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40年为什么要定名为经济特区呢「深圳特区40年为什么要定名为经济特区」

　　1984年4月，建设中的深圳蛇口工业区矗立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宣传口号。

　　1978年10月26日，邓小平一行访日期间，乘坐新干线列车赴京都访问。他对随行的记者说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觉 ：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1977年，正是中国大变革的前夜。

1978年2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城市居民生活虽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 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 万人等待就业等等。

A

“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7年，正是中国大变革的前夜。

1977年1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把广东作为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在当时，大规模集体越境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领导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自然不能避而不谈。邓小平听了逃港问题严重的汇报后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穷则思变。广东的逃港潮怎么解决？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第二天，即4月6日下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会后不久，第一书记韦国清回京工作，广东的工作由习仲勋主持。

中共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琚立铭回忆，习仲勋刚来广东时，住在珠岛宾馆4号楼，交通科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那时买鱼买肉要凭票购买，要排队。有些老人家凌晨三四点就去排队，为了方便，有人就放个小砖头、拿个小凳子占位。有时习仲勋也在早上5点多钟和群众一样去排队，体验群众的生活。后来，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没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都是香饽饽。这样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当时，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在高峰时期能达到每月两三万人。7月上旬，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了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一河之隔，生活水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通过实地考察，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在听取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他立即鼓励当地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

于是，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政策，缩小统购统销的商品品种，从1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最后减少到8种，这样一来，物资大大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B

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第一步尝试

对外部世界感受最深、对改革开放形成强大推力的是出国考察潮。1978年，由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就至少有四个。其中，1978年4月初，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前往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团成员目睹了港澳地区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香港没有耕地和资源，却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使考察团成员思想受到猛烈撞击。5月6日，考察团与广东省委习仲勋、刘田夫等人共同商议，回京后向中央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的意见，获得同意。

1978年5月31日，考察团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报告指出，广东省的宝安县、珠海县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当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广东省派人考察了这两个县，和港澳工委共同研究，拟定了一个规划，设想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宝安和珠海“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这份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在两地实行有利于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特殊政策，呼吁把它作为工作重点来抓。可以说，这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第一步尝试。

C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在深圳蛇口港附近的路口，一块棕红色的标语牌立在一片绿地中。上面有几个金色的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条至今响彻大江南北的标语创作者，是有着“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等诸多头衔的袁庚。

中央决定开发靠近香港“出口基地”的决定，恰好给陷入困境的香港招商局带来转机。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高度重视。他不久后就召见袁庚，在袁庚特意带来的地图上用铅笔在南头半岛上画了一个圈，慷慨地“给”了他一个半岛，袁庚竟然没敢要，只要了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几年后袁庚还后悔莫及，认为当时“思想不够解放”。就这样，“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于深圳特区在1979年年初挂牌成立了。

据前深圳南山区宣传部部长陈禹生回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两句标语来自袁庚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当时袁庚与一位香港老板谈生意，要买下一栋价值几千万元的楼房，双方周五下午2时签约，之后一起吃晚饭。但这名香港老板婉拒了会餐，因为他要马上把钱存入银行。因为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期，不能存钱，如果把2000万元星期五3时放到银行去，以当时的浮动利率14%来算，会多出几万元钱。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袁庚，被他认为是赴港学习的“第一课”。1981年3月，在一次工业区干部会议上，袁庚第一次宣读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口号。口号当时有六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

后来，蛇口工业区党委副书记许智明受袁庚委托具体负责落实口号上墙的事情。他找人做了一个标语牌，用红漆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两句话，竖立在指挥部几栋楼房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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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定名“经济特区”

1979年4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习仲勋赶回广东，立即向广东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习仲勋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随后，广东省委于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批准广东先走一步的决策，动员全省认真贯彻。会议期间，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接见了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

1979年7月15日，中央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的中发［1979］50号文件。12月17日，国务院第一次召开筹建特区的专题汇报会——京西会议。会议由谷牧主持，吴南生是主要的汇报人。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的王全国、范希贤、秦文俊，福建的郭超及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吴南生的汇报提纲为《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在汇报中，吴南生首次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1980年3月24日，中央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就这样，中国正式揭开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8月26日也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文图 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