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中国经济增速连续9年下滑根源在需求端而不是供给端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紫宸中国经济在过去这些年呈现出长期的增速下降，2010年中国的GDP增速为10.6%，但是到2019年降低到6.1%，中国经济增速连续9年下降，累计下降达到4.5个百分点，这是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连续9年下滑？

在8月11日举办的“兰格钢铁网2019年度北京地区优质供应商50强颁奖大会”上，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中国经济增速连续9年下降，根本的原因在需求侧，而不是在供给侧。现在不缺少生产和供给能力，潜在增长率很高，产能过剩，问题是需求不足，而疫情则使得2020年的中国经济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企业收入下降意味着什么

张立群分析，中国经济正在承受着多重压力，形势应该说是空前严峻复杂。首先是下降直接关联到收入，因为从GDP的构成来看，就是各个主体收入的汇总，比如说企业的收入，政府财政的收入，居民的收入等等。从国民经济核算这样一个体系看，GDP的总量和各个方面收入的总量是完全相等的，也就是说企业的增加值它会变成职工的工资、企业的利润、财政的税收等等。

随着经济增速下降，企业收入的增速也是在显著下降。2011年到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率从20%以上降到1%。

在2017年以后，调整为营业收入，这就包括一些资产性的收入。按照新的口径，2017年到2019年，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速从10%以上降低到3.8%，所以企业的收入增速是在持续下降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1-2015年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月同比增长率由2011年初的30%以上下降至2015年末的0.8%。

“规模以上的企业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可以想广大的中小微企业，收入情况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说整个企业收入增速下降，这就是企业困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因为办企业没有财政给拨款兜底，全部要自收自支。企业的财务收支平衡，就要靠销售收入，如果销售收入越来越少，但是支出是有刚性的，职工的工资，五险一金的交纳，银行贷款的还本付息，包括各种材料款、设备款的支付等等。所以企业就面对一个收不抵支的困境，就要减薪裁员，就要拖欠银行贷款本息，这个时候困难了，在其他方面就表现出来了。”张立群说。

张立群分析，比如说从财政来看，税收收入在减少，在2011年时，全国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比增长25%，但是到2019年，只增长3.8%，整个财政收入增速在持续下降。财政支出保民生也好，包括各个公共服务也好，它是有刚性的。那么政府的发债就只能扩大了，财政赤字就只能扩大。另外看居民收入，实际上经济增速下降，每一个人会感受到钱越来越不好挣了。

2013年到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率从8.1%降低到5.8%，消费的能力也在下降，挣的钱少了。所以可以看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10年的时候是增长18.38%，到2019年的时候是增长8%。整个购买力，内需和收入是紧密相关的，消费就是收入的函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看到整个经济增速的下降，导致各个方面收入增速都在下降，所以经济的困难就在加大。无论是从居民来看，从企业来看，从政府来看，还是从银行来看，困难都是在加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在增加。

经济增速下滑肇始于供给侧因素?

为什么经济增速连续9年下降？

有一些学者认为，是供给侧的因素导致经济增速下降，比如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人力资源保障水平下降，要素保障水平下降，这使得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

另有些一些观点认为，技术也是有瓶颈的，因为产业在升级，中高端的技术发达国家不愿意转入，他们要控制技术的获取，例如美国对中兴的芯片限售，对华为的打压等等。整个要素供给，无论是人力资源供给还是技术要素供给，都出现瓶颈，潜在增长率肯定下降了，因此，2019年对于要不要保增长率的讨论，有些观点即认为，潜在增长率实际上是在6以下，客观上是下降的，不能用大水漫灌去刺激，让增速再提高。

张立群认为，这一些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

看人力资源，2019年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动年龄人口就是16-59周岁年龄段的人口，到去年是8.96亿，但去年全部城镇就业到年底的存量4.4亿左右。也就是说，几十年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整个城市非农产业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吸纳不到一半，另外一半在干什么？解释就是在农村务农，但务农需要不需要这么多的人？现在农业机械化的水平在很快提高，规模化产业化的水平在很快提高。按照有关农业专家的观点，现在农业生产8000万左右的劳动力就足够了。

