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的转向其实从不存在从防疫的本质说起

首先讲下一个理性人看待世界和应对事件时应具备的几个简单准则，不只针对疫情，也适用于我们在大到人生抉择，小到日常事务的各种决策。

准则1：快速接受不完美的现实，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要放任自己在“本该怎么样”的无意义纠结中浪费时间；

准则2：决策的本质是取舍权衡，是在现实约束条件下，在各种利弊和不确定性间做权衡，得到某样东西往往也意味着放弃某样东西，放弃“既要…又要…还要…”的思维模式；

准则3：辩证看待世界，绝大事情都是处于两个极端间的中间状态，这既反应在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也反应在结果不会只有对错两个选项，放弃“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

准则4：目标导向，行动前先问问自己的目的，行动过程中不要被情绪和外界干扰甚至带偏，导致路径偏离目标。

防疫大方向的“转变”来得非常迅猛，大家也都能在执行层面感受到明显变化。从2019年12月到2022年12月，我们长达3年不计成本的防控策略终于告一段落。

2019年12月，面对来势汹汹且人类认知不足的新冠病毒，我们以人民生命安全为重，选择不计代价控制病毒，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毫无疑问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作为对比，我列出了主要国家截至目前的数据，如下：

以上国家均是发达国家或老牌强国，剔除了印度之类没参考价值的“脏数据”，数据质量算相对可靠。一枝独秀的当然是中国，而且这还是叠加了11月“优化20条”发布后“逐步放开”情况下病例猛增的数据，不夸张地说，我们确实创造了人类抗疫斗争史上的奇迹。

以上是成果，那么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上表是中国近10年的GDP增长率，2021年的8.2%似乎很耀眼，但那很大程度是2020年的低基数造成的。

我们知道随着经济总体量变大、政府考核指标多元化等原因，我们的GDP增长逐年放缓，不再有2010年前动辄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但疫情发生前依然都能保持在6%以上。

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潜在经济增长率”，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时，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可以简单将其理解成“不受干扰情况下，一个经济体本该达到的增长水平”。

潜在经济增长率靠的是人为测算，结果各有差异，一般认为我国当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5%到6.5%之间。因为不存在一个没有疫情的平行宇宙，我们不知道人为测算的数据是否准确，但防疫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强烈冲击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大家都能感受或正在经历经济萎缩带来的影响和困难。

明白了我们在过去3年付出的代价和成果，我们再来看看防疫策略的本质是什么？

新冠一开始就来势汹汹，如此架势，只要稍理智的人都能意识到来者不善，我们必须牺牲某方面做出取舍权衡。

取舍的两端很现实，一端是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另一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于是保人命还是保经济成为问题。但要注意的是，这两端并非完全对立，一定范围内牺牲人命固然可以减少经济损失，但如果牺牲人数多于某个阈值，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乃至动乱，经济发展更无从谈起。二者的关系可以用下图简单示意：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们也可以回想在2020、2021年，我们多数人其实在为国家的防疫策略自豪，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初，还有指责国家防控速度不够快、范围不够广的。

为什么会这样？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我们有共识，我们认为如果不严控疫情，我们会在上图的阈值右边——人命、经济两头空。这种共识来源于疫情在武汉刚爆发时的惨痛局面，也在其它国家攀升的确诊和死亡人数下得到强化。

这种共识当然也是对的，所以在我们防疫策略的作用下，我们在图3上的点从不防疫的B移动到现实的A，我们保住了人命，同时也是主要经济体中率先由负转正的。

此外，疫情前两年，大家依然对彻底战胜病毒而非与其共存抱有希望，大家觉得苦一苦总会过去的，很多人的经济和生活状况虽然已受打击，但似乎还没到临界值。所以大多数人当时都认可国家的防疫策略，也没有所谓“共存派”和“清零派”之争。

挑战发生在2022年，当西方国家似乎提供了和病毒可以共存的样例后，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近邻也在放开，当大家在漫长等待中发现彻底消灭病毒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当大家的经济状况和心理状态在长达2年多的封控中趋于崩溃，于是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做法是否正确。

首先，要意识到这种怀疑是很正常的，自省是个好习惯，何况疫情3年，好的、坏的都真真实实发生在了我们每个人身上，如果不允许讨论，甚至不允许思考，那便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然后，我们抽丝剥茧，看看是哪些因素在影响我们的权衡取舍。我做个不完全罗列，因素应该包含但不限于这些：

