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余年来首次出现通缩专家无需过度解读

随着猪肉价格的大幅回落，中国11月份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自11年来首次跌至负值，这加大了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风险，并可能扭曲中国消费者的实际支出能力。

但是，多数经济学家表示，上个月由猪肉供应反弹推动的消费者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受到威胁。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官方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至-0.5%，低于10月份0.5%的增幅。这是2009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的CPI同比也出现了0.5%的下降。

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2%，猪肉价格暴跌12.5%，这主要是由于非洲猪瘟的传播得到了控制。

CPI为负通常被视为消费者支出疲软和经济增长乏力的信号。2020年，中国设定了约3.5%的CPI增长目标，去年这一数字为3.0%。但今年1月至11月，CPI同比仅上涨2.7%。

研究公司龙洲经讯的中国经济学家何伟表示：“这不是消费者支出上涨的信号。”他补充说，温和的通缩可能会使中国央行在收紧货币政策方面更加谨慎。

凯投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表示，11月份CPI的下降“完全是由猪肉供应改善推动的，并不是需求放缓的信号”。

麦格理资本的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则表示，中国经济仍在蓬勃发展，央行可能不会在政策中过多考虑CPI的数据。

胡伟俊指出：“CPI紧缩主要是由于去年下半年猪肉价格高企。”

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否能很好地反映消费者通胀，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前央行行长周小川于上月写道，通胀指标必须将资产价格考虑在内，否则它们将失去与现实的相关性。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随着整体经济增长提速，没有必要担心真正的通缩。“由于负增长是由于去年基数较高而引起的，因此，对负CPI解读过多是不对的。”温彬在报告中称。

与此同时，中国11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降幅收窄至1.5%，而10月份的降幅为2.1%。PPI反映的是工厂向批发商收取的产品价格。

中国整体经济继续从冠状病毒的影响中复苏，第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4.9%，高于第二季度的3.2%。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收缩了6.8%。

预计中国将是今年20国集团（G20）中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今年的增长率为1.9%，到2021年将进一步加速至8.2%。

中国海关总署于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中国的出口出现了近三年来的最快增速，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月度出口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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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没有出现过“通货紧缩”的时候?If 有,是在什么时候?

　　中国有出现过“通货紧缩”的时候——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处于严重的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deflation) ：当市场上流通货币减少，人民的货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影响物价之下跌，造成通货紧缩。长期的货币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及经济衰退。对于其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争议。但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连跌三个月，即表示已出现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就是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导致物价、工资、利率、粮食、能源等各类价格持续下跌。