国家统计局还有一个数据，农民工的数量去年是2.94亿，外出务工农民工1.74亿，这就说，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现在在校的大中专学生5200多万，像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874万，应届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今年超过500万人，光应届大中专毕业生超过1300万人。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的就业，城镇新增就业不少于900万，看看现在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还是就业岗位不足？所以稍微做一些调研就可以看到，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潜在增长率下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中国的劳动人口的存量巨大，目前的发展远远没有把这些劳动年龄人口全部吸收进来，相反现在劳动社会参与率还在逐年下降。”张立群说。

技术方面，张立群表示，能够看到现在应用技术主要不是靠买进，而是生产企业和科研单位在联合产学研，这是市场引导的应用技术研发，这些年这方面是非常活跃的，这些研发推动了整个产业的技术升级。因此，技术要素的供给和过去相比，只能说更活跃，而不是减少。

另外在重大关键技术上，张立群表示，最近这几年国内也意识到是买不进来的，因此举国体制现在开始重新发展。中国的举国体制，过去把两弹一星，自主制造出来了，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经过一定的改革和调整，必然焕发巨大的能量，包括空间、技术，包括深海技术，包括重要材料，现在都在布局。

“现在我的观点就是中国经济要素供给保障水平还是非常充足的。就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所以现在有强大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张立群说，例如，在疫情期间，口罩的生产能力很快，日产量超过1亿个，包括各种消毒用品等等。中国生产能力在世界上来看，应该是居于首位的。发达国家在研发在高端有优势，但是当遇到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最主要的还要靠实体经济的产出能力。

根本原因在需求

张立群说，对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绝对不能够低估，只要市场有需要，企业把产能稍微一释放，增长率就提高上去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我认为是在8%以上，但是现在经济增速降下来了，去年是6.1%，为什么？原因是在需求方面，需求从企业来看就是订单，没有订单了，产能也就释放不出来了。”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2010-2016年，出口增长率从31.3%降到负的7.74%，是一个持续大幅度的下降，从2017年到2018年有好转，但到了2019年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中美贸易争端又开始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新的影响，2019年的出口增长率只有0.5%。

外需在震荡下行，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外部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外需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张立群分析，出口不行，导致外贸企业的订单大量减少，开工率就会下降，增加值跟着下降，GDP增速必然就会下降。因此，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包括最近这两年中美贸易争端，都是外需增速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让经济增速下降非常重要的外部原因。

从内需来看，2011年到201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23.8%持续降低到8.1%，2019年降到5.4%，整个国内市场投资增速，由于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问题，也是在持续下降。

张立群认为，投资里面，像房地产投资占到1/5左右，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冰火两重天，大城市人满为患，而中小城市人气不足，这种不平衡给房地产企业带来的困难就是大城市拿地和中小城市卖房，左右为难。

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问题，对房地产投资的制约非常突出。房地产投资2010年增长33%，2015年增长1%，增速大幅度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重化工原材料，对能源，对工程机械等等影响都非常普遍，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也跟着下降，因此动摇了投资的半壁江山。尽管政府努力的想稳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心有余力不足，因此整个投资增速下降和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紧密相关，而整个投资增速下降，从订单的减少来看，比出口影响更大。

2019年投资的规模是55万亿左右，消费的规模是48万亿左右，出口按人民币计算，规模是17万亿左右。所以，中国经济是内需主导，国内市场投资加消费将近100万亿，外需整个出口17万亿左右，对美国市场出口大概占到全国出口的1/4左右，它只占到17万亿里边的1/4。张立群表示，中美贸易争端对经济的影响，从市场来看，形不成特别大的压力。

但中国的市场未来对美国对于很多初级产品国家却可能越来越重要。

“当世界经济变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产品没有销路的时候，挣不到钱的时候，大家对中国市场会越来越关注。中国要把扩大内需战略牢牢把握住，要把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起来，循环速度加快起来。在此背景下，对世界经济会形成强有力的拉动。各国经济摆脱困难，要更多的依靠中国市场。”张立群说，这时候，处理国际关系的战略回旋空间会显著扩大，这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综上，投资增速下降，出口增速下降，再加上消费增速下降，三大需求增速全面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了中国过去这些年的经济增速持续下滑。