1、病毒和疫情特点：病毒的传播特点、传染力、感染症状、致死率、后遗症、预防措施、治疗措施等等，这些特点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也在持续变化中；

2、经济抗打击能力：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状况如何，不同特点的经济体对封控的敏感程度可能是不同的，不同底子的经济体对封控的抗打击力也是不同的；

3、封控难度和成本：不同的国情体制和人口文化特性，导致不同国家（地区）实施封控的难度、成本和可行性各不相同；

4、医疗资源充裕度：不同国家（地区）的医疗设施、医护人员和诊疗机制的情况各不相同，能应对多大烈度的短时冲击，不造成医疗挤兑甚至崩溃；

5、群体免疫准备：是否存在有效、安全的新冠疫苗？新冠疫苗每百人接种量多少？接种人群范围如何？

6、价值取向：更看重人命还是更看重经济？或者很现实地说，牺牲人数和经济增量的比例是多少才被认为是值得的？这里的牺牲人数除了数量外，还考虑被牺牲人的社会属性、年龄等，不同价值取向的国家（地区）对此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看待上述因素时还需考虑时间的作用，确实要牺牲一定人数或者经济的话，是“长痛不如短痛”地集中在短时间内好，还是用时间熨平冲击好。

此外，上述因素作为决策的输入也很难做到完全客观，实质都叠加了不同程度的主观判断，以病毒和疫情特点为例，理论上是个客观事物，但作为一种新病毒，人类对其的研究和认知并不充分，所以必然夹杂了一些主观断定。

这些都增加了决策的难度和决策结果的多样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疫情之初，对照着以上因素做个复盘，如下：

认识了自身情况，还需考虑不同国家公共政策的决策流程和模型是不一样的，决策水平也有高有低，当然我认为我们的决策水平是高的那一档。

我们在疫情之初分析各种因素，然后选择了高强度的防疫策略，取舍很艰难，但选择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当我们在2020年、2021年为我们的防疫策略和成果自豪时，其实没必要对其它国家过于冷嘲热讽，每个国家的情况和约束条件不一样，撇开决策水平高低，你怎么知道他们当时的选择不是自身的最优解？

回到标题，为什么我认为用“转向”、“彻底转向”这样的词来形容我们防疫策略变化不是太合适。

因为这样的用词很容易给人误导联想。一个联想是我们现在“躺平”了，所谓“躺平”指的是对现状无能为力后被迫的、无可奈何的不作为；第二个联想是过往的防疫策略是错误的，需要自我否定，所以才需要“转向”。

这些联想当然是错误的，我们再看前面罗列的权衡因素，这些因素都不是静态的，都是随时间动态而变的，比如病毒对健康的危害力变化了、经济经过长期防控的消耗比原先脆弱了、封控难度随着大家情绪累积变大了、医疗资源有所改善了、群体免疫准备今非昔比了，甚至国际政治形势变化了等等。

防疫策略跟随做动态变化，不断进行利害权衡和取舍，及时寻找阶段性的边际最优解才是正确做法，所以我们看到的每次策略变动，包括这次的“转向”都是这种战略原则下的战术性动作。

从这个层面来讲，官方的用词就非常准确，不存在“转向”，不存在“躺平”，有的是“优化”、“进一步优化”。

3年前，面对未知的疫情，不同国家（地区）基于各自情况主动或被动选择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也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有些国家赤膊上阵，默许一部分人是牺牲品，甚至把人命当成耗材，付出惨痛代价后“一切如常”。我们的人文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所谓“时代的一粒沙，个人的一座山”指的不仅是失业、收入减少，更是人命关天，所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防控。

我们在2020年和2021年是世界上的防疫典范，因为我们在保住人命的同时，经济社会也相对没有落下。

2022年，我们希望能在病毒毒性再降低一点，医疗应对水平再提高一点之后放开，从而尽可能让所有人都能渡过难关。

2022年快结束之时，我们在反复确认，并且等到一些国家的“社会群体实验”出结果后，最终决定结束高强度防控，将工作重心重回社会和经济发展。

很欣喜看到，大家在整个过程中虽然有过短暂的情绪发泄，但并没有被情绪带偏，更没被某些势力利用，这届网民真得成熟很多。

接下来的路，可能水到渠成，也可能还有波折，但理解了防疫的本质，我们继续齐心协力，再多点耐心，就不会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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