20世纪末,长期处于通货膨胀压力的中国，突然陷入通货紧缩，为什么

当前的紧缩政策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通胀压力任何国家、经济体任何时期都存在。一、形成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通货紧缩的出现，有其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通货紧缩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商品供求总量与供求结构严重失衡，商品供给大于需求，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导致潜在的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结构错位较大，大量的潜在的产品供给得不到实现而沦为无效供给，造成商品价格水平较长时期处于低位徘徊的局面。通货紧缩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特有的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爆发的结果。(一)体制缺陷。1. 企业产权制度缺陷。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明晰、责任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我国目前90%的国有企业仍然是独资形式，停留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阶段形成的拥有相当经营自主权，只负盈不负亏的体制水平上，只有10%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向多元投资主体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转化。实际上这种制度转化也是很不彻底的，表现在各投资主体的股权代理关系扭曲，企业资产控制权、资产剩余控制权，资产剩余索取权的配置残缺上:作为国有企业所有权代表的国家，授权企业法人和企业内部职工代理经营企业资产，这种承包经营是为了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但产权的国有形式，其剩余控制权归属企业内部人，剩余索取权却归属于国家，这种典型的产权残缺使企业经营决策者为自己及内部人谋利益，追求企业内部人的效用目标，偏离所有者的财富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企业承包责任人名义上可以由推荐、选举、招投标方式产生，但实际上，企业承包人多数是由主管部门任命产生的(占81、5%，1999年数据)，这使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政府的“附属物”，无法摆脱政府对其生产经营的行政干预，难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使得企业的经营机制与市场需求极不适应，市场调节力弱，价格机制呆滞，竞争力较差，奖金周转慢，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等，产不适销，造成生产与需求脱节、效益严重滑坡，产品大量积压。产品积压，生产被迫压缩，这样企业困境的不断加深，是经济收缩持续下去的原因。2. 经济活动的扩张机制缺陷。经济活动的扩张，在适应需求的前提下还应建立在提高生产技术，促进产品升级换代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我国企业产权不明确，风险约束机制失效，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使得这些企业为了保持增长，只能依靠大量增加投资来扩大规模，增加产出而置市场的供求状况不顾，反正“赚了归自己，亏了归国家”，使得超高速投资成为支撑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直接原因。其结果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这种简单重复建设导致社会资源严重浪费，无法发挥其应有效用。据统计，90年代以来，每年新上3万个建设项目，大约有1/3项目亏损，1/3项目取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每年将近5000亿元投资没有发挥效益。如此低下的投资效率，实在无法使增量资源实现有效配置，而且重复建设的矛盾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暴露不出来，只有在过剩时重复建设的隐患才全部暴露出来。所以随着“软着陆”的实现，投资规模的缩减，泡沫破灭，企业立即陷入困境。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导致产品供大于求，企业负债增加，效益下滑，而靠扭曲生产要素价格，靠大量资金投入推动的生产模式越来越难以维持，因而盲目过度的竞争不可避免，供大于求的局面下物价自然下调。3. 企业退出机制缺陷。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包括转产、兼并重组和破产引起的企业消亡，即存量资源的再配置。通过兼并重组，可以使企业实现规模效益，对产业结构的调整，管理水平及扩大市场范围等具有正向效应。破产机制的健全，对于减少企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对破产存在偏差认识，产权的不可转让性也妨碍着企业的购并重组，在我国，国有经济各个企业之间可能有某种交换，但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换，因为不存在所有权的转移，例如国家可以要一个盈利的国有企业去“兼并”另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但其实这里的“兼并”并不是市场交换意义上的“兼并”，实际上只不过是国有企业间的组织合并。这使产业结构呈现难以调整的刚性:相当多的企业生产能力过剩，设备闲置严重而又无法转产，形成大量资产有形和无形损失，整个社会资源效用水平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表明，即使是95年我国900多种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已占一半左右，其中摄像机、彩色照相胶卷的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12、3%和22、1%，而95年只是商品供过于求的第一年，97年的年生产能力毫无疑问将进一步下降。而“兼并”亏损企业，给盈利的国有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使盈利企业被拖成亏损企业，整个社会资源无法得到优化，整体经济的运行质量下降。严重亏损的企业吞噬了盈利企业的利润，使企业目标偏离造成大量非经营性资产和高资产负债率，造成企业长期停产，债务的长期拖欠产生了国有银行的巨额呆坏帐，还造成社会信用体系危机。这样就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欲望，使企业进一步陷入压缩生产的困境，下岗职工人数增多，造成社会的不安稳团结，引起企业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倾向下降，通货紧缩进一步加深。二、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是在生产要素供给与社会对产品的需求的运动中实现的。在国有企业产权残缺，企业退出机制缺陷的前提下，企业的微观经营脱离了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和产品需求情况，表现为追求投资规模和追求少数热点项目的短期效应上，促进“短线”产业发展，抑制“长线”产业发展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政策的实质，80年代以轻工、纺织为重心的加工业扩张，90年代家电产业扩张更迅猛，造成重复投资和生产能力过剩。过剩的产品大量仓库积压，据有关人士估计，当前我国国内库存的总额大约为30000亿元，相当于9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4%.而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设施却投资不足，缺口加大，使整个社会的供给结构呈中间粗、两头尖的“仿锤型”结构，无法真正满足市场需求。受旧的投融资体制的影响，大量的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在增加经济增长泡沫的同时，某些行业产品的市场供给量超过市场需求，随着“软着陆”的平稳实现，“泡沫”破灭，加之出口不振，有的行业出现了亏损，其中加工工业全面生产过剩。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特点是农业基础薄弱、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滞后、重工业、加工制造业严重过剩，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不足。而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力度的逐渐加大，原来由政府和企业提供的福利性支出，将由个人全部或部分承担，再加上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下岗职工的增多，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看淡，居民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大幅下降，居民即期消费更加慎重，预防性需求增加，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50000亿元，大量潜在需求被搁置。目前我国住房业发展受福利性分房制度，住房消费机制滞后，非生产性费用过高等因素的影响，轿车进入家庭同样受到消费信贷和税费问题的影响，住房、汽车消费难以成为当前居民消费的热点。拥有8亿农民消费者的巨大农村市场被忽视而使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许多厂家只有在自己的产品被严重积压时才想起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但是没有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农村实际情况的简单“过剩”移转，又无法为农民所接受。这样，社会商品的供给总量与供给结构的双重失衡，使商品的需求增长速度小于供给增长速度，从而使整个社会供过于求压力不断增长，而需求市场又日益萎缩，导致出现通货紧缩。三、投资需求与投融资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跟着投资预期收益走，企业效率高，预期收益高，还款保证就大，就易于得到资金，企业也愿意扩大投资;反之，预期报酬低，风险高，企业就难于得到投资，其资金需求较为谨慎。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都是将国有银行作为第二财政，把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当作财政投入资金使用，盲目、低效投资，而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存在所有制性质的歧视，即使是国有部门预期收益低，产出份额连年下降，竞争力不断衰退，但依然大量借给资金，一些非国有企业前景良好，预期收益高，却得不到资金支持。这样，一方面导致国有部门不以市场准则看待资金的价格，大规模地吸纳资金大规模的扩大投资;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断向无效和竞争力弱的国有企业注入信贷资金，置效率、预期回报、竞争力、资产负债于不顾，导致银行产生巨额不良资产和高比例的坏帐、呆帐，据1997年1月人民银行颁布的统计资料，至1996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累计贷款余额470000亿元，其中根本无法收回的不良贷款为20%，约9500亿。如此高额的不良资产、坏帐、呆帐，迫使国有商业银行向企业化经营转轨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自身生存问题，为控制风险而减少贷款，出现了“惜贷”的现象。银行的信贷收缩，使企业的周转资金紧张起来，企业只能减少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对于我国众多依靠投资的扩张来增加产生的企业，是个致命的打击，而另一些效益久佳但急需资金来调整结构，更新技术来支持自己走出困境的企业，也更趋于萎缩，而商业银行的部份资金却找不到收益高，还款有保证的贷款对象，成为闲置资金，产生货币从生产中被“挤出”的现象。由于储蓄存款不能转化为投资，导致有需求不足，人均购买力增速下降。这是企业制度缺陷与融资约束之间矛盾的结果，它使大量奖金退出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易循环，造成通货紧缩。