有同样功能的部门，同时全国各地各市场按需产生，农村草市、实市、山市、夜市等扩大，打破了市场交易时间的限制。商品意识和交易的灵活性

宋代商人注重交易信誉，树立诚信意识，各商店都有自己的名字。 从各种文献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些尺寸大多以商家本人的姓氏为主。 从许多影视剧中可以看出，店铺的招牌和招牌有很大的不同，店铺的招牌一般向人们展示自己的身份，在广大的消费者群体中树立自己和店铺的形象。 招牌是流动性的性质，只是暂时表明身份的识别。

销售方式有唱歌的方式销售，也有以商品性能为中心的吆喝声销售等各种各样的销售方法。 这些销售声音是中国古代商人的特殊销售方式，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叫卖是指通过商家们的呼唤来吸引顾客，向顾客生动地介绍他们的货物，激发顾客购买他们货物的热情，从而起到销售商品的作用。 这种吆喝在南宋时期很流行，人们把它叫做“喝古装”，后来演化成了专门的技艺。

南宋时期的交易量无从考证，但从当时的税收可以看出南宋时期当时的交易量是多少，当时南宋的税收是商品总价值的十分之一，每年税收达到两万贯以上，可见当时南宋的交易量有多大。

南宋自给自足的灵活政策带来了商业发展的良好前提条件，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布局流民，鼓励耕地，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同时采用先进的耕作、轮种、育肥等技术大力发展，北方大量劳动力向南转移，农业由于农业的发展，很多农民手上有了余粮，粮食开始在市场上流通。

粮食进入市场，发展为商品粮和军粮两大类，“全仰广米”(来自真德秀《真文山公集》 )，浙江一代富户从事销售粮食的买卖，他们从市场上收购大量粮食，乘船转卖周边国家，成为沿海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粮食的富裕，一部分农民开始转向商业，这样大幅度增加了商业从业人员的数量，沿海的农民和渔民说：“不生产田地，接收海上的各种商品，买卖浙江省的西各州，网罗海里的各种物质生活。” (来自常棠《瀚水传》卷)为了供给市场需求，许多经济体发展成了独立的经济个体。

为什么宋代经济这么发达?

作为一个被后世大书特书为“富宋”，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王朝，宋朝经济繁荣富庶的景象，大家都已说的比较多。但为什么富到这程度？具体说来，有三条原因十分重要。

首先必须承认的一条，是宋朝的开国运气好。

宋朝之外的王朝，比如汉朝唐朝明朝清朝，开国后的第一大难题，就是面临一个百废待兴的残破江山。但宋朝在这一条上，却是吃了现成。原是后周臣子的宋太祖赵匡胤，以黄袍加身的方式兵不血刃登上皇位，不但没有打仗流血这类的严重损失，先前经过几代苦心经营的后周王朝，更给他留下一个初步富庶的江山。后周世宗的艰难改革，叫国家经济已经趋于稳定。而当时五代十国时期的各个割据政权，比如后蜀南唐，也全是以经济富裕著称，又几乎是兵不血刃投降，好家当几乎被宋朝全收。

所以不夸张的说，宋朝这份开国好家业，如果叫刘邦朱元璋看见，恐怕要羡慕到眼珠子掉下来。也正是凭着这份家业，大宋开国后的经济生产建设，难度要比汉唐明几个朝代小的多，自然而然也就富的快。

但虽说大宋开国捡了大便宜，但捡便宜败江山的事情，历朝历代也同样多。宋朝值得称道的，是他用好了这个家业。尤其一个亮点，就是技术先行。

作为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王朝，宋朝并非不重视农业，但是比起其他朝代在田亩赋税制度上做文章，宋王朝却把脑筋打到了技术领域。特别是宋真宗时期，多次集中国家力量，改良农具和稻种，甚至动用宫廷的珠宝，从天竺和占城引进新型稻种，一年三熟的三季稻就是在这个时代铺开的。因此，宋朝发展到宋真宗时代时，农业产值就已经甩开盛唐时代三倍多，真正的富裕王朝。

而最重要的一条，却是宋王朝的发展理念：别的王朝都把农业作为根本，宋朝却把工商业做为增长点。

从宋太祖登基起，北宋就高度重视工商业，尤其是重视海外贸易。北宋平定南方的战争里，每当攻占了海岸港口，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市舶司。甚至从宋太宗年代起，宋朝更多次制造巨型大船，派使者去南洋各国招商。这与后面某个朝代闭关锁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就连宋朝的沿海官员们都有任务，招募多少外国商船，都要纳入政绩考核。

在这样的理念下，大宋的海外贸易红火发展，宋朝更从中大获其利，与宋朝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两宋时代多达二十七个之多，且大宋以绝对优势的丝绸瓷器贸易，换取海外的财富。在东非国家的考古遗址中，都曾大量出土中国的瓷器。这也就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在那时，就是大宋朝的黄金商路。

甚至在财政问题上，哪怕昏聩的宋高宗，都要比明朝的帝王们有见识。宋高宗自己就曾说过，通过海外贸易赚到的财富，足以支撑国家财政，何苦要从农业里刨钱呢？虽然宋朝的军事战略严重无脑，但在赚钱方面，观念确实远远超过好些王朝。

科学的发展，正确的理念，外加开国时的好运气，宋朝的富庶，主要来自这三个原因。甚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发展来说，宋朝在经济层面的成功，都是值得学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