“企业订单没有了，产能普遍过剩了，企业开工率降下来了，企业的增加值必然降下来了，GDP增长率就不能不降。”张立群说，“所以，中国经济增速连续9年的下降，根本的原因在需求侧，而不是在供给侧。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不是缺少生产和供给能力，潜在增长率很高，产能过剩，问题是需求不足，而在今年，因为疫情，这个问题会更为突出。”

造成中国经济增速快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并不否认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

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导致的结果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扩展资料：

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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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经济

供给侧改革和传统需求侧刺激需求有什么不同

　　最近，全国不少地方都相继发布了一些投资计划，一方面旨在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希望借投资新兴领域引领经济升级，厚植发展基础。不过，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投资计划也引起一些争论。有观点认为，既然强调供给侧就说明需求侧不重要甚至是过时的，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该都放在供给端。专家指出，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也割裂了供给与需求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是片面的。实际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还需供给、需求两端发力。

　　两端发力 标本兼治

　　在临床医学中，如果儿童生病时伴随高烧现象，医生往往会在其皮肤上擦拭一定浓度的酒精溶液，通过酒精挥发吸收热量来进行“物理退烧”。尽管这种“治标”的办法并没解决“高烧”的病灶，但却降低了患者的痛苦程度与并发症风险，为“治本”赢得了宝贵时间。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之间的关系也与之类似。“其实，供给和需求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对立统一、紧密联系的，不能简单地割裂开来。具体来看，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我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和体制机制问题，需求侧管理在当前则主要是稳增长。因为如果整体需求不足、经济失速，那么即使是新兴、优质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金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指出，经济是一个整体系统，供给侧和需求侧只是人为的一种划分方式，改革中不可能只是单一侧的改革。

　　“当前，内外部的各种冲击让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适当进行需求侧管理，有助于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必要的市场激励，避免出现‘债务通缩’现象。”金煜表示。

　　掌控节奏 精准定向

　　需求管理稳增长，投资要有好方向。如果把握不好节奏和力度，过度强调需求侧管理，可能形成“强刺激”，激化经济内在矛盾；相反，如果完全只看供给侧，则有可能错失良好的改革时机。

　　近期中央和各地出台的一系列投资计划当中，“稳增长”与“调结构”并举的态势十分明显。例如，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提出，2016—2018年拟重点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303项，以完善我国综合交通网络。再例如，湖南省湘潭市近日发布的投资计划中，智能制造、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等新经济成为了“主打方向”。

　　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对中国投资指向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也表示赞同。他认为，相比很多发达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劳动生产率未得到充分提高与此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中国要向创新型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就要投向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

　　那么，供需两端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具体又该如何把握呢？对此，金煜给出了3点建议：一是准确找出经济下行原因，使需求侧管理政策精准发力；二是货币政策制定的原则和流程可以进一步透明，从而使经济参与者获得稳定的预期；三是供给侧改革应该有序推动、狠抓落实，珍惜需求侧管理创造的改革机遇。

　　平稳转型 高质发展

　　事实上，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时，已经明确了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作用和地位，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我们就是要通过供需二者的配合，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度过转型期，以最小的代价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健康轨道。

　　日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指出，全球经济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的超低利率和中国的产能过剩，实际上为中国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机会。余永定提醒，如果在未来5年中能够根据“十三五”规划推进相关建设，我国不仅可以抑制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而且能够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如今中国消费者对价格的关注度在下降，而对质量的敏感度却日益升高。因此，我们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首要位置，就是要将经济发展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张立群对记者说，一方面，需求侧管理稳增长关键在于“稳”，要遏制经济下滑势头；另一方面，在需求侧管理见效后必须及时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牢牢守住“需求侧管理要服务于供给侧改革”这一根本方向，以免错失机遇或出现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